特征一：消费倾向高于2020-22年，低于2017-19年
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支出增速的中枢从2019年的8.8%、8.5%下降至7.1%、6.5%，受预期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于疫情前3.3个百分点。2023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支出增速的中枢回落至5.8%、6.1%，消费支出增速重新高于收入增速。2024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回升至6.2%、8.3%，居民消费意愿回暖，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疫情前的差距从3.3个百分点收窄至1.8个百分点。
从海外经验看，疫情后居民消费倾向出现回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比如，2023年日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68.9%，低于2019年4.8个百分点。2023年德国和平均消费倾向与疫情前几乎持平，略低于2019年0.4个百分点。2023年法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19年2.6个百分点。2023年韩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19年1.7个百分点。
而2023年美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91.8%，高于2019年2.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2019年3.5个百分点。对比来看，德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2018年1.6个百分点。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疫情前6个百分点。
特征二：服务消费更强劲
2023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两年复合增速为6.7%，高于5.4%的居民消费支出，服务消费占比回升至45%；服务零售累计同比增速20%，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14.2个百分点。
2024年一季度，服务零售同比增长10%，显著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4.7%；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13.4%，高于8.3%的总消费支出增速。
服务消费复苏更强
，一是服务消费的占比长期趋势向上，二是服务消费受收入预期和财富效应的影响低于商品消费。
自2013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服务消费维持在11%左右的较高增速，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3年的40%提高至2019年的46%。但依然显著低于美国的67%，日本的56%。虽然疫情暂时打断了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的趋势，2022年服务消费占比回落至43%，但2023年服务消费占比再度回升至45%。
随着收入预期和财富效应的转变，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短期集中式的消费来获得即时满足的快乐，服务消费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比如重视体验和情绪价值的演唱会、淄博烧烤等消费形态更受青睐，表征节假日消费的高频数据不断攀升，但社零消费表现相对平淡。
90年代时的日本，服务消费也表现出了比商品消费更强的韧性。日本1990-1994年经历了持续的经济下行，但日本居民的服务消费复合增速却高达6.1%，而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的复合增速分别为2.8%、-2%。
从海外经验看，服务消费的疫后复苏韧性也更持久。比如，美国2020年下半年的商品消费增速已经超过了2019年水平，之后消费复苏从商品转向服务，2023年美国服务消费同比增速7.5%，既高于2019年的3.9%，也高于3.2%的商品消费增速。
特征三：出行类消费品表现突出
商品消费中表现最好的是出行类商品，也是服务消费的延伸。今年一季度，出行消费同比增长7.5%，其中户外用品市场规模在2022年和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3%。
汽车也具有出行消费的特征。2024年一季度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34.3%，拉动乘用车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了79.7%。15万以下车型销量的同比增速从去年一季度的1%上行至今年一季度的11%。
目前新能源车销量渗透率已经超过35%，但是新能源车保有量渗透率仅6.1%。将燃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的更新需求将持续支撑新能源车销量，目前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的比重已经从2020年的3.9%快速升至2023年1-5月的22.2%。
特征四：消费去地产化
低基数下，地产消费的同比增速从去年的-0.4%上行至一季度的5%，两年复合增速从-2.6%上行至1.9%，但受地产竣工周期逐渐结束、居民购房需求明显回落的影响，地产后周期消费在年内或依然维持偏弱状态。
往后看，消费去地产化的趋势将会延续。日本家具消费在90年代初快速回落，此后持续处于低增长水平。
总的来看，今年消费复苏依然是去年逻辑的延续——先修复消费意愿，后修复消费能力。服务消费维持较高景气度，商品消费继续去地产化，出行消费维持韧性是较明显的几条主线。
宏观层面：今年出口链仍强劲，明年或转弱。1）
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开支周期带动库存周期，美国以及全球主动补库存将贯穿全年，外需向好。
2）
今年Q1出口量同比增速超越实际GDP增速，是经济重要亮点。
3）
往后看今年Q2-Q4，出口价格中枢大概率上移，全球资本开支周期和主动补库持续，此外明年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可能导致今年抢出口。
4）
但明年海外部分行业或将进入资本开支周期的收尾阶段，全球库存周期亦将转入被动补库再到主动去库，我国外需大概率将转差。
中美经济的核心矛盾或将切换。
过去4年国内政策的核心矛盾是就业，房地产投资放缓和服务业受疫情遏制，基于稳定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诉求国内政策向制造业倾斜。此间，美国的核心矛盾是通胀。中美处于互补状态：外需拉动中国制造业、中国出口美国利好降温通胀。但到大选之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可能出现变化，外需转弱后，就业压力就需要通过内需缓解。
中国进入汇率敏感时代：中国实际增速降至5%附近，汇率波动对美元计价人均GDP的影响权重显著高于疫前。
预计美国大选，美联储降息并确认美国经济放缓，美元有望贬值并利好人民币计价资产表现，这种情形下内需的意义仅仅是稳就业。但若明年美元仍超预期强势，提振内需将兼具稳汇率、提振美元计价人均GDP增长的意义。
谁能接棒出口链？消费正在改善但斜率缓，地产企稳方能实现对外需转弱的有效对冲。
国内消费改善的确定性很强、但斜率偏缓且不同年龄/收入/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大。目前内需中最大的拖累项是地产投资，而地产投资对政策的敏感度显著高于消费，从体量和弹性看，唯有地产企稳才能接棒出口来抵御经济与就业转差的压力，这或是政治局会议首提消化存量房产的重要背景。预计外需转弱信号渐明后，内需特别是地产政策也将更为积极。当然，实质性政策变化或在下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