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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消费偏低、内需不足的国家。我国如果不能有效推进消费转型，宏观政策就只能在消费偏低的宏观大背景下求取约束最优，难以达成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兼顾各方的最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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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消费转型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某个具体数值。真正的答案是，最优消费占比的达成有赖于调节消费与储蓄（也是消费与投资）的市场机制的存在。这个市场机制依据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以及投资回报率，动态地在居民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最优分配国民总收入。说我国消费不足，是因为我国缺乏这样的市场化机制。我国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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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建议，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实质性推进消费转型。“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关键是设立多个国有投资基金。将基金份额均匀分配给全国人民，并让老百姓可以在基金之间自由选择。另一方面，让基金竞争国有企业的股权。居民部门通过国有投资基金间接持有国企的股份，可以感受到国企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通过居民选择国有投资基金，以及国有投资基金竞争国企股权两个市场，居民的时间偏好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相遇并达成平衡，引导收入在居民和国企间做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的配置。如此，消费不足的问题可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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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当前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切实推进消费转型。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没有明显改变，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加杠杆创造需求以稳定增长。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没有调整时，政府又因为债务忧虑等因素而自缚手脚。当前我国急需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切实推进消费转型。而在消费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纠偏对我国债务状况的不当认知，通过政府加杠杆来稳定增长也是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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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消费偏低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在建国初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各个人均GDP水平上，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明显低于对应人均GDP水平上的世界平均值。换言之，以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化路径作为参照，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图表 1）
在2023年6月29日发表的《
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
》一文中，笔者曾说过：“内需之中，消费才是最终需求，投资只是派生需求。
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偏低，就会衍生出内需不足的问题。
”【1】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临的外需不复危机前之强劲，国内经济增长因而越发需要靠宏观政策刺激内需来维持。而政策推动消费的效果一直不明显，因而主要通过刺激投资来带动需求。但这又衍生出了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负担加大等一系列副作用，反过来约束了政策刺激内需的能力和意愿。
当前比用宏观政策刺激需求更重要的，是推动消费转型，提升居民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
居民消费占比上来了，内需不足的问题会相应缓解，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可持续性（增长不再那么依赖宏观政策对投资的刺激）。此外，更高的居民消费占比也会让经济增长更多惠及居民福利。这是因为老百姓福利水平的高低，主要跟其消费水平相关。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如果比较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感受之间就会有脱节的感觉。
如果消费转型不能有效推进，宏观政策就只能在消费偏低的宏观大背景下求取约束最优，难以达成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兼顾各方的最好效果。
对推进消费转型的必要性，各方早有认识。
2009年国务院第1号公报就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方式“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城市消费”【2】。十几年过去了，
我国消费转型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是在推进转型方面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而没有抓住消费转型的关键问题。
误区之一，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来推进消费转型。
居民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率，就是居民在其收入中愿意拿出多少比例来消费。居民消费等于居民收入乘以消费倾向。把眼睛盯在消费倾向上，而不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想办法，效果不会太好。这是因为消费倾向是居民基于其所处状况和预期之下的最优选择，很难为宏观政策所左右。而就算真的把居民消费倾向给刺激起来了，也一定是以降低居民储蓄、增加居民债务为代价，有可能危及居民资产负债的稳定。
误区之二，认为可以通过加工资来推进消费转型。
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来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进消费转型，是典型的微观思维。工资水平的上升确实会让有工作的人收入增加，有推升工资总额的效果。但工资水平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更多用资本来替代劳动，从而抑制就业，因而又会压低工资总额。这两个效果一正一反，基本相互抵消，所以
工资总额占经济比重与工资水平高低没太大关系
。我国仅在次贷危机前后几年，因外需带动国内企业利润显著变化，让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动。其他时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均很稳定，不受工资水平高低的影响。（图表 2）
误区之三，认为可以直接给居民发钱来刺激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当期收入的函数，更是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的函数。
如果不能提升收入预期，短期收入增加的大部分会被居民储蓄起来，不会变成消费。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政府就算直接给老百姓发只能用来购物的购物券，也会挤出老百姓其他的消费（老百姓也会把本来准备购物的钱给存起来），从而使购物券刺激消费的作用受限。此外，与政府出钱做投资项目不同，给居民发钱来刺激消费并不会形成资产，因而会更快引发财政可持续性的忧虑。而对我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直接发钱会不会养懒汉，降低我国国际竞争力，也有不小争议。
以上这些认识误区之所以会出现，关键原因是有关我国消费的讨论并未触及真正的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应该是多少？
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消费不足。消费比重低不低，是一个实然的实证性问题；而消费是否不足，是一个应然的规范性问题。
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只涉及对现状的测量。只要把数据搞清楚了，大家的看法不会有太多不同。但要说消费是否不足，则包含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标尺没有弄清楚之前，消费足不足的问题难以回答。
要判断消费足还是不足，先得问足够（合适、恰当）的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然后再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比较标尺来评价现状。
显然，消费肯定不是越少越好。
一个经济体如果消费为零，会连其人口都无法维持。但另一方面，
消费也不是越多越好
。极端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被消费掉，则不会有储蓄和投资，那未来获取收入和消费的能力都会大受影响。
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持续的过程——现在要消费，未来也要消费。要兼顾现在和未来的消费，就需要在现在的收入中，既要拿一部分出来马上消费掉，也要拿出一部分储蓄起来变成投资，以便为未来提供更多收入和消费。
所以，
在收入之中，会有一个让消费者最好地平衡现在和未来消费的最优消费比例。这个最优比例是多少，既取决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如何权衡），也取决于储蓄回报率的高低。
消费者越不耐心，越要现在消费，消费占收入比重就会越高；消费者越耐心，则越会倾向于推迟消费，消费占比会越低。另一方面，储蓄回报率越高，则意味把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的效率越高——牺牲单位当前消费而增加储蓄，在未来带来的收入和消费的提升幅度越高。这样，消费者当然会愿意少消费，多储蓄。反过来，如果储蓄回报率较低，则消费者会倾向于多消费、少储蓄。由于GDP同时也是经济的总收入，所以
消费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取决于消费者时间偏好和储蓄回报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推理只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才是成立的。因为只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储蓄（投资）才有机会成本，即不储蓄而消费所能获得的效用。对一个不消费的经济主体来说，储蓄没有机会成本，将所有收入都用作储蓄是最恰当的选择。当我们在探讨消费是否足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做价值评判的视角。当然，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应该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为最终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依归，则从消费者出发便是应有之视角。
企业部门是经济中的主要投资者（政府也会做一些投资），会把经济中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相应地，企业部门是储蓄回报的主要提供方。企业部门自身不做消费。因此，在不受到外界约束的时候，企业部门会将其所有收入均拿去投资（变成企业储蓄）。但
如果企业为消费者所拥有，则消费者的偏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约束。
笔者在《
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
》一文中已论述了这种约束背后的道理。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曾说过：
“通过融资和分红，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可以建立起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从而使得资源在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引导下，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做最优配置。在这一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发生——因为投资回报率低了，资源就会自动流向居民部门，变成居民消费。”
通过融资和分红，资源会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双向流动，令国民总收入（GDP）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时时做最优动态分配，从而达成消费者时间偏好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最恰当的消费占比。
因此，
要问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多少消费占比是恰当的，答案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数值。真正的答案是，最优消费占比的达成有赖于调节消费与储蓄（也是消费与投资）的市场机制的存在。
这个市场机制依据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以及投资回报率，动态地在居民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最优分配国民总收入。
这个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以居民对企业部门行为有约束力为前提。离开了这种市场机制，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有了前面的准备，中国消费不足的结论已呼之欲出了。
说我国消费不足，不是因为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低于某个目标值——因为谁也不知道消费占GDP比重应该是多少——而是因为我国缺乏调节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市场化机制。
这在宏观数据上表现为我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割裂。（图表 3）
“我国企业向居民分红不多，表明我国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失灵了……我国因为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联系被割裂，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流向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和股权高度集中的私企）的收入并不会自动变成企业向居民的分红。这就使得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被市场自动纠正。这是中国经济长期消费不足、储蓄过剩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与西方国家一个重要差别。”
造成我国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割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无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数量庞大的国有资本虽归全民所有，却很少有国有资本回报被转移给居民部门。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国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分别为308.3万亿元和352.4万亿元，扣除负债后，分别形成了国有资本权益（国有资产）86.9万亿元和25.3万亿元。二者相加，2021年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对应的国有资产（净资本概念）总量为112.2万亿元。除此而外，我国还有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42.9万亿元。我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如土地）还未计入上述数字之中。【3】
根据财政部预算司披露的数据，2021年我国财政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分红、产权出让等各项收入的总和为5170.43亿元【4】。在这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收入以资本金注入、补贴等形式回到了国企。最终，仅有2472.84亿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调出，充入财政【5】。
当然，国有企业还通过支付雇员工资、缴纳税款等其他方式在我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都是各种企业都会发挥的作用。
国有企业作为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企业，理应在工资税款之外，还通过资本回报的方式回报全民
。但从前面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可以计算，从财政获得的净回报来看，2021年我国国企112.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资本回报率仅为0.22%。此外，国企虽然也会直接向持有国企股份的居民分红，但数额相当有限。
这样一来，
我国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所产生的资本回报，不管是直接向居民分红，还是间接通过财政向居民转移，数额都不大。
这就使得我国居民与国企间的财富效应联系很微弱。当然，我国居民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割裂并不都来自国有企业。
那些股权高度集中的民营企业，其资本回报向广大居民转移的规模也很有限。
从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的收入不多，反映了居民部门对企业部门约束力的缺失。这让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在我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于是，尽管我国过度的投资已经明显压低了资本回报率，但储蓄率和投资率仍然处在高位。可以用GDP与资本存量的比值来间接推知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走势（二者理论上应该正相关）。次贷危机之后，我国GDP与资本存量之比值大幅下滑，目前已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我国资本回报率已经明显走低，储蓄投资已经不再像次贷危机前那么有吸引力。如果调节消费与储蓄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应该看到更多收入被配置到消费而非储蓄上，令我国储蓄率下降。但事实恰恰相反，
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储蓄率并未随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走低，反而长期高于次贷危机前的水平。过高的储蓄率是我国消费不足的又一个证据。
（图表 4）
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居民福利，那么全社会收入该如何使用才能最有利于居民福利的提升，自然是居民最有话语权，应该交由居民来决策。
特别地，收入在消费与投资（或是消费与储蓄）之间该如何分配，应该由居民来决策，如此方能保证消费与投资的配比在最恰当的水平——也即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水平。
但在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之间明显割裂。这种割裂表现在宏观层面，是全社会收入未能充分流向居民部门，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这使得全社会总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其使用不受居民支配，从而让居民消费不足。在微观层面，这种割裂又表现为企业的投资行为较少受到居民偏好的约束，从而导致过度投资。所以，
以经济发展是否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为评价标准，可以判断我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要推进消费转型，提升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当然要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但仅仅增加收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构建起根据居民偏好和投资回报率来动态调整消费和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市场化机制。
离开了这个机制，居民收入占比、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谁也不知道。而不知道应该的比例是多少，提升居民收入的宏观政策就会无的放矢。
在私有制经济体中，居民持有企业股权，以股东身份约束企业，因而在需要企业分红的时候，可以让企业给居民部门分红。这是形成调节消费和投资之市场机制的天然形式。
但对我国而言，私有化并不是可行的选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个重要考虑原因，苏联和东欧国家国企私有化留下的惨痛教训也值得吸取。
在苏东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全体国民虽然是国企名义上的所有者，却在在企业实际的运营及私有化过程中没法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缺位的所有者”。这使得企业内部人可用其信息优势，大肆侵占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
所以，
苏东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问题，最终变成了企业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催生了众多靠攫取国有资产而肥的寡头
【6】。即使仅仅考虑苏东的前车之鉴，我国也需要在私有化之外找推进消费转型的其他办法。
笔者建议，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实质性推进消费转型。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在国有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构建起财富效应联系。这一方面是要让国有资产在普通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从而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国有资产带给自己的财富效应。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因为国有资产的存在而更有钱、更敢花钱。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两大部门间财富效应联系的构建，形成依据老百姓的时间偏好和企业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动态调节资源在国有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关键是设立多个国有投资基金。
初始的时候，将国有企业股权较为均匀地注入这些国有投资基金，让基金持有。然后再将基金的份额均匀地分配给全国人民，
让全国老百姓都变成国有投资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完成初始的分配之后，国有基金可在国有企业股权市场中自由买卖国企股权，以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百姓不能将其基金份额卖出，以免部分民众因信息劣势或其他原因而不恰当地将其国有基金份额卖掉，失去未来国有资产对其的保障。但每年，老百姓可以将基金的分红提现出来花销。
老百姓还可以在不同国有投资基金之间转换其份额
——老百姓可以随时按照基金净值将其持有的某个基金的份额转换成为另一国有投资基金的份额。（
图表 5）
在这个“全民国企持股计划”中，关键之处是构造了两个竞争市场。第一个市场是国有投资基金之间竞争老百姓份额的市场。
基金要努力通过自己更好地投资业绩来争取老百姓的认可，以扩大基金规模。那些投资业绩低迷的基金，份额将会逐步流出，最终被市场淘汰。在这个市场中，国有投资基金为在竞争中胜出，自然会以老百姓的偏好来经营基金，在老百姓需要基金多分红的时候多分红，需要基金少分红的时候少分红。
通过这个市场，居民部门的时间偏好可传递至国有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