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今市场-民主制度条件下的“不幸福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是为何，如今的人就会比他们的父辈、祖辈更容易罹患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呢？从前，有关人类幸福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盲区，除了历代哲学家的零星论述，几乎找不到任何当代人写的有说服力的著作，来回应这个现实中亟待解开的谜团。正是莱恩教授的这部作品填补了空白，而如今它的中译本的出版，也可算是为与西方一样，患上了“经济增长崇拜症”的中国，提供了一剂足以催人清醒的良药。
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作者的观点或许是颠覆了普通人认知的。他认为，在现代化之前，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两者的确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即“你增我也增”，但是后来，在人类脱离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进入到“法理社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经济收入的增长对于增进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而言，依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对于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温饱线以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收入增加能给他们增添的幸福感，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统计，很多时候，虽然人们的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也远不如从前。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贫困国家能买到幸福，而在那些发达、富裕的国家却做不到。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来解释。而更可能的情况则是，人们发现，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确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忍受工作领域的深度细分带来的更多无趣体验等。此外，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转而要求更多的自尊和自我掌控感，而这一点，恰是市场制度无能为力之处，人们为此而感到一丝不满，显然也在情理之中。
有鉴于此，曾有人提出一条推论，认为人们日常所需与幸福感的关联度下降的情况似乎表明，至少在富裕国家中，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正在淡化。但作者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对物质主义更精确的测量表明，至少在美国，这一倾向并未淡化，反而在经历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就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说，似乎也很能理解这种现象：在一个以“消费”为大多数人最高生活目的社会中，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永远只会增，不会减——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无限性是欲望的本质”，或者如霍布斯所看到的那样，“幸福乃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持续推进过程，前一个目标的到达，只不过是通向后者的铺垫。”
而在我看来，物质欲望之所以会在当代人生活中的大行其道，受到人类本能的驱使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诱因。物质至上的思潮，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脱嵌”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生活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是被镶嵌在一个由家族和宗教团体规定的、基本固定的场域中的，而现代社会的个体，由于“上帝死了”观念的流布、传统家族形式的分崩离析，以及个人迁徙、流动频率的增大，却需要半被迫、半自愿地去面对自身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均无所依傍的现实。这种情形，很容易造成幸福感的流失，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只能在物质欲得到满足的一瞬间体验到幸福。而为了时不时得到些许的幸福感，则必须拼命赚钱，让自己有闲钱去消费，变成作者笔下的“享乐跑步机”。
除了个人幸福，当代普通人最关心的，大约莫过于下一代的幸福了。但作者在书中提到，至少在美国，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人们的辛勤工作换来的经济增长，提升了下一代的幸福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统计结果，可能真的与“幸福感”的特点有关：它是一种如此抽象由模糊的感觉，如此缺乏可衡量的尺度，因为每个人对它的定义，都是完全个人化的。
因此，即使你觉得努力工作赚钱能给孩子带来幸福，孩子却未必这样认为；孩子即使今日这样认为，若干年后，等他到了你现在的年纪，也未必会认同你今天对“幸福”的定义。更何况，对于幸福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很可能你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而更可能的是，未来世界的变化速率，会远超你今天的想象。所以，在乎安全感的你，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焦虑，替几十年后子女的生活担忧，你需要做的，仅仅是为当下的自己和家庭，争取些许近在眼前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