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所取舍的影印本开始,到纸质文献数字化、高度依赖检索的当下,《诗刊预告》反而被湮没,足见阅读媒介的变迁会影响信息的获取,认知也有倒退的时候。
徐志摩的首部诗集是1925年自费刊印的线装本《志摩的诗》,近年龚明德和陈子善曾撰文考证,发掘出1925年3月《晨报副刊》刊登的一则出版广告,判断应出自徐志摩之手。两位学者文中的版本均作:
这是徐志摩亲自选定的一本诗集,在这小本子里,就只光光的几十首自制的新体诗,书头没有序言,书背没有跋文,诗行间没有注解,就有一两处,却并不因为他的诗特别的贵重,这倒的确是因为印书成本的关系——呕心血做诗赚不了钱,印出去还得自己贴钱,那可是太惨了,这层也得请买主们原谅。……
品读这段文字,“(注解)就有一两处,却并不因为他的诗特别的贵重”的逻辑令人费解,注解难道能体现诗的贵重吗?查阅原版报纸便会发现,中间漏掉了两行,原文为:
诗行间没有注解,就有一两处免不了用上几个洋字得求读者的宽恕。这本书的定价有人或许嫌高,但这卖价较高,我们得声明,却并不因为他的诗特别的贵重……
这则广告登在报纸两版中缝,缺失的正是中线边缘的两行。1981年,人民出版社将《晨报副刊》合订本影印出版。本世纪初,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扫描了馆藏的《晨报副刊》,成为数据库时代最广为使用的电子版。这两个版本中缝附近的文字均被装订遮挡,应是造成误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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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曾两度主办《诗刊》,一是1926年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版的周刊,二是1931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发行的季刊。1930年《新月》杂志3卷2期封底刊有一篇未署名的《诗刊预告》,谈及继四年前《晨报》诗刊之后再次创办诗刊的动机,披露了作者群体和面世时间。
早在1965年,台湾文学史家刘心皇在《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中已指出这篇《诗刊预告》系徐志摩手笔。1986年版顾炯撰《徐志摩传略》和1983年完稿、1988年初版的邵华强编《徐志摩年谱简编》亦将《诗刊预告》视为徐志摩作品征引。但这一早已进入学界视野的重要文献,不仅各版《徐志摩全集》均失收,近十年间,专门挖掘徐志摩佚文和考察《诗刊》创刊情况的学者也未留意,何以会有如此反常的疏漏呢?
198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全套《新月》杂志影印本共7册,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然而影印本并非原貌,剔除了大量广告页,《诗刊预告》也被当成广告删掉。若读的是《新月》影印本,则看不到这一材料。有学者详细对比过上海书店版《新月》与原版的差异,指出影印时应注意保存史料的原生态,不应预先筛选,出版者眼中无用的“边角料”可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史料
(详见王晓渔《〈新月〉杂志影印本勘误》)
。“全国报刊索引”也扫描了完整的《新月》杂志,包括3卷2期的封底,但未将广告页单独列为篇目,无法直接用关键词检出。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数据库中,《新月》3卷2期的底本是1931年2月的再版本,无封底。
1985年以前的研究者只能阅读《新月》原刊,因此没有错过封底醒目的《诗刊预告》。从有所取舍的影印本开始,到纸质文献数字化、高度依赖检索的当下,《诗刊预告》反而被湮没,足见阅读媒介的变迁会影响信息的获取,认知也有倒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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