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史料的不对称与感性的入侵——浅析《亚美尼亚各各他》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相关研究

历史学系 李若兮 2200014513

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社群历史

在聚焦于亚美尼亚大屠杀之前，有必要回顾 1915年以前亚美尼亚族群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历史 。Mehrdad Kia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的第五章“宗教社群”提供了线索：亚美尼亚人的Arshakuni王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国家，4世纪亚美尼亚人的王国被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瓜分。在拜占庭占领时期，亚美尼亚人的格里高利教会被东正教视为异端，而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后，穆罕默德二世承认了亚美尼亚人的教会，任命牧首并推行米勒特制。尽管亚美尼亚人在身份上是低于穆斯林的“二等公民”，在当兵、当官等方面受到限制，但相比拜占庭时期，亚美尼亚社区处于相对和平和不受干扰状态。

然而，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多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南高加索，这些地区长期是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争夺的要地。奥斯曼人为了奖励在边境与伊朗人作战的库尔德人，在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划定以库尔德人为首领的行政区，亚美尼亚人不得不生活在世仇库尔德人的统治之下，并忍受后者的凌辱和财政剥削。 19世纪以来，奥斯曼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欧洲交流增加，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进入亚美尼亚社区，与库尔德人的压迫一道使亚美尼亚人萌生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并产生了两个提倡暴力革命的团体——Hunchak和Dashnak。苏丹哈米德二世1896年的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穆斯林的恐慌和暴行造成了数万至数十万亚美尼亚人的惨死。1908-1909年间的阿达纳大屠杀中又有约2万名亚美尼亚人遇害，始于1915年的大屠杀则导致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境内几乎绝迹。 ^②

对于这场开始于 1915年的大屠杀的性质和成因，各方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有一些史实是各类研究共同提及的：1912-1913年间，奥斯曼帝国在从意大利军队手中保卫利比亚和巴尔干战争中都遭受了重大失败，并因此在《伦敦条约》中几乎丧失了所有欧洲领土。1914年2月，奥斯曼和俄国签订《亚美尼亚改革协议》，这项协议规定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六个行省被重划为两个亚美尼亚自治区，受到外国总督管辖。这一协议让奥斯曼政府大为不满，并在同年12月撤销之。1914年底至1915年初，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边境对俄作战、美索不达米亚对英作战中都以惨败收尾，并面临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危机。1915年4月，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战略重地凡城（Van）中的亚美尼亚人起义，与奥斯曼军队发生激战，俄军出兵解救城中的亚美尼亚人。稍晚些的4月24日，伊斯坦布尔城内约240名亚美尼亚政治与文化领导人被逮捕，这一天因此成为国际公认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日。5月26日，CUP（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塔拉特向奥斯曼大臣会议提交《驱逐法》并得到批准，该法案规定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全部搬迁至远离俄国阵线的秘密地点。接下来一个月中，驱逐令被扩大到全国。5-6月中，大批亚美尼亚男人被杀，妇孺则被驱赶着穿过大沙漠，目的地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沙漠定居点——代尔祖尔和摩苏尔，然而大部分因为虐待、拷打、强奸、饥饿而死在路上。这场致命的驱逐从1915年延续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战败。

二、来自土耳其、亚美尼亚和西方的三种学界观点

大屠杀发生以来，历史学家对此主要持三种观点：大部分土耳其历史学家否认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存在，坚称这是一场两方均有人员伤亡的历史悲剧 ^③ ，亚美尼亚人的不忠和通敌是主要原因，伤亡人数不多于数十万，且多数死亡是由转运途中的饥饿和伤病以及库尔德人未得到官方许可的虐待造成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种族灭绝是有预谋的行为，早在一战前就计划好了，且有 100-150万人在此次屠杀中丧生；大部分欧美史学家认为青年土耳其人在1915-1918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在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的内外交困情形下的极端反应而非早有预谋，换言之，如果没有一战，亚美尼亚大屠杀很可能不会发生 ^④ 。

1976年，Gwynne Dyer在《中东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土耳其“造假者”与亚美尼亚“欺骗者”：历史学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文章，回顾了五十年间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研究。Dyer在报告中指出，第一种观点的代表如土耳其学者索尼尔（Salahi R. Sonyel），他认为亚美尼亚人计划在1915年全面起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奥斯曼政府的驱逐令只是出于对暴动的恐慌，伤亡则主要来自从监狱释放的守卫和库尔德人，并强调亚美尼亚人对穆斯林的攻击和奥斯曼在一战中的伤亡。虽然索尼尔无疑通过在精心摘取史料淡化奥斯曼政府的罪行，但他指出的少数亚美尼亚人通敌和制造暴乱的行为的确存在。在亚美尼亚方面，Dyer提到了Abraham Hartunian的回忆录，这名新教牧师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亚美尼亚人被驱逐致死的惨状，然而“人们同时耿耿于怀地意识到，如果经受此等折磨的是穆斯林，他（Harstunian）也不会感到十分不安” ^⑤ 。Marjorie Housepian的作品《士麦尔那1922》围绕着伊兹密尔的大火展开，但主要关注了亚美尼亚人在大火中的伤亡，Dyer认为本书的缺陷在于史实的错漏、史料的偏颇和与Hartunian相似的二元论，并质疑了作者对大火原因的猜想。Dyer还指出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研究受到语言和资料开放程度的限制，且亲历者双方无意进一步推动原始调查。他批评亚美尼亚民族创造并延续着受害者的神话，掌握更多资料的土耳其则没有担负起历史书写的责任。作为总结，Dyer采取了第三种立场，既不否认这场屠杀带来的恐怖后果，也指出亚美尼亚人并非如他们宣传的那样无辜。2009年，Ronald Grigor Suny进一步指出“由于全面阐述种族灭绝的背景和原因似乎会让否认者得逞，亚美尼亚学者拒绝赋予青年土耳其人的行为任何合理性”，然而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多宗教、异质性特点和1915年民族主义的有限发展，认为帝国执政者清除异教徒或异族蓄谋已久的观点并不合理。

Ahsan I. Butt和Donald Bloxham分别在发表于2003年的著作和期刊中继承并发展了Dyer的观点。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亚美尼亚大屠杀发生的主因是奥斯曼帝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指出，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内“忠心的米勒特” ^⑥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暴力革命、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这一尝试与第十次俄土战争中穆斯林移民问题一道，加剧了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内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的冲突，在哈米德二世的残暴政策下酿成屠杀。1908年，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寻求和青年土耳其人协商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1909年苏丹的反革命政变使亚美尼亚人的希望落空。随之而来的是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和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这为亚美尼亚大屠杀埋下伏笔：大片基督教领土的丧失使奥斯曼向纯粹的穆斯林帝国靠拢，接连失败也使执政者的态度由乐观转为悲观，并对再次丧失土地充满恐惧；同时亚美尼亚人也进一步意识到依靠美、法、俄等大国取得独立的可能性。对于驱逐和屠杀本身，作者指出了几件重要事实：对亚美尼亚人成规模的屠杀并非自参战开始，而是在局势最危急的七个月后；当预期中外敌的进攻没有发生时，驱逐也没有发生，例如1915年3月的君士坦丁堡和埃斯基舍尔；奥斯曼的对手俄国人得到了来自亚美尼亚志愿军的帮助；亚美尼亚人集中分布在支撑整个帝国战场的脆弱补给线周围，并已经出现了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蓄意切断交通线的事件。一系列分析后，作者重申了立场——即便以上理由全都成立，做出屠杀上百万非战斗人员的反应也极不相称；一旦种族灭绝形成势头，它与外部威胁的关系就会减少。更重要的是，所谓外部危机也很大程度上是奥斯曼政府决策失误的结果。

据 Suny于2009年的报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双重叙事在拥护者的数量和学术史的接受程度上，以及在证据方面都不相上下 ^⑦ 。然而，2010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和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似乎出现了与亚美尼亚民族史学家合流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声音倾向于将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与对其他非穆斯林如保加利亚人、亚述人的驱逐联系起来，以证明穆斯林对基督徒的普遍恶意和种族清洗意图；或用1918年苏丹设立的军事法庭和1922年安卡拉国民政府对恩维尔等人的惩戒不力，以及土耳其长期以来拒绝认错的态度来反推1915-18年帝国高层对亚美尼亚人问题的看法 ^⑧ 。持这一观点的欧美学者、政客和发言人常常援引一部作品：由大屠杀的亲历者、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Grigoris Balakian）于1922年以亚美尼亚文出版的回忆录《亚美尼亚各各他：一部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回忆录，1915-1918年》（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以下简称《亚美尼亚各各他》）。

三、巴拉基昂与《亚美尼亚各各他》

格里高利斯 ·巴拉基昂于1876年左右出生于Tokat城，在德国接受了高等教育，曾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宗座牧首区担任外交职务，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社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虽有长期在欧洲留学，巴拉基昂在大屠杀开始前并无争取亚美尼亚民族独立的想法，并唾弃为此目的背叛奥斯曼投靠俄国的族人。1914年战争打响时，巴拉基昂正在柏林学习神学，他不顾劝阻返回伊斯坦布尔，于1915年4月24日的著名行动中被捕并关进以东两百英里的Chankiri监狱。1916年2月，他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幸存者一起被迫离开Chankiri流放到代尔祖尔。4月，他逃离押送队伍躲进了阿曼山脉，加入了德国铁路公司的隧道修筑工程，并凭借流利的德语得到德奥专家的庇护，在6月另一轮驱逐中幸免于难。随后的战争岁月中，他时而秘密逃亡，时而装作德国人躲避流放，并坚决反对任何使他皈依伊斯兰教的尝试。他一路上多次得到来自亚美尼亚同胞、德国人甚至土耳其人的帮助。1918年9月，巴拉基昂伪装成德国士兵回到君士坦丁堡，开始写作他的回忆录。1919年，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并努力促进对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的审判。1921年，他为塔拉特的行刺者Soghomon Tehlirian作证，使得他被无罪释放。1922年，《亚美尼亚各各他》首次出版。

这本长达 576页的回忆录被分为两卷，第一卷名为《一个流放者的生活》，时间跨度从1914年7月返回君士坦丁堡到1916年4月逃出流放队伍，第二卷名为《一个逃亡者的生活》，从逃入阿曼山脉写到1919年1月离开土耳其。 其主要内容自然是流放和逃亡的亲身经验，但也包括对途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亚美尼亚家庭、孤儿、伊斯兰化的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通敌者、冷血的土耳其军官、反感驱逐令的土耳其人、德国和奥地利工程师——的记录 ^⑨ 。他还记下了亲眼目睹的屠杀、成堆的尸体和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妇女和儿童。他也试图揭露一个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系统性的“灭绝计划”，证据包括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分类并命令线人拟出4月24日逮捕的名单；鼓励流放的亚美尼亚人将财产寄存在当地政府以便占有它们；在亚美尼亚家庭门口放置武器并污蔑他们有谋反之心等等 ^⑩ 。尽管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一理论很可能不成立，巴拉基昂留下的线索依然值得注意。《亚美尼亚各各他》最初在亚美尼亚人之间传播，陆续被翻译成二十余种其他语言，其英译版于2009年问世。其内容时间跨度之广、证人和证词之丰富，不仅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绝无仅有，在全世界的大屠杀回忆录中恐怕也难以超越，因此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

《亚美尼亚各各他》对史学界立场的影响或许并不太大——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已经被认定的史实和被精密论证过的结论并不容易被动摇，然而它的确为部分亚美尼亚史学家延续提供了丰富素材，并影响了部分学术著作中对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表述。以尤金 ·罗根出版于2016年的作品《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为例，尽管作者以将宏观叙述与个人记忆的结合为特色，在第七章“亚美尼亚大屠杀”中，巴拉基昂的记叙还是占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在约占全章内容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作者从《亚美尼亚各各他》中拾取了几个人物和片段，通过生动的对话和场景描写展现了亚美尼亚人所经受的非人折磨：杀人如麻的冷血土耳其军官、受过良好教育却家破人亡的亚美尼亚小女孩、为了不被敌人折磨自愿沉河的母亲……作者并无夸大之嫌，但这一章的确因此成为了全书中最生动和令人难忘的部分。留在读者脑中的不仅仅是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时间线和前因后果，还有脆弱无助的亚美尼亚人形象和冷酷暴虐的土耳其人形象。仅仅一个章节便是如此，遑论《亚美尼亚各各他》整部书将如何影响读者（尤其是并非历史学者的读者）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认知了。

四、反思与结语

一战期间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决策下，以穆斯林为主的武装成员强制迁移对亚美尼亚平民并且有意施加致死的暴行，造成了亚美尼亚民族的重大创伤，基本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巴拉基昂的回忆录以其真实动人的情感流露、可信的访谈和对所见所闻的详尽记录为后人重现了土耳其人驱逐、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恶行。 作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幸存者，他对土耳其恶行的谴责完全合乎情理，因为遭受强制驱逐、暴力和劫掠的对象是他的族人和亲人，和他分享着血缘和信仰；是上百万非战争人口，其中包括数百年来作为奥斯曼帝国忠诚子民的亚美尼亚人，还包括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他难以相信这样深远的伤害是在相对偶然的情形下被造成的。然而同样不应该忽略奥斯曼帝国此时面临的形势之严峻以及亚美尼亚人与俄国的联系之密切——这当然不是进行灭绝式屠杀的理由，却是对亚美尼亚人逐渐失去信任、并将他们置于与奥斯曼帝国对立位置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些遭受迫害的亚美尼亚人在巴拉基昂的回忆录里拥有了姓名和话语，拥有了对酷刑和惨死的详细描述，这带来了一种倾向——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大众似乎都暂时地抛弃了进行因果分析的理性，进入对受害者莫大的痛惜和同情之中。 这使得他们可以忽略 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协商甚至合作的尝试、奥斯曼帝国在1915年初在战局上的巨大不利、巴尔干战争后亚美尼亚人被俄国和德国档案记录证实的通敌嫌疑以及亚美尼亚人在泽顿、凡城起义和阻碍交通线的事实，以至于得出土耳其人消灭非穆斯林是蓄谋已久，而一战不过是合适时机的结论，将青年土耳其人在特定时刻的决策放大为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普遍仇恨 ^⑪ 。在巴拉基昂的回忆录中，失去家人的小女孩啜泣着说“我真希望我们没有活着” ^⑫ ，令每位读者心碎；相反，在大量学术著作中，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惨烈失败和重大伤亡在宏大叙事中只是被几个数字、几句诸如“萨勒卡默什之战令奥斯曼第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苏莱曼·阿斯克里企图收复巴士拉，最终一败涂地”的总结性语句概括，并不能激起除了评论其战略和分析其政局之外的更富有感情色彩的声音。少量且有限开放的出自奥斯曼高层档案的亚美尼亚人相关决策 ^⑬ 、几乎没有的关于亚美尼亚人攻击穆斯林的记录更是如此。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并没有错，因为若要囊括尽可能长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族裔和立场，就不得不和他们所有人拉开距离，但是一些事实的确因此被忽略了：一战中落败并解体的奥斯曼帝国也有孩子的哭声、成堆的尸体和家破人亡的惨象；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中也有无辜被杀害的穆斯林平民。

事情均匀地发生，却不是均匀地被记住。我们对历史的评价受到史料的限制，有时站得很近，有时离得很远；作为同一时间的参与者，多方留下的史料不仅在数目上不对等，在视角上也不对称。这一现象是处在当时情形之外的人——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和不同身份的人——应当意识到的。通过巴拉基昂的详尽记录，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们可以把穆斯林对亚美尼亚人的残酷举动无限共情和放大，但在 1915年的奥斯曼当权者看来，亚美尼亚人和协约国的威胁、巴尔干的失利、新政权的建设同时存在，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无数“问题”中的一个。事实上，巴拉基昂对“历史记录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他决意挺过亚美尼亚大屠杀，作为见证人向后代讲述同胞的苦难 ^⑭ 。而他实现的不止于此：出版百年来，他的回忆录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同情，还在相关研究中被频繁引用，近年来德国、美国等对亚美尼亚大屠杀构成“种族灭绝”的表态，大约也与之不无关系 ^⑮ 。巴拉基昂所代表的弱势的基督徒的声音随着亚美尼亚裔移民在欧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变得响亮 ^⑯ ，或许也暗合了欧洲对穆斯林难民潮的不欢迎心态，以至于对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关注远超中东一战史的整体。

然而，巴拉基昂的回忆录并不代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全部。基于那些不亚于奥斯维辛的酷刑做出道德评价不难，但弄清楚这场民族浩劫的前因后果并阻止此类事件的重演并非易事。作为受害者，巴拉基昂背负着长达三年并折磨他余生的沉痛记忆，却对屠杀发生的原因缺乏全面的了解，对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的描述也更多出于个人观察而非档案资料。他或许给后代留下了带有强烈民族情感的控诉，但是他大约也不曾料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广泛应用于对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并参与西方世界对穆斯林形象的构建。如前所述，将亚美尼亚大屠杀和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进行类比并不完全恰当——前者并非早有预谋，而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在恐惧和焦虑驱使下的报复性举措；前者的手段随着事态升级而趋于恶劣，范围随着亚美尼亚起义的爆发而蔓延；前者的主因不是种族优越感和清洗劣等民族的决心，而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虽然手段相似的残忍。遗憾的是，这些相同和不同都在历史研究中受到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遮蔽，以至于在理性讨论展开之前，这一事件就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体系。

作为一个亲历者，巴拉基昂的证词无疑是珍贵的。其意义不仅体现在让亚美尼亚民族的苦难被记住，让 1915-1918年间奥斯曼执政者和帮凶的恶行被公布于世界；还体现在揭露人类对待同类可以多么残忍，以及还有多少苦难未被记录、未被发现。如果说行文中反复出现的“血腥的”、“恐怖的”、“无情的”等形容词以及对土耳其人的滔天怒意显得过于情绪化 ^⑰ ，那只是因为读者在时空上离那些罪恶太遥远，以及还有太多人的绝望和愤怒还没来得及在世间留下痕迹。 尽管在理论研究上应当有所取舍，但在此之外，让被埋没的苦难和恶行重见天日并引以为戒，对任何时代和任何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参考文献：

[1]秦彦阳、昝涛：《“亚美尼亚大屠杀”用词之争折射土美关系深层分歧》[J]，世界知识，2021(12): 58-59.

[2]Balakian, Grigoris, 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M], New York:Knopf, 2009.

[3]Bloxham, Donald,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1916: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estruction Policy”[M] , Past & Present , Nov., 2003, No. 181 (Nov., 2003), pp. 141-191.

[4]Butt, Ahsan I., Secession and Security: Explaining State Strategy against Separatist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5]Dyer, Gwynne, “Turkish 'Falsifiers' and Armenian 'Deceivers':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rmenian Massacres”[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1976, Vol. 12, No. 1 (Jan., 1976) , pp. 99-107.

[6]Kia, Mehrdad,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M], California: Greenwood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