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阅读
2月24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出长篇小说新作《骑士团长杀人事件》。
由于距离上一次村上出版长篇小说已经过去4年时间，这本书让众多读者充满期待，在该书于2月24日零点在全日本发售，铁杆粉丝们一度冒着严寒在书店通宵排队等待到点买书。
但这本新作登场后，却触发了日本右翼的不满，因为村上在书中用大段文字明确写到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屠杀了40万人。
在日本网络上，很多人这样评论：
书表达了反日情结，所以最好别看了。
没有南京大屠杀。村上竟然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克制。虽是他的粉丝也不会看。自己都觉得难为情。
不会看
曾经著有多本右翼书籍的日本APA酒店CEO元谷外志雄还特意在此时发表讲话，称村上为了得到诺贝尔奖而“服务性地”如此写。虽然村上春树万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段子，但是拿在这件事情上来对村上进行群嘲却一点都不好笑。
而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中国网友对村上表示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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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群嘲是为了拿诺奖才向中国低头，但这根本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提到日本在战争中的血腥罪行。
在1995年初版的小说《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就正面描写了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暴虐罪行，他在书中写到了诺门坎战役，并且间接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得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不仅如此，“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作者: 村上春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
译者: 林少华
出版年: 2009-8
事实上，表面上看起来温和，喜欢跑步，喜欢旅行，喜欢猫的村上，在对待战争和暴行上，一直有他自己坚定的信念：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他在获得2009年度耶路撒冷文学奖后的获奖感言中的名言，这一段演讲如今看来依然掷地有声。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的演讲
林少华译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今年1月，村上春树的中文版作品又添一本：《我是小说家》
是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历时六年完成。
小说家看似风光，却是份孤独的职业。三十五年来，村上春树在孤独中编织着美妙动人的故事。他以十二章肺腑之言，真挚诚恳又不失幽默地讲述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故事，和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