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在为政治制度的优劣与效率差异争论不休。而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简单。制度没有最先进，只有最适合，能使得该国发展得最好最快、资源调配最高效的制度，就是适合该国最优选。
比如俄国，沙皇中央集权后走向兴盛，又在极权的苏联时期走向巅峰，而苏联结束了，它也一蹶不振了。所以说，极权最适合苏联。
又比如中国，毛时期使之走向兴盛，又在松了绑的邓时代及以后走向巅峰，所以说，中特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
还有美国，松散的联邦体系使之走向兴盛，又因罗斯福时期后的修正资本主义走向巅峰，所以，这也是最适合美国的制度。
英国呢，鼎盛时期自然是其帝国主义的扩张期，之前和之后嘛，都只能草草归于兴盛。当然，鼎盛之不再，也是世界格局不容许其再有最优制度的发挥了。
至于印度，嗯，好像近代就没鼎盛时期，如今经济的大发展，只能算兴盛的开头。因此我们可以说，印度还没摸索到最适合自己的制度。
苏—中—美—英帝，其最优制度中政府权力由强到弱，为什么会有这梯度的差别呢？原因又在何处呢？
《人类简史》这本书中，对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
当采集和狩猎不能满足人口日益的膨胀时，人们开始过渡到农业（包括畜牧业）社会，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而食物在丰收之后，人们需要建立谷仓，同时动物在驯化和圈养之后，亦得对其进行管理。食物和牲畜成为了集体财物，于是必须有一个首领，领导大家去保护它们，及对物资进行分配。除此之外，由于农业的需要，首领还得指挥族人去完成一些大规模的工程，如治水、排沼、烧山等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首领逐渐变得不可或缺，政治秩序的雏形也因此而诞生。
人口继续膨胀，驱动部落间为抢夺资源而争斗，土地和人口被兼并入越来越大的集体，首领开始雇佣一些助手帮助他处理繁杂事务，并试图构建一种共同的想象，以更好地团结大家。从不分家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开始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走向成熟。
嗯，如此的推演在逻辑上并无大碍，不过呢，其中的部分细节十分值得商榷。重点来了，如果一个地方地理禀赋异常优越，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天然的屏障阻隔着险恶的资源争夺战，使得人们无需用大量的时间守护物资，也能吃饱穿暖。而另一个地方呢，土地贫瘠、强敌环伺，还时常有各种自然灾害，在这里，人们不仅得时常绷紧神经保护着仅有的余粮，还得防范自己人在物资分配时可能出现的不公。很显然，这两种地理环境下的部落，前者中的首领的重要性显然是大大弱于后者的。
文明初期的差异累积着，生长着，逐渐，前者成为了自由主义秩序的起源，后者则是集体主义秩序的发轫。
历史繁衍至今。
近代史的开端，自然是工业化所推进的，而工业化的进程，其实还是根植于农业社会之上。农业若是不能喂饱群众并稳定秩序，或是没有余粮供养知识阶层，自然便无从谈起对工业力量的积累、学习和发展。地理禀赋传导至农业，农业传导至工业，而工业的积累又深刻地影响如今的后工业化时代，所以万年前的政治秩序起源论并没有过时，一国的最优政治制度的选择，仍和其地理禀赋息息相关。
苏—中—美—英帝这个排列中，显然是俄国的地理禀赋最差。俄国地处高寒，日照时短，不冻出海口还常年不在自己手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首领权力在调配资源、团结大众中尤为不可或缺，因而传导至今，中央集权越盛，越有利于国家的进步。
其次是中国。中国内部地理禀赋极不平均，且灾害频仍，相互传导，但无论如何已强于俄国很多。因而令人窒息的高度集权肯定是不行的，但又必须常备着集中力量的机制，以面对侵略者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因而传导至今，弱于集权的威权主义更适合国家的发展。
再来是美国。作为天选之国的美利坚，地理禀赋自然强于中国，外可扼守两大洋，内则物阜民安、资源丰富，即使没那只负责团结和调配的大手，离心的人们也可以活得很好。传导至近代，生出了原教旨自由主义。尔后美国试图成就霸业，资源胃口日益贪婪，为了实现汲取，政府权力也开始稳步扩大。
而英国无疑是四域中地理禀赋最佳之地。这个温带海洋性气候所守护的大岛，不仅紧邻着同样禀赋奇佳的欧洲，还有着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促使农业社会的积累抢先一步由量变产生质变，迸发出工业世代的火星。先行一步的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通过科技碾压在全球实现了对资源的无限攫取，政治的上层建筑当然不必与臣民夺利。而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力逐步追赶上来后，如此的帝国自然要走向谢幕。
在自由主义秩序中，人的发展并不过多依赖于首领与政治秩序的调配，代际之间的优势得以累积，而这些累积物是可以当做生产资料再生产的，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因而逐步扩大，最终变成了资本主义。而集体主义秩序呢，首领与政治秩序的大手总在一刻不停地进行攫取和分配，一方面大工程的效率得以前所未有的铺开，一方面个体的效率则以均衡之名受到损害，最终变成了苏式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