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顾翎羽
凌晨4点，陈泓的手机突然尖锐地响起。他接起来，话筒里老板的声音没有任何歉意，而是理所当然地和他沟通起明天工作上需要处理的事情。
陈泓来到这家互联网大厂两年，这一场景曾经反复地发生过。在外界看来，他年轻有为，年薪百万，但是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只是一个任何外出都要带上电脑、任何时间都要on call（随时候命）的打工人罢了。因为长期经常在半夜接到老板的电话，他已经患上了入睡困难、容易被惊醒的毛病。即便是在春节假期里，他也总是出现幻听，觉得有电话在响。
在中国，对职场年轻人来说，随时候命是一种常态。数字化技术使劳动突破了时空界限，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这种冲击再叠加“卷生卷死”的职场文化，让理论上过着“八小时工作制+一周双休”的年轻人疲惫不堪。
不过，事态似乎有了一线改变的可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提高企业隐形加班违法成本。
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2016年，法国就已经在劳动法典中提出了离线权，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
吕国泉委员在提案中提到，数字信息技术让隐形加班日益常态化，成为“无偿加班”。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班时间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劳动者“休而不息”“人在曹营心在汉”，休息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
他认为，在线“被工作”了，就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助。另外，以透支身体健康的方式来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
3月10日，吕国泉称，目前该提案已立案。
从立案到立法，乃至最后落地，仍旧是一段漫长的路。我们访谈了超过10位职场人，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不敢奢望，甚至不愿享受离线休息权。一些人担心，投入不够，就无法获得晋升，甚至连公司规定的业绩及格线都达不到。
“我们也不是意识不到过度工作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但还是选择性忽视了这一问题，职业目标的达成更重要。”一位受访者表示。
打工人的两难
表面上看，离线休息权这一概念，源于现代社会对工作无休止渗透私人空间这一现象的反思。
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显示，84.7%职场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信息，40.5%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也有媒体调查显示，62.9%的人经历过“隐形加班”。
然而，打工人越来越累，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吗？
如果按照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每个月4周多，大约也就是工作160-180个小时；然而，对于供职于某头部跨境电商独角兽公司的姜一菲来说，每月要工作242个小时，才能达到公司的最低要求。
为了完成这一要求，姜一菲每天至少需要加班3个小时。公司规定，晚饭时间的一个小时并不算在加班时长中。也就是说，姜一菲每天至少要在公司待到晚上10点以后才能下班。
薪酬制度的设计支撑了这种加班机制的运行。入职近3年来，姜一菲的底薪几乎没有太多的调整：不到2500块钱。但是在一个二线城市，她的最终收入仍旧有可观的1万多元，这些累加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加班费和绩效，而绩效又直接与加班时长挂钩。也就是说，她的薪资构成，默认了她需要长时间加班。
姜一菲告诉我，过去，他们每天加晚班，加班费是50元一个小时，周末则可以双倍。今年3月起，周末的加班费暂时取消了，折换成了调休，而如果员工选择不调休，这笔费用将会到次年8月，也就是公司结算年假的日子，再发放给员工。
与此同时，他们的加班时长和绩效考核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姜一菲的经历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在一些公司，加班勤勉奖、全勤奖、与出勤率挂钩的年终考核、甚至搞加班排名，加班少了还要扣钱，都是支撑企业运行常见的“管理手段”。
即便对于员工福利较好的企业来说，如果不调整薪酬制度，单独倡导“少加班”也很难落地。华为以高薪和加班而著称。许昕在华为工作，他表示，离线休息权是不存在的。甚至因为工作时长与考勤绩效挂钩，在华为十几年，年假也没有敢休过几次。
北京浩天
（南京）
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师俞晓阳有一个观察，他从业多年，从他接触的企业来看，除了国企、事业单位外，不少企业连双休都做不到，带薪年休假也没有完全落实。更有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时，把基础工资设计得非常低，员工想要提高收入，就只能通过大量加班来换取，更别说离线休息了。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隐形加班之所以普遍，现代工作节奏加快和技术进步只能是原因之一，归根结底，也是企业文化及绩效考核体系塑造的产物。公司内部往往存在着无形的压力和期待，要求员工不断自我提升、保持高产出，因此，许多人是在主动选择牺牲个人时间进行工作。而发达的沟通和办公工具，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全天候待命状态，使离线休息变得愈发困难。
俞律师认为，“离线休息权”的概念，关键还是要看如何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