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中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从政策支持到科技带来的金融变革，让更多的金融服务下沉到农村地区。但是普惠金融普及率仍然不够，目前传统银行机构发放贷款依然是主流方式，对于“三农”来说利息高，农民贷款困难，而对于银行机构来说，缺少抵押物、风险大。归根到底，这仍旧是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近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天琦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日本野村综研（NRI）金融市场论坛
联合举办的
第七次“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探讨
“普惠金融的中日创新与实践”时表示，
如何让普惠金融，做到既“普”又“惠”？
他
认为，首先要靠市场化，但前提是地方政府应建设完善好基础设施；第二是金融机构也要提高自己的金融服务水平。谈到怎么让一些人主动还款，遵守规则？他认为这涉及到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数字金融时代能不能把软性信息数字化，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对于发展迅速且风险频发的互联网金融，孙天琦说，
目前看数字金融行业中的种种模式，绝对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市场对效率的回归。他提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下一步需要强化的是建立针对数字金融的审慎监管体系和行为监管体系。
以下内容节选自孙天琦的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
2005年，央行组织了一个赴日调研组，我们一行五人前往东京和冲绳调研，主题是“日本金融业如何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当时我们拜访了日本央行、金融厅，参观了中央农林金库、农林渔业公库，观摩了农协的互助贷款和互助保险。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日本围绕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花费了较长时间进行立法争论，在法律确定后，再按照法律规定推动改革。在冲绳时，我们印象较深的是，类似于日本动产鉴定会的一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咨询服务，为他们提供了融资机会。
中国政府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一是实施激励性的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和差异化监管政策；二是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四是开展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是规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普惠金融创新；六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和教育。
中国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改革，使之成为以市场导向、资本充足、合规稳健的现代金融企业，更好地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作用；同时还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
我们最近分析了贫困地区365个县域金融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机构，有的是工农中建这样的全国性银行在县域的支行。根据调研结果，2016年这些机构的新增存贷比（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比例），低于10%的占比为22%，小于0的则占25%；从余额存贷比（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看，小于10%的占到7%。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逐利是正常现象，资金在地区间配置是市场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县的金融机构成了资金抽水机，政府必须进行干预。
在中国，利用科技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始于1980年代，1985年中国发行第一张银行卡，而现在全国人均持有4.47张银行卡。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建成运行电子联行系统，后来又相继建成运行了大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等重要跨行支付系统，使资金到账时间由手工联行时期的7-10天缩短到现在的实时到账。到本世纪初，以传统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计算机通讯网络，各行逐步实现全国数据大集中，所有网点集中联网、所有会计账务集中处理、所有客户信息集中管理，业务保障能力极大增强。
也就是说，传统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绝对主力。数字金融背景下的新型金融服务商充满活力、效率，是普惠金融的新生力量。
2010年之后，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体现了金融与科技的不断融合，涵盖了传统金融的数字化、移动化以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数字金融具备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更是促进了技术和金融的进一步融合。在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也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效率，由此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近年来，数字货币及与之相关的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记账方法等新技术、新理念，在提高金融业务安全性、降低金融业务运行成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结构和基础设施带来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