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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举行了更衣礼。见证仪式的有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中国驻比公使、驻法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阵容在一般的更衣礼实属罕见。

成为天主教神父的陆徵祥

他是陸征祥，時年五十六歲，曾經的中國外交總長，現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陸征祥的比利時藉夫人病逝。他膝下無子，百病纏身，飽受內政紛爭的折磨、弱國外交的打擊，心如死灰，遂變賣家產，將夫人安葬於布魯塞爾故裏，從此了斷俗緣。

到布魯塞爾安葬夫人的同時，陸征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塵世另壹個最後的、最沈重的掛牽——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的外交總長室秘電，其中詳細收納著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和北洋外交部收發電文原件。他全數交給了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很難想象，壹個遠走他鄉誓不回頭的病弱老人，是怎樣攜帶壹百多箱檔案飄洋過海，輾轉歐陸。他為什麽要把檔案帶走，而不留在國內？如果怕人發現，為何不親手銷毀？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行為。

陸征祥仿佛等待著時過境遷有緣人到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80余年後，有緣人終於出現。2007年，臺灣歷史學者唐啟華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發現了壹批新上線的檔案，正是陸征祥交給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的全部電子版。原來，這批檔案於1983年被臺北“外交部”轉交給中研院，經過整編掃描，於2007年末提供在線閱覽。唐啟華也許不是第壹個看到的人，但他是第壹個利用這批檔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恰逢壹戰爆發壹百周年。

外交史研究沒有壹手檔案寸步難行，而北洋外交檔案不是殘缺就是保密，因此壹戰外交和巴黎和會的研究長期滯後，始終無人超越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20世紀30年代撰寫這套著作時，王蕓生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支持，得以查閱附有原批的外交檔案，這些檔案此後不再公開。唐啟華用“上窮碧落下黃泉”形容自己十幾年來找尋材料的艱辛。他感慨，陸征祥有先見之明，外交秘檔幸虧保存在比利時，無論留在大陸還是臺灣，都可能早就被銷毀了。作為研究者，唐啟華感到萬分幸運；對於陸征祥和北洋壹代外交家來說，遲來的理解，何嘗不是壹種幸運。“也許有天意，我也是天主教徒，我覺得這真是有點特別的緣分。”唐啟華說。

在翻阅档案的时候，唐启华感到“手真地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英藉华人学者张勇进、大陆学者王建朗、侯中军都对这种看法做出过批驳，唐启华依据档案把结论进一步夯实：北京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 一战官方“战地画家”William Orpen油画作品。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德国代表正在签署《凡尔赛和约》，在他对面是战胜国代表。画中没有中国人。当天下午3时，中国代表团把不签字的声明送到会场，没有出席签字礼。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委员：陆徵祥（1871-1949，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1882-1961，唯一一位来自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为向国际社会表现中国南北统一的姿态，陆徵祥坚持让王正廷名列代表团第二席位，把顾维钧移至第三），顾维钧（1888-1985，驻美公使），施肇基(1877—1958年，驻英公使)，魏宸组(1885-1942年，驻比利时公使)

壹戰爆發後，袁世凱政府於1914年8月6日宣布嚴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陸山東與德開戰，很快取代德國占領青島，中國政府屢次要求其撤軍均被無視。袁世凱急召在歐洲休假的陸征祥回國，組織全國壹流的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包括曹汝霖、顧維鈞等，研究怎樣解決青島問題，至袁氏倒臺之前，他們召開了數十次研究會議。此外，政府還委派駐外使節與歐美日俄各國首腦及公法家聯系，取各方建議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凱拋出“二十壹條”。歷來有種說法廣為傳播：袁世凱為了稱帝，親日賣國，迫不及待接受“二十壹條”。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袁世凱立即啟用陸征祥為外交總長，陸征祥和曹汝霖壹面與日本代表進行正面交涉，壹面派人到日本尋求該國政壇元老幫助。袁世凱政府還故意散布消息，獲得國內外輿論支持。

日本調動軍隊和艦艇，對中國威脅恫嚇，下最後通牒，聲稱不惜壹戰。據曹汝霖回憶錄記述，當時段祺瑞擔任陸軍總長，秘密備戰，晚間運輸徹夜不停。袁世凱勸道：“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罷。

經過四個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條約》簽署（即民國四年），中國被迫接受了二十壹條中的十四條，並對這十四條做了修改，拒絕了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署等最為嚴酷的七條，已將中國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王蕓生的評價可謂公允：“袁世凱之果決，陸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時任駐日公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對外交涉所少見者。”

《民四條約》危害最大的是第壹款：“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該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系，對中國政府享有壹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清末担任驻俄公使的陆徵祥，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陆征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征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

不久之后，袁世凯帝制失败身亡，自毁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为也从此贴上“卖国”标签。

袁世凯死后，军事强人段祺瑞组阁掌权。1917年2月3日，美国对德绝交，邀请中立国一致行动。段祺瑞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一战期间，中国拉铆工在坦克兵团的中央车间工作，整个一战中国派去30万劳工，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以及获得巴黎和会的入场券

政府內部意見不壹，反對者擔心內亂爆發。經過反復權衡，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對德奧宣戰。果然，幾乎在北京宣戰的同時，孫中山南下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陸榮廷、唐繼堯等軍閥擁兵自重，中國呈南北分裂之勢。段祺瑞政府內戰不暇，所謂“參戰”最終沒能以派軍隊出征的方式進行，源源不斷的華工在歐洲做出巨大犧牲。整個壹戰，中國先後派出30萬華工。

唐啟華在《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中寫道：“過去學界多強調參戰帶來的內部動亂，近年來研究成果，則多肯定參戰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國是因為參戰才參加和會，參加和會才提出山東問題。實際上邏輯順序是正好相反的，獲得和會入場券是中國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日本意識到，中國勢必在戰後提出山東問題，遂抓緊進行秘密外交，尋求霸占山東的法理依據。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艦隊護航，日本趁機要求英法保證，在將來的構和會議上，支持日本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占領南洋德屬諸島；英國提出，日本應以同樣精神支持英國對赤道以南德國各島嶼的領土要求，兩國壹拍即合，達成密約。隨後，日本以類似手段，與法、俄、意簽訂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密約。

巴黎和會英法美意四巨頭，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經搞定了三個，下壹步則是與中國簽約，將山東特權坐實。1918年8月，日本提出中日濟南至順德鐵路和高密至徐州鐵路，由日本提供貸款2000萬日元。中方表示合辦可以，但日本應該從膠濟鐵路沿線撤兵，作為交換條件。9月28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同時還秘密簽署《山東問題換文》。日本軍隊原已深入山東腹地，擅設民政署，欺壓百姓，民怨沸騰，換文規定日軍撤出膠濟鐵路沿線，除濟南留壹部隊，全部撤至青島；撤廢民政署；膠濟鐵路原為日本占據，現可由中日合辦經營等。駐日公使章宗祥答復：“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

中國實際掉入日本陷阱，《山東問題換文》表面看對中國有利，但等於承認日軍可以駐紮在濟南青島，所謂中日合辦膠濟鐵路，日本以後也可憑經濟實力實現獨辦。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大可指責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戰爭即將停火，山東問題為什麽不拿到和會上算總帳，為什麽與日本單獨簽訂密約？然而在1918年9月，中國對於和會談判的前景尚無把握，美國能給中國多少支持還不明確。沒有強大後盾，中國單方面和日本硬碰硬不可能取得成果，必須和日本保持友好溝通關系。從1914年向德國挑戰時，日本就聲稱奪取山東是“以備將來交還中國”。唐啟華在外交檔案中發現，直至1918年底，中國對戰後和會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將山東權利歸還中國。

1918年11月20日，駐美公使顧維鈞向北京發電，告知美國方面突然明確表明：和會上必將支持中國，但中國不能同時聯日，否則美國無法幫忙。美國要鉗制日本在東亞擴張，不許中國腳踏兩支船。

當時陸征祥正準備啟程赴巴黎參加和會，計劃順路在日本和美國各做停留，以便和兩方都見面溝通。他已請章宗祥安排好在日本的壹系列約會，這時卻接到美國的“通牒”。自威爾遜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決世界問題的“十四點原則”，美國就被中國朝野寄予厚望，顧維鈞等國際法專家壹年來傾力研究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等“新外交”原則，更增談判信心。現在美國既然表態，陸征祥傾向聯美，日本作為備胎，面子上也得敷衍過去。壹到日本，陸征祥就聲稱途中受風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數原定的應酬和集會。唐啟華在各方記述的字裏行間中，“玩味出幾許裝病的味道”。

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徐世昌发表一战胜利演说

1918年12月9日，陸征祥不得不與內田外相會談，會談中兩人到底說了什麽，近壹個世紀都是懸案。日本學者堅持這樣壹種說法：內田告知陸征祥，戰後日本先從德國手中取得膠州灣，然後再歸還中國，希望中國與日本保持壹致，不要在和會上受到他國“挑撥”；陸征祥贊成日本意見，表示將與日本合作，中國在和會上只想修改《辛醜條約》廢除庚子賠款，不提《民四條約》和山東密約；內田表示只要不提山東，日本會在《辛醜條約》的事上幫助中國。唐啟華考察陸征祥保存在比利時的若幹電文，基本確定，陸征祥確實語氣含混地口頭答應了內田，當時還沒和美國人見面談妥，他不能和日本撕破臉。到達美國之後，陸征祥才最終做出聯美制日的抉擇。

聯美制日的決策過程是外交機密，陸征祥始終沒有透露，到巴黎後他堅稱和內田的會談只是“禮節周旋”，即使顧維鈞請求他托底，問他政府到底有沒有和日本私下約定，陸征祥也壹口咬定“未必有”。所以，當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聯手美國，突然強勢拋出山東問題時，不僅日本被殺得狼狽不堪，壹直負責聯日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也措手不及。隨著局勢發展，“親日派”註定成為外交策略和國家利益的犧牲品。唐啟華推斷，這就是陸征祥將《陸總長和會專電》帶到比利時、而不留在北京外交部的主因之壹，專電將暴露他與日本曾有私下約定，不僅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他個人也“憂讒畏譏”。

1919年1月27日的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交予日本，丝毫不提归还中国。威尔逊对顾维钧说，牧野如此坦白的要求令他感到惊讶和心痛，建议中国用同样坦白的话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将尽力协助中国。

日本以为中国必无力反抗。其实中国代表团成竹在胸，顾维钧通宵准备发言稿，整理外交界1914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弹药充足。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称的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做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最传奇、最振奋人心的演说。百年来，人们对顾维钧的才华和机智津津乐道，其实他的发言是中国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剑的成果。

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专攻国际法和外交，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這句極具情感煽動力的臺詞廣為傳誦數十年，唐啟華查遍檔案史料，得出壹個令人“失望”的結論：顧維鈞沒有說過這句話。身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顧維鈞使中國翻盤占據山東問題上風，靠的是法理論辯，而非文學修辭。

在演說中，他分七個層次掃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壹條”等中日成約，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這些條約也是戰事引起之臨時問題；即使條約有效，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壹切約章因開戰而失效，所以山東各項權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屬於德國，又談何由德國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1898年中德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轉租與別國，因此不能給日本。

發言環環相扣，有理有力，與會列強看到，中國已經深諳國際社會遊戲規則，再不是閉關鎖國的蒙昧狀態。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剛壹講完，中國代表團就鼓起掌來。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爾福、藍辛也都跑來向我祝賀……整個氣氛與前壹天日本代表講話之後出現的冷場對比鮮明。”顧維鈞壹戰成名，當即成為巴黎風雲人物，被國際報刊爭相報道，消息傳回中國，更是舉國稱贊。也許法理論戰過於學術，不夠戲劇性，有人好心添加了“耶路撒冷”這劑調味料，逐漸被媒體渲染成了顧維鈞的名言。

1919年，巴黎和会代表合影。二排右四为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顾维钧、右六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前排左一、左二为日本代表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己、牧野伸显男爵

会后，美国鼓励中国公布中日密约，这样做固然会使日本之野心昭示天下，但也可能令北京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有了顾维钧精彩发言，又有美国撑腰，中国朝野人心振奋，一向性格温和策略沉稳的陆征祥，也强势起来，放话“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现在会中协商各国均与我极表同情，若我不能坚持，半途软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缚……两害取其轻，总以送去为是。”于是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书面说帖及中日各种密约送交大会。

從顧維鈞發言到公布中日密約，中國取得外交大戰“正面戰場”的勝利。1919年2月至3月，巴黎和會主要探討其他國際問題，日本抓緊暗地反擊，挨個兒拜訪幾大巨頭，拋出戰時密約，要求英法在山東問題上公開支持日本。中國代表團在此期間也四處公關聯絡感情。英法表示同情中國，但受制於和日本先前的約定不便說話，中國只能寄望於美國。

4月中下旬，英法美意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恰在此時，意大利因為沒能得到壹直想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費姆，憤而退出和會，日本聲稱將效法意大利。這壹招制住了威爾遜，威爾遜壹心成立國聯，建立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國聯黃了壹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國俄國另組聯盟，在遠東為所欲為。英法美覺得臉上過不去，把責任推卸給中國：《民四條約》是被迫，中日秘密簽署的《山東問題換文》卻“欣然同意”，說明是中國自願簽署，授日本以口實。

威爾遜仍然想幫助中國，壹方面美國要遏制日本勢力，另壹方面中國失望將影響美國在華的美好形象。經過極力爭取，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國領袖會議做出決定，山東問題分兩個層次解決：首先，德國在山東壹切權益先行轉交予日本；其次，日本保證撤軍，並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只繼承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特權及普通權利。日本代表也在場，堅持後壹條不能寫進和約，而由日本代表口頭承諾，英法美三國領袖作擔保，不能向外界透露。空口無憑，中國代表團對此決定表示震驚失望。

英法美出於各自利益，受制於日本，沒能支持中國，卻拿中日密約說事，明顯是找借口掩飾苦衷。國內各種勢力卻大作文章，抨擊北京政府親日賣國簽訂密約造成外交失敗。廣州政府要北京政府做出解釋。北京內部，總統徐世昌和總理段祺瑞內鬥之激烈不亞於南北大戰。徐世昌身後智囊是梁啟超、林長民為首的研究系，段祺瑞手下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為首的新交通系，前者親美，後者親日，兩個派系的鬥爭從內政蔓延至外交。

1919年2月至3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開會的同時，徐世昌派梁啟超赴歐考察。梁啟超在巴黎期間多次對報界演說，印發小冊子，宣傳山東問題及中國代表團的其他訴求，自然是壹片好心。唐啟華評價，但他的言論“不免囿於黨見”。由於日本要求把歸還山東主權的決定保密，三國領袖會議只對外公開了山東權益由德國轉交日本的內容，梁啟超立刻復制英法美的說法，指責北京政府在和會之前跟日本簽署換文，壹桿打向親日派。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林徽因之父林長民在國內策應，引導輿論將怒火燒向曹、章及北京政府。

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文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中國代表團還在巴黎前線奮爭，後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間的山東問題被誇張為亡國大事。

群情激憤，學生湧上街頭，將“二十壹條”及之後各種中日密約相提並論，矛頭直指長期負責對日談判的曹汝霖等官員，曹宅被燒，章宗祥遭痛打，“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簽和約”的口號響徹雲霄。

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引述梁启超巴黎电文，夸大了山东问题，直接引爆“五四”运动（图左：梁启超，右：林长民）

後來的故事由於教科書宣傳為人們耳熟能詳：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多次訓令代表團簽字，堪比宋高宗給嶽飛下十二道金牌，顧維鈞等有骨氣的外交官抗命拒簽。中國代表團是如何做出拒簽決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麽態度？過去缺乏檔案，迷霧重重。唐啟華通過陸征祥保留的外交電文，終於理清拒簽過程的來龍去脈。

整個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陸征祥壹直保持著密切電文溝通，商量對策。起初，兩邊商量的辦法是仍然簽字，但爭取保留山東條款。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並不只有山東壹個目標，還要取消德國自《辛醜條約》以來取得的在華特權，這個目標已經實現並寫入和約，包括廢除德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向德國支付庚子賠款，德國歸還天津、漢口、廣州租界，放棄在華公產等。這些條款中國當然想簽字。但英法堅持要簽就都簽，山東條款不能例外。美國同情中國，說如果保留不成支持中國拒簽。眼看國內局勢失控，北京政府傾向於山東條款保留不成就拒簽。

拒簽，中國可能喪失德國相關成果，參戰的代價白白付出，而且拒簽等於退出國聯，不跟英美法結盟，三國也許不會擔保讓日本歸還山東主權了。陸征祥壹籌莫展。發給外交部的電文中，他寫道：“祥壹九壹五年簽字在前，若再甘心簽字，稍有肺腸當不致此……國人目前之清議可畏，歷史將來之公論尤可畏……”

在中美反復爭取下，英法做出妥協，6月5日，陸征祥得到三國領袖會議秘書長通知，只要中國同意嚴格保密，4月30日三國領袖會議的全部會議記錄可以給中國壹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諾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的內容。至此，山東問題取得重大進展，中國壹直糾結的就是歸還山東壹事空口無憑，現在有了會議記錄，等於有了白紙黑字的書面聲明，只不過這份聲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國之間的外交機密，不能寫進《凡爾賽和約》，中國得到實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陸征祥迅速給北京政府發電報，兩邊基本認為可以簽字了。

1919年6月3日，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一边游行一边演讲。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

6月5日当天，上海罢市支持学生；10日由于受到天津罢市威胁，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地掀起焚烧日货大会，售卖日货的商贩戴高帽子游街……由于三国领袖会议记录属于外交机密，代表团不能向民众解释日本已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程，民众认定北京政府就是个卖国政府，签《凡尔赛和约》就是卖国行为，反对签字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此时，签与不签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内是否会暴乱的内政问题。

英法美出于各自利益，受制于日本，遂以中日签订密约为借口，将山东问题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国内各种势力借机大作文章，将舆论怒火引向亲日派官员章宗祥（后）、曹汝霖（前）、陆宗舆（右），致使三人成为派系斗争和秘密外交的牺牲品

代表团和北京政府多次通电分析利弊，两边都踌躇不绝。6月28日中午，距离和约签字仪式只有几个小时，代表团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后训令，做出拒签决定。电影《我的1919》以戏剧化的手段再现拒签一幕：顾维钧悲愤地连呼“我很失望，我很愤怒！”在和约上重重落下一拳拂袖而去，扔下一片闪光灯和满堂目瞪口呆的老外。实际情景并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下午3时，中国把不签字的声明送至会场，任何代表没有出席签字礼。下午5时，陆征祥才看到北京国务院在前一天发来的紧急电报，大意为国民异常激愤，还是要争取保留山东条款。说明北京政府在最后关头也趋向于拒签，而不是要求签字。这份被陆征祥带到比利时的电文过去从未公开，因此不为人知。

很多学者和读者看完《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后，都想与唐启华探讨一个问题：拒签《凡尔赛和约》，是不是迫于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选择？唐启华没有明确回答，或许这本身就不是他在书中要回答的问题。唐启华解释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破除“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史观”，启发看待历史的多元思维。超越政治宣传与民族主义神话，国家民族的发展才会更顺畅。“爱国”“卖国”的争执太过脸谱化，致使国人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学得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出席会议，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从左依次：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冷靜回望，整個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和成果都值得肯定。袁世凱時期以國際法理與日本對抗；段祺瑞與日本提攜合作，同時爭取參戰機會；美國宣布新外交精神後，中國積極與美聯絡，逐漸由聯美聯日並重轉向聯美制日。唐啟華評價，北洋外交方針始終追尋國家最高利益，隨國際潮流調整，相當靈活。

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了嗎？非但沒有失敗，反而取得重大成就。近代中外關系史學者王建朗指出，拒簽也不是完全受民意脅迫，陸征祥等人權衡過國際國內形勢，拒簽之後如何補救，他們應該已經有預判。巴黎和會後，中國與德國單獨簽訂了條約，取消德國在華特權；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把原德國租借地歸還中國，中國開放其為商埠；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等。實際上巴黎和會日本口頭承諾的內容至此壹壹兌現。如果沒有巴黎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

唐啟華認為，巴黎和會真正的損失，“可能在於親日派的下臺，與國人反日情緒的上升，促使中日關系惡化，互相激蕩，無法修補。”親日派自清末就與日本打交道，在他們看來，日本必須依賴中國的資源和市場，中國可以既與日合作又抵制日本，但美國對華有財政經濟控制甚至國際共管的野心，中國毫無資本與之周旋。“親日不等於賣國，親美也不等於愛國。百年來中國飽嘗親美與親蘇的苦果之後，應可平心對當時親日派的外交觀與世界觀，給予較同情之理解。”

如果中國算失敗，日本在巴黎和會成功了嗎？恰恰相反，日本國內也是群情激憤。日本自恃擁有武力強權，已占領山東好幾年，通過和會獲得法理承認絕對沒問題。信心爆棚而來，灰頭土臉而歸，中國至少還對列強說了不，日本卻“屈辱”地簽了和約，三年後把已經下肚的山東吐了出來。唐啟華說，在日本國內看來，日本各個方面都遙遙領先於當時中國，只有外交官的素質差了壹大截，在國際場合經常被中國外交官羞辱。他們甚至認為，如果中國各領域都像外交界這麽出色，中國早就是世界強國了。

外交失敗與北洋敗國之說深入人心，教科書起到極大作用。不獨中共推崇“五四”，繼承孫中山衣缽的國民政府以北洋政府為反動勢力，亦推崇“五四”，“五四”精神豐碑高高屹立於海峽兩岸。在臺灣長大的唐啟華，也是受同樣的“革命史觀”教育長大。

晚年曹汝霖忿忿不平地寫道：“國府編輯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但他又自我安慰：“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不知曹汝霖是否真能如此看開。房子被燒可以重建，名譽被毀能否復原，是無法預料的。陸征祥被奉為拒簽英雄，對他也是誤解，他心中百般滋味無處訴，索性掛印而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對於北洋壹代外交家來說，這句獨白很難瀟灑出口，沈封的檔案不似春秋，可以坦陳世間任人評說，有些檔案會等到解密的那壹天，而有些也許永遠演滅於歷史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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