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眼前这个被年轻人托举起的城市，既充斥着希望，也流露着绝望；它成批量的生产欢愉，也制造同等规模的忧伤；它拥有前所未见的叛逆，也拥有奉行千年的准则；它乐于分享新生的喜悦，也不介意见证死亡的别离。
三里屯，北京这座古城最浮华的中心。每个角落里的新贵们，翻越茫茫车海，到这里用消费证明自己实现阶层跨越。灯红酒绿的酒吧街，一切由国籍、财富、出身产生的隔阂归于无形，直到朝阳升起，人们四散而去，重新戴上属于白天的面具。
北京三里屯
在这里，每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都藏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个男孩刚刚拿到第一笔融资，正准备掀起滔天巨浪；一个中年人的生命只还剩下一天，却偏要一晌贪欢；一个女孩文静外表下，用衣物遮盖住了满背的文身，它很可能就来自800米外的一家文身店。
在这家名叫「刺青先生」的文身工作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图案：西藏唐卡、日本浮世绘风格的梁山好汉张顺、形色各异的骷髅头…这些千奇百怪的图案，第二天也许就会出现在某个年轻人的身体上。
工作室里总是回响着嗡鸣声，那是电动文身机振动的声音。它每秒钟会振动500次，发出的嗡鸣声带着工业产品特有的冷酷严密，不会发出哪怕1毫秒的杂音。只有在针头凑到女孩细嫩的皮肤上时，嗡鸣声才会变低。
文身师兴旺是这工作室的主人，今年30岁，眼睛不大却很有神，胳膊上的骷髅图用嘲讽眼神瞥着周遭。对进店的客人，他从不热情的主动招呼，只会用浓重的东北口音提醒来客，换拖鞋。
没有人知道兴旺的来历。没有人知道他16岁退学，是因为幻想和大哥们去做盗墓；21岁前，他做过建筑工、装修工、服务员；如果不是25岁到北京开店，他可能至今还会认为文身是「社会人」的事。
兴旺在自己的工作室
兴旺不会主动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坚持认为这些不值一提。
虽然少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但所有在他店里光顾过的客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动辄5个小时的文身过程中，兴旺不多问，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干文身这一行，从不会缺故事。每一个来文身的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兴旺吸了一口手中香烟，缓缓吐出烟圈。
24岁的董琳走在街上，被陌生男人搭讪早已成为日常。
来自甘肃的她有一头鲜亮的黄色长发，精致小巧的脸上，涂着恰到好处的妆容，夏天时最抓男人眼球的，是她覆盖整个右边大腿的文身。
7月的一天，凌晨2点，董琳终于下班，这个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姑娘叫来一辆快车。刚坐定，董琳发现，司机总是时不时打量她的大腿。
经过5个红绿灯后，司机开口了：「妹子，做什么工作的？」
「做广告的。」
司机「噗」的冷笑一声。过一会儿，脸上又挂着笑说：「妹子，这么晚了，今天干脆跟哥回去吧。」
董琳不吭声，直接拨通朋友电话，告诉他自己坐的快车车牌号和司机姓氏。司机瞪了她一眼，骂了句「妈的，骚货」，一路没再多说。
这件事过后，董琳每次坐快车，都要小心翼翼的辨认车牌号。如果和软件上显示的不同，她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告诉朋友，自己坐在什么车上。
朋友问她，这会不会和她的文身有关系。她想了想，自己文身后，被陌生人搭讪的频率的确变高了。
但她从没想过洗掉这个文身。
2004年，董琳小学五年级，突然成了班上「单亲家庭学生」中的一员。父母离婚，她跟着母亲生活。
物质压力下，母亲经常离开甘肃，去全国各地奔波赚钱。那时的董琳，对生活没有太多希冀，只想有人能时常陪陪自己。
升入初中后，她认识了很多所谓社会上的朋友，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填补寂寞。听音乐，打架，和同学在教室后面吃火锅，成了外人眼中最叛逆的女孩。
有一天，董琳认识了一个20出头的哥哥，他有一条满是文身的漂亮花臂。那一天起，她也想有个文身。
在甘肃成长18年，董琳高考考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和初中时那些朋友逐渐断了联系，只有那个哥哥的文身，她念念不忘。
虽然想要文身，也离开了母亲的管束，但文身高昂的价格，却并非普通大学生可以承受。
大三时，通过朋友介绍，董琳认识了文身师兴旺。喜欢文身的她，很快和兴旺成了好友。一年后，兴旺要参加一个文身比赛，邀她做模特。
董琳兴奋的把做文身模特的事情告诉了男朋友，男朋友「嗯」了一下，「你想做就做呗。」
文身时间长达5小时，中途男朋友发来微信，自己在三里屯旁边的团结湖地铁站等她。董琳看了看时间，文身还要3个小时才能结束，她抄起手机回道：「你快点过来啊，在地铁站傻站着干吗？」
到了工作室的男朋友，一言不发，就坐在那里看兴旺在董琳腿上文身。兴旺招呼他吃点东西，他也只是默默摇头。董琳感觉气氛有些不自在，直到整个文身完成，男朋友说的话不超过5句。
回家路上，董琳问男朋友：「你怎么不说话？」
男朋友没有看她，「没啥。」
按照约定，董琳跟着兴旺去廊坊参加比赛，拿了奖。朋友们看到她的文身，围着问哪里做的，疼不疼，花了多少钱，可到底没几个人去找兴旺文身。
2个月后，男朋友父母来北京，他反复叮嘱董琳，自己父母是很传统的人，别让父母看到她的文身。
8月的北京，35°C的高温，董琳穿着长裤陪他父母玩了一星期。搬行李、叫出租、定宾馆，她穿着长裤奔跑在北京街头。街上找不到第二个同龄女孩像她一样，在闷热的天气把双腿藏在长裤里，任由汗水浸湿皮肤。
直到两人日后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男方父母仍然不知道，董琳身上有文身。
今年初，董琳突然和男朋友分手。分手原因她没有和任何人说，仿佛这件事很自然的发生，又很自然的结束。
这个月，她和兴旺约好要做第2个文身，具体文什么，她还没有想好。
像大部分被贴上标签的90后一样，1990年出生的何甜，有时会给人一种「不着调」的感觉。
在文身工作室，何甜穿着一件微微露着乳沟的深V短T恤，叉着穿短裤的双腿，坐在文身师兴旺旁别。她是兴旺的内蒙老乡，不时操起东北口音，笑着骂兴旺一句。
这是她第二次来到兴旺的工作室。2年前，她在已经交过定金的情况下，临时反悔。
此刻她盯着电脑屏幕，果决的否定着兴旺建议的一个又一个文身图案——为了选择图案，她已经纠结了1个小时。
终于选定图案，10cm长度左右的一个马头。何甜坐在凳子上，等着文身师兴旺用毛笔在她背上描出最后的图案。
谈起为什么要文身，何甜来了劲头，大大咧咧一笑，「因为我是个叛逆的人呗。我18岁开始就无照开车，去年才刚拿到本。」她说，「叛逆」这件事，是她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人生的前13年，她的人生本来和「叛逆」一点关系也没有。
何甜算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那时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父母常年在外地谋生，何甜一个人被留在家乡内蒙古海拉尔，这里距离北京1700公里，幼年的她和奶奶相依为命。
从小学到初中，何甜一直是个乖女孩，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好学生。
直到13岁初中毕业那年，奶奶去世。
无助的何甜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留下无数伤疤。母亲赶回内蒙照顾她，可长久以来的隔阂，却并非距离拉近就可以弥消。
高中的她，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女孩。除了早恋，她逐条打破校规上的规定。高二那年有个女生在背后议论她，她抄起教室椅子，扔在那女生脸上，何甜也因此被学校直接开除。
父母找关系又给她换了个学校。何甜仍像男孩一样出去打架，勉强考上了大学。从那时起，她才和父母慢慢和解。
读大三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一个80岁的老奶奶用英文文了一句话：永远18岁。那是她看过最酷的一张图，一个念头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何甜最喜欢的那张图片
25岁那年，她找到做文身师的老乡兴旺，让兴旺帮她设计一个覆盖整个背部的文身图案，连定金都交了。当晚，兴旺深夜画图时，却突然接到她的电话——不文了。
何甜能够想象到来自父母的反对，她没想到的是，拥有文身的丈夫，会成为最反对她文身的一个。
印象中从没对她真正生过气的丈夫，这一次动了怒。他喊叫着让何甜取回定金，质问她为什么要做文身。何甜反问，为什么你能有文身我不能？丈夫没多啰嗦，告诉她，公公婆婆绝不允许自己儿媳妇文身，女孩就是不能有文身，文身了就别想过日子了。
何甜最终选择妥协，但文身的念头并未因此打消。
今年到北京出差，偶然看到兴旺发了一条招徒弟的朋友圈，临时起意，谁也没告诉，她到了兴旺的工作室。
兴旺问她是否还文2年前设计的那个图案。她摇摇头，「中和一下呗，这次文个小点的，别让别人看见。」
她完全没想好要文什么。她只提了两个要求：不想让别人看见，文一匹马。
趴在折叠床上，何甜逐渐习惯了文身机带来的疼痛。过了一会儿，何甜突然问兴旺：「我想发个朋友圈，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兴旺没停下手上的动作，反问她：「你不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吗？」
「嗯…那也得发个朋友圈。」
沉吟了一下，何甜继续说：「其实我特别喜欢花臂，就像哥你这样的…唉，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
兴旺淡淡的说：「这和男女没关系。」
爱贫嘴的何甜没接话。
飘逸的马头图案，兴旺用了2个半小时完成。何甜从床上坐起。把照片炫耀给最要好的朋友，朋友问她，为什么要文这个图案？她眼睛弯成一道弧线，高声用语音回复：「因为我属马啊！」
站起身，背过身看镜子里的文身时，何甜又说了一遍：「唉，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
那天晚上，何甜发微信感谢兴旺，最后写了一句话——「思念如马，自别离，未停蹄。」兴旺没看懂。
只有何甜知道，她在纪念自己的奶奶。
2017年8月22日，香港天水围湿地公园最高气温39°C，打破香港高温纪录。
在香港满街衣着性感暴露的女孩中间，唯独26岁的刘歌穿着一件领子很高的T恤衫，戴着眼镜，背着双肩包，一副普通大学生的样子，不停摇晃手里的扇子。
从23岁的那个夏天开始，3年时间里，挨着香港的湿热，从没穿过一件低领衣服——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后背的文身，哪怕一点。
上一次她穿低领衣服，背后文身被男朋友父母看到。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私底下嘱咐男朋友：「以后最好洗掉。」
听了男朋友的话，刘歌「嗯」了几声，没有回答。
做了26年乖女孩的刘歌，并不打算听从，这个文身，是她绝不会抹掉的印记。
在外人看来，刘歌的成长顺风顺水。出生在北京，衣食无忧，初中，高中，大学，她按照父母的意愿，一步步考上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到香港念书，认识了一个名校毕业的男朋友，一切进行的按部就班。
刘歌偶尔也会怀疑，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无趣了。大学时几次想做点出格的事，哪怕在学校外面刷一次夜。可想想，还是算了，现实中她还是按时回宿舍的模范学生。
本以为波澜不惊的生活会持续一生，研一暑假，母亲得了癌症。
对刘歌来说，那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像北京的冬天一样满是阴霾。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她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过了几个小时，也不知道过了几天。
突然有一天，半年没联系的大学同学发来微信，给刘歌看自己刚文的一头小鹿。刘歌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是在哪里文的？」
犹豫了一周，她第一次离开医院，找到兴旺的工作室，请他在自己后背上文一只荆棘鸟，在带刺的荆棘中展翅的小鸟。
文身的刺痛，暂时纾缓了刘歌的压抑。兴旺告诉她图案完成的时候，她怅然若失，希望文身的刺痛不要停，一直进行下去。
然而那种刺痛还是结束了。
父亲第一次看到她的文身，是两人守在ICU门外。出乎她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任何责备，只是说了句，「小丫头片子还弄这些玩意儿。」
那个夏天结束，刘歌失去了母亲。
对新认识的朋友，兴旺喜欢问一个问题：你对文花臂的女孩有偏见吗？
大多数人回答「当然没有」，也有少数人会沉思一会，回答「可能会有偏见」。做文身的兴旺会报以微笑，感谢对方的真诚。
在北京的文身工作室开了5年，他见过太多文身的女人。
一个18岁的女孩，在兴旺这里文身后，被笃信上帝的父母逼回来洗掉文身，2年后她又找到兴旺，要求再文一个；
一位70岁的老人，陪孙女到他店里文身，看过后要求兴旺给自己也文一个，因为这是她年轻时不敢完成的梦想；
还曾有一个25岁的文静姑娘，在结婚一个月后找到兴旺文身，纪念她结婚刚刚一天就遇到车祸去世的丈夫…
每次文身之前，他会仔细探查客人是否已经成年，他也会询问客人家里是否有宗教信仰，他还会劝阻那些想把情侣名字文在身上的年轻人。
兴旺告诉我，根据他的经验，女孩文身遇到的压力，20%来自自己父母，80%来自男朋友或者丈夫。而对男人来说，恰恰相反。
说到这些，兴旺会点一支烟。他见过太多纠结于是否文身的女孩，也帮太多女孩洗掉过文身。他20岁开始干文身这一行时，只是因为文身挣钱多，他本来以为自己只会给「社会」上的大哥们文身，却没想到来北京后，会在做文身时，看遍人间悲喜剧。
那些文身是人生伤痛留下的印记，最终结痂，成为最坚硬的盔甲。对于那些悲喜剧的女主角而言，人生还在继续演绎。
何甜带着在北京做的文身回到内蒙，兴奋的向丈夫炫耀，她想去奶奶的墓前拜祭，如果可能，给奶奶看看自己的文身。
董琳最近手头有些紧，但还是买了十一回家的机票，她知道母亲会劝她留在甘肃，但无论母亲说什么，她都要再回到北京，找兴旺再做一个文身。
刘歌和男朋友结婚，很快怀孕，预产期12月，新生儿会是一个射手座男孩，这让她有些不满，因为「射手座男人最难搞」。
但让刘歌欣慰的是，儿子一出生，就会习惯妈妈是个有文身的女人，对这个还没诞生的小生命而言——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文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感谢「刺青先生」文身店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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