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请县委书记来开座谈会，他们一般都会慷慨激昂地表示，要牢记党的教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努力做到为民造福；再看那些落马书记的腐败行为和自我忏悔，“宗旨不牢、私欲膨胀”大概是他们蜕化变质的祸根孽源。
在县委书记们的内心世界里，他们的价值取向远比单色调的组织要求要复杂、丰富得多。
他们当官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似乎很难判断。
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在“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情怀和个人利益之间无限纠结……
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县委书记的主政谋略》，作者是曾经担任过近9年县委书记的李克军，原文比较长，库叔摘编了其中一部分。
县委书记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主政目标上。当他们走上这个级别不高责任重大的领导岗位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为什么要当这个操心的“官儿”？怎样干好工作，取得较好业绩？任期内要办成哪几件大事？如何争取较好的个人前途，等等。具体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文丨李克军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县委书记的主政谋略》（2014，广东人民出版社）
1
工作目标
每个县委书记都希望自己的治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快一些、好一些，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一些，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一些，也希望上级领导满意一些。
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把做好工作、取得业绩作为自己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
一般情况下，县委书记的工作目标主要反映在党代会或全会报告、各种会议的讲话中。根据本人的经历和对20多份县委报告的分析，县委书记向公众宣布的施政思路和奋斗目标都有一些共同点。
一是“套话”领先。在本地主要工作思路之前，都要写上“以××理论为指导”、“××会议精神为指针”之类的前缀。
二是调门和指标偏高。诸如：“经济建设争最快，城市建设争最优，文化建设争最好，党的建设争最强，社会秩序保稳定，各项工作争一流”；“发展有活力、城市有魅力、经济有实力”；“打造××（省或市地名）最富特色魅力城市”；“实现经济跨越发展、事业全面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全面升级提速”。此类口号俯拾即是。五年甚至三年翻一番的超常发展目标也不鲜见。
三是四六句、排比句用得较多。说发展，就有“转型发展”、“赶超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说“化”，就有“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信息化”、“制度化”、“规范化”。说“工程”，就有类似“1234”工 程、“惠民工程”、“生态工程”、“党建工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县委书记们工作报告的这几个特点，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套话”表明政治立场和执政方向，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高调门有利于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四六句、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便于统一上下思想。早在2500年前，孙子就讲到“五事七计”首要的因素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上下同欲者胜。”现代领导都要追求“上下同欲”，即建立共同的愿望、理想和愿景。县委书记担负着治理一方的重任，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帜和号令，难以形成同心协力、共建繁荣的局面。从领导者立言立威的角度看，县委书记如果善于演讲，善于宣传鼓动，善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新思路、新观点，也能一定程度地提高威信。
但是，调门过高的工作目标和浮华的文风，也存在严重弊端。
某政协领导抨击这一现象说，一些地方、一些领导爱唱高调，往往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社会是否需要，也不顾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说的、写的、唱的、吹的调子越来越高，却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抓落实或者根本没有准备落实；他们不怕做不到，就怕别人看不到、听不到；最后是报喜不报忧，更恶劣的是弄虚作假。
有的县委书记，除了公开表明的工作目标以外，还有相对隐蔽的目标，比如，抓住上级的兴奋点，在某一方面倾注更大的心血，力求短期内有所突破，形成自己的“亮点”。比如上级领导强调修路，他就会举全县之力，打一场“修路会战”；上级领导喜欢抓城市面貌，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大拆大建，力求在短期内实现一年一变样。这类工作目标，有的可能写到报告中，有的则深藏在自己的头脑中，还有的要在工作运行过程中根据新情况随时补充或确立起来。
2
升迁目标
在公开场合，哪个县委书记都不会说自己有升迁的打算或运筹。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从上任开始就有了自己下一步的 “小算盘”。他们要考虑自己在现有岗位上能干几年，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晋升或荣转的预期，有的人还要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快“进步”步伐。北方某地级市，市委书记买官卖官案发以后，所辖的10个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都给这个市委书记送过钱，少的万儿八千，多的三四十万。
这说明，县委书记地位特殊，是同级干部中提拔几率最多的职位，升迁欲望自然也更强烈些。升迁欲望，本无可厚非。说得高尚一点，干部升职晋位，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做贡献。说得低俗一点，官员提职升级，可以获得更大的荣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利益。当然，处于同样环境的县委书记，有的官瘾特别大，为了往上爬，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对官位看得较淡，虽然有时不得不做有失原则的事情，但有个基本底线，不会为了个人升迁过多损坏百姓利益，也不会为了巴结上峰而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2009年，湖南省委“原地提拔”16名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其中有位同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有三点希望：地方发展快一点，班子运转顺一点，自己进步稳一点”。这三个“一点”，虽然很平淡，但却真实可信。
3
名利目标
中国古代的官场伦理，并不绝对排除追名逐利，而往往把读书入仕、修身齐家、封妻荫子、名垂青史与济世救民、治国安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思是，君子到死的时候，名声还没传出去，那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不立”，说明他对名也很重视。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名、利人、私、欲等词汇，一度成为绝对肮脏的东西，“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从一封署名潘晓的青年来信开始，开展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第一次冲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使“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价值观登上大雅之堂，虽然没有动摇“大公无私”道德观的主流地位，但毕竟将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实际展示给公众，促进了思想解放。所以，县委书记的名利追求，只要在法定的限度之内，不应该过分批判和限制。
从县委书记的思想现实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理念，但也不能完全摆脱对个人利益的谋算及对声望名誉的追求。特别是对名声，一般更看重一些。如果对不同类型的县委书记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分成四类：
第一类，情操高尚型。他们真正做到了躬身为民、淡泊名利，如焦裕禄、谷文昌、王伯祥。特别在物质生活上，他们不但自己崇尚简朴、甘愿清贫，而且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不利用职务为家人、亲属谋取私利。
第二类，公私兼顾型。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履职尽责、奉公守法，同时也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比常人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做好工作”作为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能够较好地抑制享乐和发财的欲望。但也会接受下属在办公条件、出差住宿、家庭生活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接受某些物质馈赠，从而使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可能会做一些照顾性安排。通过调查，我了解到7位县委书记夫人的任职情况。其中，有3位任正科级职务，均为县公安局政委；3位任副科级职务，一位任县人事局副局长，一位任县交警队副队长，一位任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1位任县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如果上级、亲属、朋友、同学有事相求，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破小规而不出大格，给予适当照顾。按党的文本要求和有关纪律条规，他们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有的甚至可能构成违纪，但不严重，当地干部群众反映也不强烈。
第三类，重视名声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他们很在意本地干部群众对自己的评价，每次讲话，都要精心准备。他们对政绩考核或各种评比的名次或可能获得的荣誉称号，都比较看重，对媒体报道，也特别关注。当然，他们之中对名声荣誉的重视程度有轻重之别，获取名声荣誉的主要途径也不尽相同。有的以自我奋斗为主，有的以务虚造势为主。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适当掩饰自己对名声的追求。但有的人在有的场合也会坦露自己的心迹。如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从古至今，小县官也有记下来的，千古留名不一定要做多大的官，我的利的思想不严重，我还有留名的思想，你说我是私心，也算私心。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河北省张北县县委书记李雪荣在和清华大学学子交流时，谈到县委书记的苦和乐。他说：“一乐是受人尊敬，谁见了你也是笑脸；二乐是有权力运作的空间，自己的想法能付诸实施；三乐是自我价值实现后的喜悦感”。
第四类，追名逐利型。他们之中，有的人也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取得骄人的成绩，有的则作风漂浮，热衷于作表面文章。但其共同点是升官发财出名的欲望极强。如，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是一个集“骄、奢、淫、逸、贪”于一身、“五毒俱全”的贪官。但每逢过年过节，他都领着一大帮人，带着慰问品去看望贫困户。他把几个山区的老人请到县城逛商场，还拉着一双双干裂且布满老茧的手，动情地说：“我是卢氏人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再如，浙江省天台县原县委书记周学锋，升迁后被查处，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但他在任期间的一些“语录”却让民众感慨，如“为官一天就要做一天实事”、“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爱民如父母”、“群众利益至高无上”，等等。
4
安全目标
县委书记一直是高风险职位。改革开放前，因贪腐落马的很少，但犯政治错误的危险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但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要求仍然很严格。县委书记们在正式场合讲话、发言，都比较循规蹈矩。即使对上级政策规定或工作部署有不同看法，一般也不会说出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随着“落马官员”的增多，县委书记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行为约束。有的人虽然行为比较放肆，但往往会采取更隐蔽的手法，以防止劣行败露。近年来，县委书记们特别重视群体性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处理及预防，以防止被问责。如果遭遇媒体或公众“舆论围剿”，即使自己有理，他们也会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以时间换空间”，防止因陷入矛盾漩涡而带来更大的麻烦。可以说，无论哪类县委书记，都会把安全着陆，顺利度过风险期作为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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