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观念最早的提出者和使用者，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原因。
就历史原因来看，首先是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加深。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都是失败于距离中国万里之远、中国人并不熟悉也从来没有深交过的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则是失败于自隋唐以来就学习中国的日本，还失败得如此之惨，不仅已有千年之久的宗藩国朝鲜被日本占领，中国失去了宗主国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也割让给了日本，要不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国用重金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也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外，中国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所以，当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官僚士大夫们惊呼这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奇闻。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过来人，梁启超在1898年年底亦即戊戌政变后不久所写的《戊戌政变记》中开篇就指出：“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到了19世纪末20世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加强，尤其是资本输出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和日本人来华传教、投资、办厂、经商、旅游和从事侵略活动，中国人在与这些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开始产生了梁启超所讲的“彼，日本人；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其次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中国古代只有“夷夏观”，没有近代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是舶来品。1901年10月12日、22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九十四册、九十五册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这两个新名词。继梁启超之后，一些人纷纷加入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行列。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同样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所宣扬和主张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中国之所以会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就在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淡薄，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主义，故培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主义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
从个人原因来看，自戊戌年间协助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并担任《时务报》主笔起，梁启超就引领时代风骚，成为思想舆论界之“巨子”。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先后创办和主笔《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阅读日本人翻译的西学原著和日本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把自己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和主义介绍给中国人的过程中，梁启超对西方的民族理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他是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民族”一词的中国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在《清议报》第三十一册发表《自由书·论强权》一文，其中三次使用“民族”一词，就这三处对“民族”的使用来看，都是在现代“民族”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中国学者。1901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册上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就使用了“中国民族”，而且从上下文来看，他使用的“中国民族”指的不是某一民族，而是中国各民族，亦即文中所说的“中国人”。后来，他又多次使用“民族”“中国民族”。正是在使用“民族”“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
西方民族主义认为，国家是由民族建立的，建立这个国家的民族被称之为国族，国族要以国家的名号命名，比如，建立美国的主体民族之所以称为“美利坚民族”，是因为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是美国的国名或国号，“美利坚民族”是美国的国族；其他如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俄罗斯民族都是如此。作为最早引进并向国人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梁启超对西方民族主义的这套国族理论及其用法是非常清楚的，他在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之前，于1902年8月18日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新史学》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使用过“国族”一词。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而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国族”。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是由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建立起来的，汉族是中国的国族，但“汉”是朝代名，不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名，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名叫“中华”，所以应该改称“汉族”为“中华民族”，亦即“中华”这个国家的国族。
实际上，早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就建议光绪皇帝改“大清”国号为“中华”，认为以前用的“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都是朝代名，而不是中国的国名，我国“自古皆称中国”，所以“今定国号……莫若用中华二字”。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其中也包括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既然中国的国名或国号叫“中华”，那么根据西方民族主义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主体民族当然就不能再称为“汉族”，而应该称为“中华民族”，即“中华”这个国家的国族。
在清末，还有杨度和章太炎也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但都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的。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和杨度认为，决定民族的是文化，而在章太炎看来，民族是由血缘决定的。其实，他们的不同观点是与政治取向相联系的。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杨度认为文化决定民族，是要说明满族已接受汉族文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排满”，而应该“合满”，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君主立宪国家。而作为清末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认为民族是由血缘决定的，是要说明满族虽已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在血缘上还是“异族”，所以不应该“合满”，而应该“排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单一的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
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观念得到了发展。其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真正用“中华”作国号或国名，始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由于“中华”成了民国的国号或国名，“中华”一词也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和使用。与之相联系，“民族”也就很自然地称为“中华民族”了。
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影响，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民族主义运动的还主要局限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车夫、学徒等各个阶级阶层都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束缚下发展缓慢，无产阶级力量还十分弱小，还没有成为自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加上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列宁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生平及民族理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决议的介绍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以上三个主要原因，推动了中华民族观念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次数日益增多。检索“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所收录各类报刊文章（含标题、正文等各部分）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清末是15次；民国初年（1912—1918年）是45次，平均每年6次多；到了五四运动后（1919—1930年）达到1481次，平均每年123次。这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以下几次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使用。一是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二是1913年1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宣布独立，在发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文告中说：“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以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同系中华民族”，而且这里的“中华民族”已不是梁启超、杨度、章太炎所指的“汉族”，而具有由“五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三是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潘武编著《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绪论”“民族”一章介绍中国的民族时写道：“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与汉族互有关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第一次使用，其含义指的也不是汉族，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
第二，“大中华民族”“新中华民族”等观念的提出。一是“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的“中国民族”或“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出。1913年3月1日—4月1日出版的《庸言》第1卷第7—9期连载了一篇题为《五族同化论》的文章，作者吴贯因认为，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初亦非单一之种族，实集合若干之小种族而成”，建议“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二是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光昇在1914年4月20日《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表的《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中认为，“吾国所以能成此伟大纯一之民族（即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西方民族不同，西方的主体民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排斥主义”，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其他民族采取的则是“感化主义”，再加上中国“国家主义之早立”和“宗教思想之融合”，所以中国国民的向心力特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纯一之民族”。他主张借鉴欧洲的“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的提法，将中国的国民统称为“大中华主义”，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光昇的“大中华民族”观念为五四运动后的孙中山和以《醒狮》周报为阵地的“国家主义派”所使用。三是“新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出。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提出，汉、满、蒙、回、藏之五族的称谓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瑶族都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没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称之为“新中华民族”。与此相适应，今后民国的政教典刑也应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为宗旨，统一民族思想，这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中华民族观念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确立”或“形成”。其理由有以下两个。
第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而且“中华民族”常常指的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亦即“中国民族”，但其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民族”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政治和法律联系，只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族群才能称为“中国民族”，所以这一意义上的“民族”相当于“国民”；而“中华民族”强调的则是人们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没有生活在中国境内但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族群有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的人，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1924年李大钊在《论人种问题》中对此有论述。
第二，即使使用的是“中华民族”，有的也不能作“中国境内各民族”即“中国民族”解，只能作“汉族”解，也就是说，和清末的梁启超、杨度、章太炎一样，这一时期不少人也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
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在屠杀、烧抢、掠夺和分化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中的歌曲所唱的那样：“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强调指出：“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与华北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这在客观上教育了各族人民，使他们认识到所有中国人都是命运的共同体，无论什么民族，生长在什么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损失和痛苦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你我之间的民族不同而有所不同。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取代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起来。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