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应知杜月笙，做事当如褚时健

15岁那一年，褚时健不得不扛起生活重担。1942年，日本人轰炸滇越铁路，父亲褚开运被轰炸气浪震伤，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后，撒手人寰。

弟弟妹妹里，最小的不满1岁。母亲家里、地里两头忙。当初父亲跑运输，是一家人全部生活的支撑。母亲思来想去，把褚时健叫到跟前：“家里的酒坊，往年都是请师傅来烤酒，现在咱们家没钱了，以后烤酒的事就交给你。”

酒坊并不大，一间房屋，一个灶，发酵的瓦缸120多个。每次要用上700多斤苞谷。对一个手艺熟练的老师傅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传统的烤酒，分泡、蒸、发酵、蒸馏、接酒五个步骤。环环相扣，每一步不容有失，要想烤出好酒，更是难上加难。

泡苞谷时，700多斤的苞谷，褚时健得一袋一袋扛到酒缸边泡好。至此，力气已损去一大半。待原材料泡好了，又慢慢蒸，十几个小时里，锅中必须保持有水，糊了，酒就差，烂了，前功尽弃。别人烤酒，怕耽误事，往往两人轮流守着，以便精神集中。褚时健却一个通宵也松不得气，气松了，这缸酒就完了。

从小到大，褚时健就跟周围孩子不一样。无论什么事，他总想做到最好。哪怕是下河摸鱼玩儿，也要比别人抓得多。

“做一件事，力气花了，要是马马虎虎地做，那力气也就白花了。认认真真地去做，更划算。”

——褚时健

一开始，他就守在酒缸边上，一守几个小时不睡觉。一边守，一边观察酒缸里苞谷的变化，一一记在心里。时间久了，他就定时眯一会儿，灶上稍有动静，他马上就能醒过来。一来二去，再去烤酒，身体就像有了闹钟一样，每次添完水，休息两个小时左右，必定自己醒来。褚时健烤酒，从来没有蒸过头，连同村的大人们也很难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他烤出的酒，口感极佳。

三伯家的师傅，来教他如何给酒发酵，临走时，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你照着我的方法做，保证出酒率比别人家的高。”

褚时健学会了，却没有照搬师傅的，自己坐在酒缸边上琢磨：“夏天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发酵的情况也不同，靠近灶火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要好一些的。出酒率也更高。”

于是，他把灶里剩下的柴火装在铁盆里，放在离灶火较远的发酵箱边上为它们增温。结果，人家三斤苞谷出一斤酒，他只需要两斤半。

后来，人家来向他取经：“怎么你睡着了，总能准点醒过来？有什么诀窍吗？”

褚时健说：“哪有什么诀窍啊，大概是因为心里有这件事，有责任心。”

有责任心，是做任何事的第一个前提。有了责任，才有敬意，怀着某种敬意去做事，就不会把事情做得太差。怀揣高度的责任感，是一个人做事的根基，也是做好一件事最大的诀窍。 

建国初期，褚时健被调任到宜良县墩子乡做征粮组组长。对新成立的政府来说，征粮可是一件大事。入滇的解放军超过10万人要吃饭，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赴藏过境部队的口粮。上头直接给了个数字：10亿斤公粮。

老百姓一听，都吓傻了。因为这一年，他们早就向国民政府交了一次粮食了。一听又要征粮，大家都不干：“本来年年打仗，田地收入就不好，现在又来要粮食，还要不要老百姓活了？”

果然，云南大片区农民都有抵触情绪。有些地方爆发了动乱，加上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四散谣言，不少地方都出了杀害征粮干部的事。土匪趁乱而起，抢了260多公斤的粮食。褚时健虽只负责一个村，情况也不容乐观。

县里开会，干部诉苦。唯褚时健一人不语，在他看来，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干部征粮作风不对：“人家不交粮食，你们就态度强硬，还惩罚不交粮的农民，大家当然要抵触。”

其他干部一听，不乐意了：“你光嘴上说得利索，有本事你去！我看你能征多少回来！”

褚时健去了，一个村的征粮任务，规定两个月完成，结果他10天就拿了下来。办法，其实简单。白天跟农民代表去看田，晚上和农民们开会，让大家自己报一个上交的数目。

有人报上来的数目很少，褚时健就说：“老哥，我也是农村人，又不是没种过地，你一亩地只有300斤，谁听了都不会信。这一亩地，八九百斤肯定有，但让你们都交了，这就是我们的不对，你留下全家口粮，再盘算盘算。”

也有人不合作，拿着家伙冲上去找褚时健：“我不管那么多，说交多少就是多少。”

褚时健不慌不忙：“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粮你肯定躲不过去，今天我来给你定数目，剩下的保管你们家够吃。万一明天别人来了，把你家里人吊起来打，粮食也给你拖走，你是交还是不交？你回去想想，明天告诉我。”

征粮顺利，褚时健回去对干部们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先替人家考虑，别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做事。农民们不是不讲理，你替人家考虑了，两方面才谈得拢，你的任务重要，人家的肚子就不重要了？” 

这是一个人做事的格局，穷利而谋者，往往无利可言。事做绝了，下次就没人信你。能替别人想一分的时候，要多替别人想一分。 

50年代，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土改期间，有人带农民去向地主索要土地权利，农民指着地主说：“我知道你家里藏了100两黄金。”

地主回他两个字：“放屁！”

工作组的人觉得地主不老实，把他带回村里，挂了个石磨在地主脖子上：“你就嘴硬吧，明天不交出金子，我就枪毙你！”

第二天去地主家里，推开门一看，地主歪躺在地上，磨盘就势落地，地主笑道：“这么沉的玉，我还是第一次戴。”

工作组的人正要发火，褚时健站出来说：“你们这么做过分了。我们做革命工作，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这胡乱来吧？”

褚时健向来是个有原则的人，不择手段的事，他是绝对不做的，内心不能够认可的事，他也不愿意做。正因为如此，反右时，文件下来说，右派比例要在5%到10%。因为风气鼓吹，许多单位揪出来的右派比这个还多。一个系统里600人，居然报上来160个右派，褚时健一回家，气得把文件撂在妻子面前：“像什么话！”

他将心中的疑虑告诉领导：“这个比例太高了，有的地方居然超过20%！”

领导不耐烦：“这是上面的决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来试试，但后果你也考虑清楚。”

褚时健想方设法将比例压到13%，结果，他还是因为“同情右派”，落下了罪名。

1959年1月1日，褚时健收拾了行李，和其他右派一起被破烂的客车送往红光农场。这是他人生中从未遭遇过的低谷，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以后的人生还能否有一丝光亮出现。

当时，很多人被送到农场，立即灰心丧气，要么是斗志全无，要么是得过且过。同到农场的一个姓田的县委书记，每天都唉声叹气，觉得委屈、冤枉，褚时健就劝他：“你别生闷气了，有什么用？还不如找点事情做。”

可老田依然每天愁眉苦脸。后来，褚时健调他去玉溪卷烟厂做党委书记，他却选了一个不用承担什么责任的小职务。

褚时健觉得，与其给自己背上思想包袱，不如老老实实找点事干。他跑去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菜，菜种好了，交给食堂，自己也能悄悄开点小灶，叫大家一起来吃。菜地里菜渣多，他就跟领导申请养鸭子。蒙受了冤屈，他不是不郁闷，但郁闷改变不了局面。所以他就天天忙农活，种完地养鸭子，把自己忙得片刻不得闲。累了一天，晚上也睡得更好一些。 

最黯淡的时候，褚时健该干什么干什么，为的不是要一个结果，为的是撑住人生的那口气。一个人的心气没了，那干什么事都不成。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出任曼蚌糖厂副厂长。当时红糖是紧俏物资，供销社有统一的销路。糖厂每年都是亏损，但也只能硬撑。亏损大，职工们只能拿到5个月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有人去扛木材，有人去盖房子，能找点儿事干就找点儿事干，否则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听说厂里新来了副厂长，大家都很好奇。跑去褚时健家里一看，那穷的，只剩被褥和硬板床，连像样的凳子都没有。头几天，褚时健在厂里转来转去，四处巡视。众人没抱什么期望。

第二天，褚时健召集榨糖点负责人开会，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问题：“咱们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燃料要6斤，加上人工、机器损耗和运输的费用，还有不亏的道理？”

负责人说：“道理我们都懂，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想少花钱多办事，但成本降不下来。”

褚时健很快就做出了调整计划。

“首先，你们把锅都给我敲了。”

职工们傻了：“敲锅做什么？”

“常年熬糖，锅底都是硬壳，最后只有一小圈儿受热，不把锅垢除了，怎么熬糖？”

大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觉得这厂长能抓住这么小的细节，恐怕不简单。

接着是燃料。本来木柴很理想，可是能耗太大，山上的树不能砍，厂里也没钱去市面上买，一直只能用褐煤做燃烧。褐煤的煤化程度很低，结构太松，至少有一半都浪费了。褚时健说：“这样烧下去，哪儿有利润啊？”

大家问：“那烧什么？”

褚时健一笑，“所以你们要动脑筋，我们是榨糖厂，天然的燃料多得是。”随即往厂房外厚厚的甘蔗渣一指：“那不就是燃料。”

工人们说：“这都潮乎乎的，怎么烧？”

“好办，你们把甘蔗渣堆起来，一层压住一层，不出半个月，就能拿来烧。”照着褚时健说的办法一试，神了，一点就能燃。

很快，成本就降了下来。褚时健马上又让厂里增加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加到6个，从6个加到9个。原来，褚时健注意到附近总有孩子跑到榨糖厂来捡甘蔗渣吃，自己拾起一嚼，果然没榨干净。可这些细节，从来没有人注意。

照褚时健的办法做出改变一年后，年年亏损的糖厂首次盈利，纯利润就高达11.7万元。这下，各个负责人对褚时健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褚时健笑笑说：“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是他们从来没过想往前一步，没想过怎么把事情往好了做。要想做好，就得下功夫钻研，这跟我当初烤酒是一个道理。”

褚时健爱钻研，做什么事，都肯摸出个门道。无论是早年烤酒，还是后来榨糖、做烟、种橙，他都愿意花心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滚筒加9个后，再怎么也榨不出更多糖来了。褚时健想来想去，就跑去白糖厂参观，见工人会往甘蔗渣里喷温水，然后再榨一次。回厂后，他照搬照学，果然还能提高榨糖率。

美团的CEO王兴就说：“很多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这样的做事方法，看似努力，不过是在原地打转罢了。

真正肯做事、会做事的人，永远想的都是如何让手上的工作变得更精准、更高效，是去主动掌握事情，而不是让事情反过来掌握你。

褚时健刚到玉溪卷烟厂时，“红梅”“红塔山”，还是云南的中下等烟。年产量不过10万箱，大部分都卖不出去，积压在库房。连本厂员工都编了个顺口溜：“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企业年年亏损，职工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技术工一个月拿30块钱，普通工人拿十几块钱。因为收入低，人家姑娘一听说是玉溪卷烟厂的，根本就不愿和你谈恋爱。

有的老职工，祖孙三代住20多平米的房子。厂区内，鸡鸭鹅乱跑，没人问没人管。褚时健找到负责人时，负责人倒是理直气壮：“大家生活这么苦，养鸡养鸭改善改善生活嘛！”

最让褚时健心痛的，是到厂后云南召开香烟评吸会。十几个专家给出评价：“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纸劣质，抽起来又苦又呛。”

褚时健带着失望回厂，心里五味杂陈。一个产品，居然被人从头批到尾，真是气愤。唯一让他高兴的，就是这下又有事可做了。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在这一点上，褚时健显出了做事的魄力。

当时，玉溪卷烟厂的卷接机还是25年前的老设备，在欧美国家早就被淘汰了。而最新的MK9-5卷接机一分钟卷5000根，比老机器多出3倍。褚时健一想心里直痒痒，就问多少钱，卷包车间副主任说：“一台261万元。”

在当时，这是天价，但褚时健非买不可。

说话容易，办事难。厂子年年亏损，管理、人事都还不到位，机器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贷款买机器时，骨干都不同意：“设备是不错，但这么贵，我们负债经营，压力太大了。”

还有人给他算了笔账：“这台机器的钱，够我们买60台旧型号了，还不如不去贷款，增加几台老型号的，又稳妥又划算。”

褚时健站起来，扫了大家一眼，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大家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从前，有个人在自己屋里发呆，突然有人敲门，他问，是谁呀，外面说，我是机会，快开门。屋里想了想，没开。外面又敲门，快开门，不敲我就走了，屋里人还是不开。外面又敲门说，你可别后悔。屋里人说，你不是机会，你走吧。”

说到这儿，在座的都懵然。褚时健问：“你们说，为什么屋里人知道外面那个不是机会？”

众人面面相觑。

“因为机会只敲一次门。”

最后，大家通过了褚时健的提议。后来，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带到亚洲第一、世界第五，被称为“印钞工厂”，时时处处，每一次改革，都离不开他做事的这种胆魄。

做事的魄力，关系到一个人抓住机会的能力。而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就会决定整件事的走向。《下妻物语》里说：“有时候，抓住幸福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幸福如此，机会亦然。

走出监狱的时候，褚时健74岁。他保外就医，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陈旧性心肌梗死，身体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一天也不能不吃。大家都劝他在家里好好养身体，他还是闲不住，还是要做事。

大家劝他别折腾，理由只有一个：你老了。

众所周知，褚时健最后在哀牢山种了橙子。当时，他请专业种植人才郭海东上山时，郭海东吃了一大惊：“果苗下地，从生长到稳定挂果，起码要4-5年，那时候褚老都过了80岁了。他的人生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还有记者问他：“做事当然可以，但为什么偏偏要选种橙，橙子好几年才挂果，你为什么不选一些成效来得快的事做？”

褚时健呵呵一笑，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想走捷径，尤其是年轻人，今天一毕业，明天就想搞出名堂来。这是不现实的，人生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做一件事，失望会很多，往往你看不到希望了，希望好像又一点点地来了。”

褚时健将褚橙做红后，每年都有人跑去哀牢山拜访，向老人家取经。一个年轻人从福建大老远跑去问：“我毕业六七年了，一件事都没成，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褚老一听，就听出了他是想今年一小步，明年一大步，回答说：“你才六七年，我种果树10年了，你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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