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哲学的探索中得到的一切欢愉，有如看到一个正从峡谷中浮现出来的崭新景观一样。
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哲学家，背后有着不同的动机。过去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渴望了解世界。在早期，当哲学与科学难以区别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另一个动机――在早期也是重要的原因――则是基于理智上的幻觉。人们常问到：彩虹在哪儿？所有事物真如它们在阳光下或月光下所显现的样子吗？同样的问题以现代的观点诠释则为：所有事物真如我们肉眼所见或是显微镜下的表象吗？然而这样的疑惑很快便被另一个更广泛的疑惑所替补。当希腊人开始质疑奥林匹亚山上的神之际，某些人便在哲学里寻找可以替代传统信仰的东西。
以上两种动机的结合，引发了哲学上两个层面的变动：一方面哲学被认为要证明日常生活中所流传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真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要证明一个更为深奥的哲学真理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相对于我们日常的想法，它更符合我们对全人类未来该有的期盼。几乎所有哲学都把“怀疑”视为刺棒（goad），“确定”则被视为目标（goal）。哲学家质疑理智、质疑科学，也质疑神学。哲学家各自质疑并关注其中的某一项目。哲学家对于以上质疑所提出的答案甚至是否存在答案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选择哲学的理由涵盖了所有传统动机，但是有两项对我的影响最大。其中之一是最早影响我并持续最久的，就是期盼找到能够被公认为是真理的知识；另一个动机则是希望找到合理解释为何信仰宗教的理由。
我认为促使我走向哲学之路的第一件事发生在11岁的时候（虽然当时我还不认识“哲学”这个词）。儿童时期的我相当孤独，因为我唯一的哥哥大我7岁。正是由于太孤独，我因而变得相当严肃，还有许多可让我思考的时间，但却没有足够的知识供我运用于思维上。在验证数学的过程中我获得乐趣，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而这种乐趣正是拥有数学天分的人特有的表征。
长大之后，才发现也有许多人有着类似的经验。其中一位朋友哈地是一位纯数学教授，他就经常追寻这样的乐趣。他曾告诉我，如果能找到证据证明我会在5分钟内死去，他会为此感到难过，但是悲伤的心情很快就会被验证的乐趣所掩盖。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丝毫不觉得受到冒犯。
在我学习几何学之前，曾有人告诉我几何学就是要验证事物，因此当我哥哥说他愿意教我时，我的内心雀跃不已。几何学在当时仍然是欧几里德几何。我哥哥先从基本定义开始教起，这些我吸收得非常快。但是接下来便谈到公理，他说道：“这些是无法被验证的，但是在用来证明其他事物之前，它们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几句话，我的希望开始瓦解。
过去我认为寻找可以被证明的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事。然而结果却只能藉由某些无法获得证明的假设才可达到目的。我以某种愤怒的眼光看着哥哥说道：“既然无法证明这些公理，我们又如何要接受其真实性？”他回答说：“如果你不承认，就无法继续我们的课程。”我心想知道后面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就暂时同意去承认这些公理。然而对这个我希望从中找到明确无误的真理的领域，我仍然充满狐疑与困惑。
撇开这些疑问不谈――大部分时间我早将它们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当时自己仍不晓得的答案――在数学中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事实上比起其他学科要多得多。我热衷于思考如何将数学应用到物质世界中去，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关于人类行为的数学可以如应用于机械上的数学一样精准。我之所以有此希望，是因为我热衷于验证，而多数时候这项动机比我同时想要确认有自由意志存在的渴望更为重要。不过，我从未完全克服对数学正确性最根本的怀疑。
当我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却因为新的困难而深受打击。我感受到老师所教授的验证方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我日后的学习中得到确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我离开剑桥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德国数学家早已经发现了较好的证朋方法。我因此接受了康德哲学里夸大的辨证方法。而这也让我重新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视，在过程中那些过去困扰我的难题都变得琐碎不重要。日后我才发觉这一切都错了，但这是在我深深浸淫于形而上学的泥沼之后的事。
对数学的某种厌恶激发我转向哲学，而此种厌恶源自于数学太过专注于考试时所需要的技巧。这种学会考试技巧的企图使我觉得数学是由机灵的闪躲和精巧的设计所构成的，简直就像是填字游戏。待在剑桥大学的头3年结束之际，当我从最后一次数学考试中走出来时，我发誓绝不再碰数学，还将所有的数学课本卖掉。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从哲学的探索中得到的一切欢愉，有如看到一个正从峡谷中浮现出来的崭新景观一样。
过去我并不只是在数学领域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如同笛卡尔（当时我还未看过他的著作），我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和他一样，我觉得把外在世界想象为只不过是一场梦是可接受的。但即使是如此，真正被梦到的才叫梦，而我亲身体验的真实事情才拥有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这样的思路是在我16岁时第一次出现，而当我后来知道笛卡尔早已以此作为其哲学基础时兴奋不已。
在剑桥时，我对哲学的兴趣还源自于另一个动机的激发。曾经促使我对数学产生质疑的怀疑主义，也让我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产生疑问，但是我仍热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以保存一种最起码还可以称之为宗教信仰的东西。自15～18岁的3年间，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我花了大量时间和心思。我逐一检视基本的教义，衷心期盼找出接受这些教义的理由。我将想法写在笔记本里，至今我仍保存着。当然这些想法很粗糙且不成熟，因为当时我无法找到解释教义中提出的“不可知论”的答案。在剑桥，我意识到先前所忽略的思想的整个体系，我也一度放弃了一些在我孤独时所想出的见解。
在剑桥，我也开始研读黑格尔的哲学，在那深奥难懂的19卷著作里面，他宣称已经证明了某种东西相当适合作为传统信仰的精致变体。黑格尔把宇宙视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的宇宙就好比是果冻，如果你轻触任何一个部位，整个果冻就会颤抖；但是它又不像果冻，因为无法把它切开。对他来说，由许多部分所组成的外表看来是而且其实只是一种错觉。“绝对”才是唯一的实在，也就是他所谓的上帝。
有一阵子我从这种哲学观点中找到了慰藉。当它的拥护者，尤其是当时我的一位密友麦克塔加把这种观点介绍给我时，黑格尔的哲学看来不但令人着迷，同时也具备可论证性。麦克塔加的哲学经历早我6年，而他终身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极为深远，有一段时间我也受到他的影响。当一个人使自己相信时间与空间是不真实的，物质只是一个幻觉，世界除精神外没有其他时，便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乐趣。然而在短时间内我从信徒变成师傅，并发现黑格尔他自己本身就充满了困惑，他的思想在我看来并不比俏皮话好到哪里去，我于是放弃了他的思想。
有一段时间我从一个源自柏拉图但经过修正的学说中获得满足。柏拉图认为――我只信其一二而已――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的理智所感受到的世界则是一个不完美的复制品。按照这个学说，用数学处理这个思想世界，结果得到精确和完美，这就是不存在于平凡世界的东西。这种数学上的神秘主义是柏拉图从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我最终仍不得不舍弃这样的思想。
自此以后，我再也无法从我可接受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宗教上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