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李先生｜人间

前不久，被骗进泰缅边境妙瓦底诈骗园区的演员王星，最终在中泰缅三方的全力合作以及众多人士的网络呼吁下，平安返回上海。

王星此次能够获救，其一得益于其女友的快速有效的施救行动，其二则是因其演员身份引发了巨大的网络反响和讨论，最终倒逼泰国警方为维护本国安全形象和旅游产业而积极展开救援。

倘若此类事件发生在你我身边，受害者是一个毫无人脉和网络资源的普通人呢？可能我们在思考答案的过程中，已经被巨大的疑惑和未知的恐惧包围。

今天我们向大家讲述，两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李玲是如何费劲千辛万苦，最终成功从菲律宾绑架案中解救出其弟李亮的真实经历，希望能给正身处困境的同胞们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我父母又接到从我弟弟手机打来的视频电话，绑匪一边对我弟弟拳打脚踢，一边威胁我父母尽快筹集赎金，给他们转账。为了让绑匪能善待弟弟，父母第二次给对方账户转了2万元。

事后我们复盘时发现，这种少量多次转账的做法是弟弟能够保全性命的关键举措之一。不能一下子就满足绑匪的全部要求，只要他们没拿到足够赎金，就不会轻易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转账的账户都是绑匪提供的，每次都不一样。我们也通过警方查过，这些账户一旦收到转账，就会被注销，变成黑户。

我父母没有任何相关的社会资源，当地立不了案，他们也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只能按照绑匪的要求去转账。他们一再跟绑匪保证会继续筹钱，恳求绑匪别虐待我弟弟。绑匪却说，如果第三天（6月27日）还不支付全部赎金，就把我弟弟卖到甲米岛。我父母那时还觉得只要把钱转过去，弟弟就能被放回来，所以到6月27日他们东拼西凑总算临时凑齐了20万元，准备转钱。

可是没想到，钱还没转过去，绑匪却传来消息，说他们已经从弟弟的工作单位拿到赎金，把弟弟放了。

这让我父母又惊又喜，根据绑匪的说法，他们同时向弟弟的单位索要赎金，现在他们先拿到单位的钱，所以提前放了弟弟。虽然这件事听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父母对于绑匪的办事逻辑一无所知，他们当时立刻放下心来，觉得事情总算解决了。

谁知，事情根本就不是如此简单，所谓的“从工作单位拿到赎金”的说法只是他们的常用黑话。

6月28日早上，我父母再次收到绑匪打来的视频通话，在视频中，我弟弟又遭到了毒打，同时，施暴者又一次向我父母索要赎金20万人民币。我父母当时就懵了，不明白为何昨天还说收到赎金放人了，今天又要钱。

直到弟弟回国后，我们复盘整个过程才知道，前后要钱的根本不是同一拨人。第一拨人不是放了我弟弟，而是将他卖给了第二拨人。而且第一拨人在前三天已经陆续从弟弟自己的银行账户成功转走了100 多万人民币，他们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把弟弟卖给了下一拨人。当时我父母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当看到弟弟再次被毒打，他们慌了神，不知为何绑匪出尔反尔，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情急之下，才打电话给我。

“玲玲，你弟弟阿亮被绑架了——”从小到大我从没有看到父亲哭过，但是那天在电话里，父亲哭了。

而这个时候，距离我弟弟被绑的25日，已经过去三天。

我们家人也曾考虑是否要直接到菲律宾当地报案，这样有利于掌握第一手资料，亦能有效追踪菲律宾警方处理案件的进度。

但当时2022年正处于全球疫情期间，国内防控措施非常严格，受这些因素影响，出国很不方便。而且时间也不允许，绑匪每天都会给我父母打电话催款，每次打电话都会殴打我弟弟。要是此时我们花时间去办理签证，按照疫情期间的要求准备各项手续再去菲律宾，根本起不到快速有效的作用。

晚一天，我弟弟就多一分生命危险。除此以外，我也考虑到我父母年纪不小了，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独自去菲律宾，很有可能遇到同样的危险。

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似乎只剩等待一条路的时候，我想到了校友群，这应该是我唯一可靠的人脉资源了。我们学校是一所老牌985 高校，校友里有不少颇有能量的人物。来不及思量过多，我把我了解到的事情经过整理成微信信息发到了几个校友群里。当时有一些同学给我反馈了一些信息，但都没办法提供直接帮助。让我更为难堪和尴尬的是，有部分校友怀疑这是诈骗，还at我说这种信息最好别发在校友群里。

可这是关乎我弟弟性命的大事，我只能厚着脸皮直接去找我的导师求助，希望在导师的背书下可以得到帮助。导师说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求助经验和途径，但他思考过之后，给了我2007年和2008年的同学录，建议我照着通讯录一个一个打电话，说不定能碰到有办法的人，这样就还有一线生机。

我也没想到，最后确实是这两本同学录，给我弟弟带来了生的希望。

我照着同学录一个一个打电话，打了几十甚至上百个电话，具体多少我都记不清了。终于打到了一位师兄的电话，他认真听我讲完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说他可以试着联系某部非洲司的一个朋友，再通过非洲司的朋友联络到亚洲司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帮助，还专门拉了个群方便联络。

救人一刻都不能耽搁，前面说的这一系列行动，向南京当地报案、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求助、向菲律宾当地报案，以及在校友群里求助，看起来零零散散、乱糟糟的，但实际上都是在28日这一天之内发生的。

那位师兄还跟我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说联系亚洲司的过程可能不会很快，在走这个流程的同时，我也可以考虑一些比较激进的办法。

“什么叫激进的办法？”我非常惊讶，也毫无头绪，只能问他。

“有一个非官方组织，叫做新国际警察协会，他们base在香港，业务遍布东南亚地区，主要负责安保、救护、旅游等相关业务。我将负责人的微信推给你，你与他联系沟通之后，你自己判断要不要委托他们来处理此事，这个决定我不会替你来做。”

随后，师兄将该组织负责人“尹司令”（化名）的微信推给了我。

那位师兄跟我说，这种组织一般人脉很广，要是委托他们，还是有希望的，不过最终还是得我自己拿主意。

经过师兄的解释，我才明白所谓的新国际警察协会组织实际就是一个雇佣兵组织，他们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有业务，主要负责解救被绑架的人、提供保镖业务之类的服务。其实我也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打听了有没有这个组织，大使馆的人让我别相信这种组织。

可我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请问，现在侦察到哪个阶段啦？还需要我们家人配合什么吗？”我每天在微信中都问大使馆工作人员。

“没有，请耐心等待。政府正在交接，办案没有那么快。”

涉及到跨国的交涉，需要时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怕我弟弟真的等不了。

就如那位师兄给我分析的一样，我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是保守策略，等着菲律宾警方、大使馆或者亚洲司那边的消息，如果选择这条路，意味着我与家人只能被动等待；另一条是激进策略，找新国际警察协会帮忙，直接联系他们去救人。

在知道了这条新的解救途径后，我自己一个人无法做出决定，于是把父母和弟媳都叫到一起商量。

“我们要不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李亮？如果委托雇佣兵组织营救他，优势显而易见，效率比警察高，他们有优良的武器装备，能直接与绑匪短兵相接。但是，我们要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而且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也许最终的结果也难以尽如人意。”我跟父母和弟媳说。

“这可是涉及到你弟弟的命啊！难道我们为了几个钱置他的命于不顾吗？”我父母觉得无论多大的代价，只要能救回弟弟，都值得。

“可是，我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如果，我说如果，我们将房子卖了，钱全部花完了，李亮也没有救回来，就算不顾我，那孩子怎么办？”我弟媳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最后，我们商议决定，将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费用留足，其他的都可以拿出来。只要人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有必要的话，房子也是可以卖的。

得到了家人的许可，我立刻加了那位尹司令的微信，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当下的情况。

“我带着人直接去把人抢出来，一口价15万。”尹司令毫不犹豫地说。

听到这个报价，我十分吃惊，这个价格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既然价格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我和家人商量后，就决定让尹司令带人去抢人了。

“你们如果不在明天将全部赎金转过来，那么我们就把他卖给下一家。”视频中，我弟弟额头、鼻子、嘴巴都在流血，眼睛肿的只剩一条缝。绑匪戴着黑色头罩，只露出两只眼睛，我们看不清他们的神色，却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7月1日。从6月25日凌晨我弟弟被绑架到此时，时间仅仅过去了6 天，但我们的生活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原本是个生活在和平年代、一直奉公守法的普通公民，被动卷入了这场风波，每天都要和绑架犯、雇佣兵组织以及各方警察打交道，甚至还委托了不知是否合法的雇佣兵组织来救我弟弟。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觉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我们和尹司令达成协议后，就根据尹司令的指导，与绑匪进行交涉。

“我们不再电子转账，会让当地的朋友去现场接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否则我们无法确信你们拿到钱就会真的放人。”我们对绑匪说。

“不行，我们不接受现场接人。”

“如果不现场交易，我们就不再转账了。”因为有了尹司令这一层保障，我们态度也有了几分强硬。

可绑匪接下来的举动让我们又一次摸不着头脑了，他们突然说准备接受我弟弟单位给的钱，不再和我们交易了。

因为有了第一次类似说辞的经验，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把我弟弟卖给下家的借口，第一次他们说放了弟弟用的也是这个托词。当然，因为有尹司令从中周旋，我们对他们这些黑话有了一些了解，心中也多了些底气。

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能同意。我提出加钱，愿意多给10万，让绑匪把人交给我们。在这多出来的10万赎金的诱惑下，绑匪这次答应了。而我直接给尹司令的账户又转了10万元。

尹司令要求的15万委托费用，在我们与他达成抢人协议时，已直接一次性给他转账了。而答应绑匪的20万赎金，我们给的借口是由我们朋友现场与绑匪交接，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准备支付这部分费用，而是直接让尹司令带人把人解救出来。当绑匪说准备把人交给单位后，我们提出加10万元赎金，这10万我同样直接打到了尹司令的账户中，意味着我们将委托费增加到25万。因为，我们觉得与其把钱给没有任何底线的绑匪，不如给雇佣兵，让他们更加尽心尽力地救人。

在绑匪同意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后，就正式进入了抢人环节。

尹司令这边人力和武器装备都非常齐备，他全副武装，带了四五辆车。在大使馆的协调下，他与菲律宾警察也取得了联系，菲律宾警察出动了两辆警车，但他们不同意直接到现场，而是在离交接点一个街口的地方停了车。尹司令他们的四五辆车则直接开到了交接点。整个过程，尹司令给我开了定位和视频，给我进行现场直播。

尹司令这一方带了四把狙击枪，还有其他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武器。绑匪那边不知道有没有武器，不过从头到尾双方都没有开枪。

我本以为一切都安排得万无一失了，可没想到，这次还是没有顺利救出我弟弟。

绑匪实在太狡猾了。他们一开始给出了一个交接地址，等尹司令到了那里，却发现根本没有人。

接着，我们又收到他们发来的第二个地址。尹司令再次带人赶到第二个地址，还是没见到任何人。

这下尹司令发火了，警告对方如果再这么折腾，就不给钱了。于是，绑匪给了第三个地址。

尹司令带人赶到后，绑匪带着我弟弟刚一露头，就发现这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还看到了一个街区以外的警察，他们扭头就跑。

尹司令带人追了上去。可是绑匪跑进了一栋建筑，这栋建筑距离美国领馆很近，按照当地规定，在距离美领馆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出现枪械等武器，也不允许发生械斗，双方一下子就僵持住了。

此时尹司令这方没有办法进入该建筑，于是联系菲律宾警方直接和绑匪沟通要求放人。没想到绑匪在建筑里又强迫我弟弟写下了一张欠款500万的欠条，还在警方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出示了这张欠条，他们称我弟弟欠他们巨款所以才将我弟弟控制起来。

然而，正是因为这张欠条，警方最终成功把我弟弟带出了那栋建筑。

警方根据绑匪提供的欠条，开具了逮捕令，理由是我弟弟犯了ESTAFA（旨在带来经济或个人利益的不法或犯罪欺骗；欺诈罪），所以要强制逮捕。菲律宾警方手持逮捕令进入建筑，终于把我弟弟带了出来，然后关进了警局。

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与我一样，以为我弟弟被成功救出来了。

然而，并不是。

虽然弟弟成功从绑匪手中救出，但是他还在菲律宾警察手中，警察开出的逮捕令并不是借口，而是真正的逮捕令。我们要想带走弟弟，还需证明他并没有真的欠下500万欠款。

于是，我们又一次委托尹司令找了当地的律师，支付了3万元律师费，并且立了非法拘禁案，证明我弟弟是在被绑架和非法拘禁的情况下写下的欠条。

最终，在菲律宾总局的强制传唤下，我弟弟才得以脱罪，终于能走出警局。而令我及家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请的律师也提出要起诉对方绑架罪非法拘禁等罪名，可警方根本就没有对对方实施抓捕。直到现在，我都对菲律宾的法律很疑惑，为什么抓的是受害人，而不是实施绑架的罪犯呢？

但无论如何，我弟弟得以平安获救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而且我们对菲律宾的法律流程不甚熟悉，因此并没有再深究下去。

当我们满怀希望等待弟弟回国时，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弟弟的护照及其他相关证件都被绑匪销毁了，再加上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手续比平常繁杂得多，他没办法马上买机票回国。

此时，绑架犯并没有得到抓捕，仍旧逍遥法外。这就意味着，孤身一人的弟弟他从警局出来的那一刻，又重新陷入了可能被绑匪抓走的危险之中。原本，弟弟在被他们绑架期间，就受到了他们不断地恐吓和威胁，此时又一次陷入了恐慌中。

弟弟重新办理护照以及完成疫情相关手续，前前后后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弟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我只好再次委托尹司令提供安保服务，并且又支付了5万元的安保费用。一个星期后，我弟弟的证件全部补办完成，尹司令一直护送他到机场，这件事才算是真正画上了句号。

虽然整个事件看似画上了句号，但是就像一颗石子丢进了水里，涟漪会连绵不绝。

我弟弟在经历这件事情回国后，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非常恐惧。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我们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偶尔不小心提到，他的情绪就会变得异常激动，明显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对他、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影响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慢慢淡化。但最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他活着回来了。

我们知道现在可能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同胞身上，希望我们处理这件事的过程，能为大家提供一些解救的线索和思路。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愿大家都能出入平安！

后记

李亮经历了人生历程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星期，所幸最后平安回到了家乡。通过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被绑架者以及家属面对暴行的惊恐和无助。无论是菲律宾的绑架案，还是缅北的电诈危机，都警示着我们，在异国他乡，危险可能随时降临。

李玲告诉人间，这次事件以后，她曾想为同样遭遇困境的同胞提供一些帮助，在微博上发布了解救弟弟的相关消息。后有一个受困家属联系了她，她给对方提供了尹司令的联络方式，没成想，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被受困家属拉黑了。她感叹，让一个正在遭受欺诈的家庭接受一个不知来路的解救途径，建立相互信任是非常困难的。

李玲在众多的求助途径中，选择相信校友介绍的雇佣兵组织，这一信任成为了整个解救行动的重要转折点。然而，信任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了解和情感基础之上。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李玲与受雇者之间，也体现在她与家人共同面对危机时的相互支持与依赖。

衷心祝福每一位走出国门的国人，都能平安顺遂。希望你们在海外能够时刻保持警惕，远离危险。

通过李玲女士的讲述，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对最终成功解救起到关键作用的线索：

1.赎金支付策略：面对绑架犯索要的赎金，切不可一次性全额支付。一旦绑匪的预期得到满足，他们很可能会将人质再次转卖，从而获取更多利益。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先向绑匪转账 1 万或 2 万，让他们误以为家属正在积极努力地筹集全部赎金。2024 年苏州发生的一起被绑撕票案件中，家属一次性转账 300 余万元，最终却仍发生了惨剧，这足以证明这一点。

2.赎金金额警惕：通常而言，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绑匪，要价一般在百万人民币以下，很少会直接索要 100 万以上。若绑匪要价超过百万，家属就必须高度警惕人质被撕票的风险。

3.解救时效关键：解救的时效性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在同一拨绑匪手中停留的时间仅有几天，因为绑匪自身也担心风险。若人质被扣押达到三天，就极有可能被转卖或遭受伤害。所以，越早展开施救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人质被卖到某些核心地区，解救工作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4.转账方式利弊：电子转账这一方式，虽然让家属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风险，但同时也使得绑匪降低了被抓捕的风险。

5.人质实际状态：被绑架和被骗的人员，通常会有使用手机的机会，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失去自由。

6.案件类型差异：从本质上讲，李女士弟弟的被绑案件与苏州高管被绑案有诸多相似之处，绑匪主要通过索要赎金来谋取利益。而王星被卖至缅北的情况则更多地与缅北电诈案类似，在那里，他们将骗来的人当作资源，用于实施电信诈骗活动。

此外，在本次解救过程中，李女士的各项支付金额总计为：支付给第一波绑架犯3 万，支付给第二波绑架犯 2 万，支付给尹司令的抢人委托费用 25 万，律师费 3 万，安保费 5 万，合计 38 万人民币。而李女士弟弟自己的账户损失则超过 100 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