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缙、曾鑫：从“秦州豪强”到“长安大族”——北宋关中李士衡家族探析｜202409-110（总第28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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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卜宪群主编《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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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州豪强”到“长安大族”

——北宋关中李士衡家族探析

文 / 刘 缙    曾 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渭南市博物馆

雍熙四年（987）五月，刚刚经历前一年北伐失利的宋太宗，正将目光逐渐转移至整顿内政之时，位于帝国西陲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发生了一件使今上盛怒的事情。秦州长道县酒场官李益依仗财力结交朝中高官，在当地横行无忌，“郡守以下皆畏之”。然而在观察推官冯伉坚持不懈的举报之下，宋太宗终于得知李益的罪行，遂下令：“斩益，籍其家。”李益之子李士衡时任光祿寺丞，“诏除其籍，终身不齿。” 但令人疑惑的是，仅仅几年之后，李士衡就遇到大赦，并且得到寇准的举荐，“尽复其官”，之后仕途顺畅，官至三司使，并且“建大第长安里中，严若官府。”

那么，李士衡如何重新踏入仕途？李益案中的“权贵”究竟是谁？李氏家族迁居长安后的发展如何呢？如此种种，以往学术界虽对李士衡及李氏家族有详细考证， 但其中尚余可继续探讨之处。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探求李益一案中的权贵究竟是谁，并论述李氏家族迁居长安后的仕宦、家族的婚姻以及经济状况，以此窥见北宋时期关中地区士人家族的发展轨迹，以求教于方家。

宋人称秦州一带“人俗质木，不耻寇盗”， 不过宋太宗时期的秦州，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有着别样的精彩。

太平兴国三年（978）令人颇为匪夷所思的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谋反案， 引起宋太宗的震怒，甚至由此事而下令，官民子弟如“或怀凶险，有乖检率”，屡教不改，可以送至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由朝廷统一处理。 但宋初的秦州政局注定是波澜迭起，几年后，又一位当地豪强的不法行为进入了宋太宗的视野。

（一）李益之死

李益是北宋初年秦州的酒务官，酒务官属于宋代地方征收酒税的专门官职，多由低级文武官员或者贬谪官充当，社会地位不高，士人一般不愿为之。 但李益则不然，他借充当酒务官之便，攫取大量财富，“诸县酒务，多为豪民买扑，坐取厚利。” 他成为地方的豪强之后，又以雄厚财力与北宋中央政府的权贵相交，为李氏家族能够盘踞秦州提供了政治保障，并借此插手地方行政事务，“持吏长短，郡守以下皆畏之。”同时，其子李士衡又“进士及第”，踏入仕途，李氏家族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李氏家族的光鲜并未延续太久，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最终引起了李益的伏法与家族中衰。对于此，宋代史料多有记载，其中《宋太宗实录》对整个事件的描述比较详细：

是日，斩秦州长道县酒务官李益。益，秦州富人，家僮数百人，横恣郡中，所为多不法，持吏长短，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负益息钱者数百家，郡为徴督，急于租调。观察推官冯伉不为益徴息钱，益怒之，伉方按行市中，益遣私奴数辈，拽伉下马，毁辱之，伉不能甘。先是，益多通货于朝中权贵，率为庇护，故累年不败。至是，伉上章论其事，章两上，皆为邸吏所匿，不得达。后因市马译者，附表诉益不法事。译因随岁市马入，得见，即上其表。上览之，大怒，诏本郡捕益，诏书未至，京师权贵巳先报益知。益惧，因亡命，州以闻，上愈怒，诏州郡以物色捕之甚急，数月，获于河中府冨人郝氏家，械送御史府鞫之，具得其状，抵罪，籍没其家财。其子士衡先举进士，任光禄寺丞，诏除其籍，终身不齿。益之伏法，郡民皆快之，以为除去灾害，醵钱饮酒以相庆。

缘于李益在秦州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李氏家族在当地的高利贷业务才能让官方代为催督，其紧迫性居然超过政府的税收。而观察推官冯伉不屈服于李氏的权势，招致李益家奴的当街羞辱，因此冯伉坚持向宋太宗检举李益的违法行为，在邸吏两次藏匿冯伉奏折之后，终于由赴蕃部买马的翻译将奏折带至东京，转呈宋太宗，引起太宗的极大不满，下令抓捕李益。但诏书刚刚发出，就被朝中权贵抢先一步将消息告知李益，李益提前逃走。

当时知秦州是宋初名臣吴廷祚的儿子吴元载，李益逃亡后，吴元载向宋太宗上奏，令宋太宗更加恼怒，命加紧追索李益归案。 在太宗的严令之下，李益最终被逮捕、处死，家产充公，“斩（李）益，籍其家。”其子李士衡时任光禄寺丞，也被撤职罢免，并且终身不能再次入仕，“益子士衡先举进士，任光禄寺丞，诏除其籍，终身不齿。”秦州民众听闻李益被处死之后，“皆醵钱饮酒以相庆”，庆祝本州恶霸被除。

不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尽管李益被处死，给他通风报信的“朝中权贵”，以及藏匿冯伉奏折的“邸吏”，史料中并未说明是否受到牵连和惩罚。此外，秦州的地方官吴元载，是否对李益的所作所为知情呢？

（二）权贵与郡守

李益依仗财货交接的“朝中权贵”，不仅是他横行乡里的依仗，也是提前传达消息，使他能够逃亡的重要人物。但“权贵”究竟是谁，以及李益案是否牵连到他，史籍中却是语焉不详，透过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依然可以窥见这位权贵的真实身份。

1.权贵

李士衡是李益次子，太平兴国八年（983）科举中第，任职京兆鄠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主簿，京兆府尹命他“权领狱掾”，“咸阳县有民杀人，具辞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他认为其中只有一人是杀人凶手，其余四人仅仅是帮忙掩埋尸体，不应当全部判处死刑。京兆尹同意了他的处理意见：“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则冤于地下矣。子有阴施，后当贵乎？” 关于此事，《宋史》也有记载，并明确写到京兆尹为田重进，且在事后亲自造访李家并夸赞道：“子有阴施，此门当高大之。”

然而当时田重进甫任静难军节度使，静难军的治所在邠州（今陕西彬县），他是不可能管理京兆府的日常事务， 所以说《宋史》的记载有误。再者从现存史料来看，田重进与李士衡及李氏家族并无交集，李士衡此后的仕途也未见田重进的身影，《宋史》的撰者为什么要把毫不相干的田重进加入李士衡的生平呢？

《宋史》列传的材料，在宋代国史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宋人的神道碑及墓志铭等史料。 从内容上分析，范仲淹撰写于景祐元年（1034）的《李士衡神道碑》，正是《宋史•李士衡传》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宋史》的编纂者几乎照抄了范仲淹的作品，只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缩写，但唯独在叙述李士衡任职鄠县主簿所处理的案件之处，《宋史》增加了“田重进”，这恐怕不简单的是笔误所能解释，也许另有史料来源，成为我们揭开李益结交“权贵”身份的一个契机。

从宋时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当时李益结交京师权贵，是人所共知之事，在李益案发后，权贵还提前透露消息给李益，令其能够抢先逃亡。但是直到李益被处死、李氏家族遭到严惩之后，宋太宗似乎也没有制裁这位权贵，说明他应该是深得皇帝宠信的重臣，如此才能躲过李益案的牵连。综合来看，田重进非常符合这样的人设。

田重进是宋初名将，先后参与灭北汉与雍熙北伐等战役，深受宋太宗的信任，“上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 尤其是雍熙北伐之后，他是唯一没有受到推治的前线统帅， 而且宋太宗又将涪王赵廷美之女长寿县主嫁给其子田守信， 可见皇帝对他的笼络。所以说，尽管李益一案牵连到了田重进，但这种结交地方豪强的案件，不足以动摇皇帝对他的信任。

正由于田重进与李氏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李士衡初任鄠县主簿显示出一定行政才能后，他专门到秦州或者长安李氏的家中去夸赞李士衡，或许正是向李士衡的上司表达一种态度，这对李士衡的仕途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因此，李士衡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科举入仕，至雍熙四年（987）其父李益案发之时，短短四年间，他已经迁转至光禄寺丞、知眉州彭山县， 相比而言，升迁比较顺利，或许田重进发挥了一定作用。

再者，田重进于淳化三年（992）“移京兆尹、永兴军节度”，到至道三年（997）卒于京兆。 他在任职京兆的这一时间段内，正值李士衡在寇准举荐下重新入仕，起先只是“领京兆渭桥辇运”，之后“改司农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至咸平元年（998）宋真宗即位，李士衡已经迁秘书丞、知剑州。 作为一名死囚之子，又曾经被宋太宗下令“除籍”、“终身不齿”，李士衡能有这样的升迁经历，不能不说没有田重进的因素。所以，李益案的中“权贵”，极有可能就是田重进。

2.郡守

吴元载是李益案发时的秦州郡守，淳化四年（993），已经改任知成都府的吴元载因为剿灭王小波之乱不利，“受代归阙”，此时已经再次出仕的李益之子李仕衡时任通判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常衔元载因事杀其父，伺元载至阙，遣人阅行装，收其关市之税。元载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责郢州团练副使。”

按说李益是被宋太宗下令处死，其事与吴元载并无因果关系。然而李士衡却认为“（吴）元载因事杀其父”，将罪责归咎于吴元载，分析其原因，李益在秦州时的所作所为以及邸吏敢于藏匿冯伉的奏折，吴元载作为秦州的地方长官必然知情，李益和吴元载之间肯定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但在宋太宗抓捕李益的过程中，吴元载似乎并未帮助李益逃脱罪责，并且非常坚决执行宋太宗的命令，使已经逃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李益被抓捕归案、处死。

所以在李益伏法数年之后，吴元载回京途中路经华州，被时任通判华州李士衡故意收取关市税，遭到吴氏拒绝后，李士衡趁机向宋太宗上奏揭发，导致吴元载被贬官。“及受代归朝，趣装离郡，负担之人甚众，关市之征靡输。虽清白检身，固绝脂膏之染； 而道路以目，岂无薏苡之嫌。”

因此吴元载墓志中对此事及李益案均讳而不书，侧面说明吴元载在秦州时与李益纠葛很深，他处理李益的案件，不能作为他的政绩来宣传。再加上吴元载去世于咸平三年（1000），咸平五年（1002）下葬于洛阳祖坟， 此时的李士衡已经再次入仕，时任度支员外郎， 吴氏后人更不可能将李益一事大书特书了。

在皇权的严厉惩罚之下，李益之死令李氏家族的发展遭受沉重打击，按照常理推断，家族很可能就像青州麻氏一般，就此衰败，退出官宦门第的行列。 但是李益死后仅仅三年，已被终身除名的李士衡就重新踏入了仕途，李氏家族的发展随之重回正轨。

雍熙四年（987）李益被杀后，家产遭到“籍没”，其子李士衡也被罢官“除籍”，秦州民众面对李家的衰败，“醵钱饮酒以相庆”。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李氏家族很难在秦州立足了，因此举族迁往关中的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后徙京兆之万年，因家焉。” 以暂时逃避这场政治灾难，并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重新入仕

李士衡在科举中第，任职京兆鄠县主簿，此后他“徙知彭山县，就加大理评事，迁光禄寺丞。”但因父李益案的爆发，“坐除名”。

李益死后，李家随之迁往长安，实现了与家族过往历史的切割。不久适逢宋太宗大赦， 李士衡又得到同为关中籍名臣寇准的举荐，“尽复其官”， 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家族迁居的政治意图。不过，李士衡之所以能够重新入仕，所谓“寇准荐其材”之外，主要还是宋太宗对此事的肯定态度。

从宋代史籍对李益的记载来看，他在秦州的确可称得上为富不仁、横行乡里，但其罪尚不至死。李益案真正引起宋太宗震怒，并非案件本身，而是其背后牵扯的种种事端。

太平兴国三年（978）震惊朝野的李飞雄事件，主角李飞雄之父李若愚任秦州节度推官，其家族应属当地大族。而案发后，宋太宗的处置非常严厉，李氏被“夷其三族”。 就连时任知乾州李若拙，因与李若愚连名，太宗“疑其昆弟”，“命殿直卢令珣即捕系州狱，乃与若愚同宗，通家非亲，不知其谋，犹坐削籍流海岛。” 所以说，雍熙四年（987）发生在秦州的李益案，或许又使太宗联想到李飞雄一事，再加上逮捕李益的诏书还未到达，他就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早早逃亡，更令独断朝纲、猜疑心颇重的宋太宗难以容忍，这才使此案的惩罚比较严苛。

李益案件处理完毕后，宋太宗可能也发现本案与李飞雄案有本质区别，对当事人及家族的处置过于严厉，内心对判决结果也许已有松动，再加上田重进和寇准的斡旋，因此李士衡借大赦之机重新入仕，应该得到了宋太宗的默许。

再次踏上仕途的李士衡表现出相当不错的政治才能，咸平三年（1000）四川王均之乱中，他任知剑州（今四川剑阁）“以州城难守，即焚仓库，运金帛，东保剑门。”提前预判，控制住了入蜀咽喉要道剑门关，挫败了王均夺取剑门关的计划，保障了朝廷大军能够顺利进入四川平叛。 并且他迅速通过驿站向宋真宗上奏捷报，得到宋真宗的奖赏，自秘书丞超转为“度支员外郎，赐绯”。

咸平五年（1002），李士衡上奏：“陕西榷酤，尚多遗利。今西鄙屯戍至广，经费实繁，望遣使经度其事，可济边用而不扰民。”宋真宗遂派遣他和李溥到陕西诸州增酒榷之课，“岁增钱二十五万”。

这一时期由于宋廷在西北持续用兵，财政压力很大，时任度支使梁鼎“建议陕西禁解池盐，所在官鬻”， 已经改任判三司盐铁勾院的李仕衡对此表示：“安边无大于息民，今不得已而调敛之，又增以转粟挽盐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可惜宋真宗没有采纳他的不同意见，最终导致“关中大扰”。

咸平六年（1003），时任陕西转运使朱台符和杨覃之间产生矛盾，“交相论奏”，宋真宗“遣御史视其状”，将二人同时罢免，命已经任职荆湖北路转运使的李士衡转任陕西转运使，逐渐显示出他在理财方面的卓越才能。 “即保任能吏数十，分掌榷酤，获遗利盖亿计”。

（二）理财能手

以往宋廷每年都要从内帑拨缗钱三十万补贴陕西军费，李仕衡到任后，“言岁计可自办，遂罢给。”极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在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巡幸西京洛阳之时，他反向朝廷上供大量粮物，令宋真宗意识到他的才能，遂将他调回朝中任职，“（李）仕衡献粟五十万斛，又以三十万斛馈京西。朝廷以为材，召为度支副使。”

此后，李士衡建议对陕西的盐法进行改革，以减轻民众负担，得到宋真宗的同意，“度支副使李士衡，言关右自不禁解盐已来，计司以卖盐年额钱分配永兴、同、华、耀四州军，而永兴最多，于民不便，请减十分之四。诏悉除之。”

宋初以来，河北地区战争频仍，军费日增，“朝廷以两河屯兵之计，择使为难”， 于是长于理财的李仕衡又被任命为河北转运使，他到任后，很快“奏罢内帑所助缗钱百万”， 并向宋真宗建议：“本路诸军，岁给帛七十万。当春时，民多匮乏，常假贷于豪右，方纳税租，又偿逋负，以故工机之利愈薄。请官预给帛钱，俾及期输送，民既获利，官亦足用。”得到皇帝首肯，“令优与其直”，后“推其法于天下”。

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上下忙于筹备封祀泰山，李士衡在要求取消内帑拨付河北的军费八万缗之外，又“请辇本路金帛刍粟四十九万赴京东，以助祀事。”得到宋真宗的嘉奖，“（李）士衡临事有心力，可奖也。”专门下诏褒奖。当时任计度泰山路粮草使的丁谓请求让李士衡留在澶州，“管勾东封事”，得到宋真宗的允许。 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西祀汾阴（今山西运城），李士衡“又献钱帛三十万以佐用度”，再次得到宋真宗的嘉奖， 并任命他为提举京西陕西转运司事，“权知永兴军，进给事中”，又“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

李士衡离开河北后，河北的财政又出现了缺口，有人向宋真宗上奏，指出这是因为李士衡“用河北钱五十万贯助东封，致令管内阙乏。”宋真宗则认为：“官吏艰于经画，辄以此为辞，当复任士衡，责其集事，以塞众多之言。”李士衡再次担任河北都转运使后，河北地区的财政又得到很大改善，“其后积粟塞下，至巨万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视之，而粟不腐也。” 宋真宗巡幸亳州（今安徽亳州）太清宫，李士衡自河北再次“贡助奉祀丝、緜、缣、帛各二十万”。 李仕衡在河北不但理财出众，治理政务方面也惶不多让，河北棣州城（今山东阳信）“河流高于州城者丈余，朝命累年役兵修固”，于是李士衡与张士逊建议“请于州之北七十里阳信县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改筑州治，以今年捍隄军士助役，则永久之利。”新城筑成后，官民均迁徙入居，“既而大水没故城丈余”，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

宋廷每次有“大礼”，李仕衡“必以所部供军物为贡”，令不少朝臣认为其中必有虚假，“（李）仕衡乃条析进六十万皆上供者，二十万即其羡余。”宋真宗对他非常赞赏，对时任宰相王旦评价道：“（李）仕衡应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须，随大小即办，亦其所长也。”

因此，当时名臣王旦也夸赞李士衡“莅事干集”， 范仲淹撰写的《李士衡神道碑》盛赞其在理财方面的卓越才能：“其供亿不可胜纪。公皆优游以办，霈然有余力。盖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 《宋史》评价李仕衡：“前后管计事二十年”，“才智过人”。

天禧二年（1018），青州（今山东青州）知州戚纶“作书劝临淄麻氏出粟以济饥民，太常丞致仕景宗拒之，答纶书极不逊。”戚纶不堪其辱，向宋真宗上奏事情本末，引起真宗的不满，认为戚纶“选懦不能抑豪强”，于是以李士衡代戚纶知青州。李士衡到任后，或许麻氏知晓他也出身豪强，不敢怠慢，马上“具粟千斛以献”。李士衡在青州，展现出在理财之外的“能吏”本色，“时盗起淄、青间，有司捕群盗妻子置棘闱中，士衡悉纵之使去。未几，其徒有枭贼首至者。” 他对治下官吏也比较严格，深得真宗信任。

李士衡在青州仅仅任职数月之后，被宋真宗任命为三司使，可以说达到了他仕宦生涯的顶峰。宋真宗对李士衡给予厚望，“上作《宽财利论》赐士衡，又出内藏钱二百万贯以助经费”，李士衡也非常识趣，“请刻圣制于本厅”。作为寇准一派的重要成员，李士衡受到王钦若的嫉恨，王氏向宋真宗揭发“（李）士衡父诛死”的往事， 不过似乎并未影响到真宗皇帝对李士衡的态度。

李士衡任三司使后，迅速进入角色，对部分财政措施进行改革，“京西、河北转运司计度于河东晋、绛州发粮储三千万赴滑州。山路险峻，虑或愆期，请止于滑州、通利军入中，优给其直。” 并建议任命陈尧佐为知滑州（今河南滑县），专门负责当地修筑河堤事宜。

李士衡尤其针对当时承受大量军费开支的陕西财政，改革了不少弊政。如更改了陕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钱与茶”。陕西地方小吏运送羊和木至京师，“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险处往往漂失，吏至破产不能偿。”李仕衡对此进行改进，“许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补死者；听民自采木输官，用入粟法偿其直。”大大减轻了官民负担。

李士衡在三司使任上，深得宋真宗的崇信，薛奎任三司户部副使，“与使李士衡争论事，”被真宗下令外放知延州，以保障李士衡的权威。

宋仁宗继位后，李士衡以足疾求去，当时掌握朝政的章献刘后下诏：“先帝称卿全晓金谷利害，以比高熲、刘晏。宜少安于位，俟毕山陵，当遂大用。”不久任同州观察使、知陈州。 天圣七年（1029），因为其女婿曹利用案，李士衡被贬为左龙武大将军。 天圣十年（明道元年，1032）九月，李士衡卒于永兴军府，史籍评价他：“前后筦计二十年，虽才智过人，然素贪，家赀至累巨万，建大第长安里中，俨若官府云。”他故去两年后，景祐元年（1034），“诸子诉其父有劳于国，非意左迁。”宋仁宗下令给李士衡复官同州观察使。

李士衡是李氏家族重新崛起的关键人物，通过他的入仕，家族从之前的地方豪强转变为仕宦门第，“李氏族大且贵”。 他先娶妻王氏，“封平晋县君”，早逝。后娶冯翎雷氏，“封延安郡君”，卒于庆历八年（1048）。值得注意的是，雷氏是北朝以来关中大姓，宋初更出现雷德骧家族这样的显宦门第。 李士衡应是在家族迁居长安后续娶的雷氏，如此可能会更加迅速融入关中的士人群体。

李士衡在仕宦生涯的成功，令其父李益之死的缘由，家族以往不甚光彩的历史，被改写、被抹去、被遗忘。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为李士衡撰写的神道碑中，李益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完全不见，甚至还被赠官“吏部尚书”。李士衡也是因父亲去世的正常服丧，“以父忧去职。服除”，在寇准举荐下再次出仕。 李士衡之子李丕旦的墓志中，则丝毫未提及祖父李益的死亡原因。 可以说，因为李益之死造成的家族负面影响，几乎都消失了。

据《李士衡神道碑》，李士衡有子六人，女三人，但他的子嗣均未继承他的理财能力，也没能在科举中有所建树，导致家族渐趋平凡。

（一）李士衡诸子的仕宦

1.喜好藏书的李丕绪

《宋史》中仅有第四子李丕绪的传记附于李仕衡之后。据本传，可知李丕绪是以荫补入仕，“荫补将作监主簿”，其父致仕时，他为尚书虞部员外郎，“请解官就养”。此后十余年未出仕，李仕衡去世后，他依旧不愿入仕，经大臣举荐，才起为“佥书永兴军节度判官事”，长期在陕西各地担任地方官，以司农卿致仕。其“居官廉静，不为矫激。家多图书，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

李丕绪久居长安，熟悉当时长安掌故，其言道：“师颉作永兴重进幕客时，府前有十余堵大墙蔽荒隙。军府萧条，寂无民事，因搜访碑碣，凡打三千余本。姜遵知府日，内臣曾继华来造塔，遵希明肃旨，近城碑碣，尽车充塔基。继华死于塔所，人谓之鬼诛也。”

李丕绪喜欢搜集文物典籍、前代书法，宋人多有记载，“丕绪长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 其借此与当时文人互有交通。

2.仕途颠簸——李丕谅

李丕谅因其二兄早亡，因此他实居长，天禧五年（1021），其父李士衡上奏，表示其子愿意“愿预校讐之职”，于是他以大理评事“充馆阁校勘”。 天圣七年（1029）的曹利用案中，他作为曹利用的妻兄，他也受到影响，“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李丕谅落职，同判和州。”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陕西战事又启，宋廷认为李丕谅“家本秦人，习知西鄙事”，在韩琦推荐下，宋仁宗命令他由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换为尚食副使。但李丕谅不愿换为武职，不久就称病不出，要求换回旧职。 康定元年（1040），李丕谅再次被任命为崇仪使、知鄜州。 据《李士衡神道碑》，李丕谅最终做到了邠宁环庆路兵马钤辖，于庆历三年（1043）去世。

3.豪爽侠气——李丕旦

李丕旦是李士衡幼子，生母是士衡原配王氏，他与几位兄长一样，以荫补入仕，“始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累迁卫尉寺丞。”天禧五年（1021），李士衡为李丕旦请求职事官，“求掌国学事”，宋真宗起初不允，“既而卒命（李）丕旦同管勾国子监。” 但这已经到了宋仁宗继位之后了，“乾兴初，同领在京国子监。”

李士衡以同州观察使知陈州后，李丕旦一直侍奉左右，直至其父去世，他才再次入仕。“后十余年，终观察之养，始载调官”，但此后也如其两位兄长一般，长期在地方做小官，先后任延州酒税、陈州西华、阶州酒税、知京兆府栎阳县、知陇州汧源县、监凤翔府太平宫。

李丕旦其人，“倜傥有奇节，喜学古兵法。”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宋仁宗时期的西北边疆危机，“方宝元用兵关中，君数条边事，且求对殿中。”但并未得到皇帝的召见。此后他任官地方之时，也是颇有才干，声望日隆，自栎阳离职时，“吏民遮泣不得，乃候夜变服驰去。”他晚年任祠禄官后，“自肆于山水之间”，去世之时，也是异常豁达，“恬然而逝，其知命也与!”

李丕旦家境富裕，墓志夸赞他：“君天资敏悍，幼厉蠭气。洽通经史，尤晓阴阳百家术数之学。辩论衮衮，闓劘古今，多屈其坐人。”而且颇有侠义之气，“在西华日，会友人死，贫不得葬，君乃爲之葬，又赒其孤。尝客过泾，遇人有丧不得归，亟解所乘马遗之，其趋人之急如此。”得到当时名臣郑戬、韩琦、范仲淹等人的赏识，但可惜仕途不顺，未能更好的发挥个人才能，于皇祐四年（1052）去世。

至李士衡诸孙，史籍中已经很少涉及，大概李丕远之子李植有零星史料， 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仕宦”，他在未能迎娶曹氏之后，“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

（二）李氏家族的婚姻与经济状况

李士衡发迹后，李氏家族亦成为当时的高官士族，因此他的子女婚配对象也是当时的显宦，如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曹利用和曹琮。

曹利用是澶渊之盟中宋方的议和使臣，最后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权倾一时，最后虽然在宋仁宗初年因为政治斗争被贬谪、自杀，但也是宋真宗时期的重要朝臣。 曹琮则是曹彬之子，宋太宗曾评价幼年曹琮道：“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儿也。”他因与曹利用的姻亲关系，受到牵连，“利用贬，出为河阳兵马都监”。

李士衡去世后，他所奠定的家族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发挥着效用。如李丕远之子李植，起先是打算迎娶日后的慈圣光献曹皇后，但据说他在新婚之日，“既娶，迎入门，见鬼神千万在其前。（李）植惊走，踰墙避之。”马上将曹氏送回曹家，之后曹氏被选为皇后，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慈圣光献曹皇后。 这则故事的可信度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曹琮曾经打算将曹、李两家的第三代进行联姻，然因故未成。 李丕旦长女则嫁给了王珫，据史载王珫是王珪的堂兄，如此王珪才会为李丕旦撰写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