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
随迁老人，是指因照顾晚辈生活或养老等需求，随在京落户的子女生活两个月以上的老年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
例高达43%。
等待子女回家的随迁老人
沈薇来北京八年了。前六年是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后两年，是因为小外孙的降生，她成了“带娃老人”。大学毕业以后，女儿留在北京工作、拿到了户口，但到了29岁也没找对象。
2010年，才下火车，沈薇就去了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此后几年，她总会出现在这里，她随身带着写有女儿信息的纸条，碰上合适的，就聊上几句。沈薇通常在相亲角待到下午四五点，赶在晚高峰前搭车回家。
沈薇开始了“候鸟”式的生活，两个月在东北老家、两个月来北京，主要就是帮女儿找对象。期间，还经历了几次并不成功的相亲经历。
终于，在2016年，女儿结婚了，沈薇心里踏实了。但生活的步调几乎没给她喘歇的机会，半年后，小外孙降生了。为了帮忙照顾孩子，沈薇和老伴儿两个人，彻底在北京安顿了下来。
和沈薇一样，张大国也是因为孙辈的出现，留在了北京。今年初，因为儿子生了二胎，他被“急召”进京带娃。这个65岁的河南许昌农民，带着老伴儿离开了老家200多平的二层小楼，搬进了北京昌平的一个小区里。
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张大国逐渐习惯了从田间地头到童车尿布的过渡，如今，他已经能有模有样的抱起小孙子，侍弄他的穿戴和卫生。
赶上周末，张大国的小区里来来往往、全是推着婴儿车的老人，和张大国一样，他们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人，山东、湖南、河北……南腔北调聚在了一起。
传统文化中的“父母在，不远游”，如今已经在现实中翻转。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
城市“老漂族”的不断壮大，归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
社区里捡拾垃圾的老人
同一屋檐下的三代人
2018年7月的一个上午，沈薇1岁半的外孙子已经会走路了，不过张口能叫出的亲人还只是“妈妈”。
沈薇的身体不大好，女儿女婿上班时，老伴承担了家里主要“带娃”的工作。整个上午，他都不得空闲，抱着孩子把尿、带着玩玩具，还要插空教些基础的知识：“爱迪生发明了什么？谁发明了电灯？”。
中午，孩子睡着了，沈薇的老伴也终于可以歇会儿了，他躺在垫子上睡着了。铺地垫子的屋子，是专门为孩子开辟出来的，隔了不到5米是女儿女婿的卧室，中间夹着的这狭小的空间，就是沈薇和老伴的卧室。
根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上的统计，随迁老人来京原因主要是“照顾子女及孙辈”，占总样本量的83%。从调查对象的居住情况来看，选择“与子女、孙辈同住”以及“与配偶、子女及孙辈同住”的老人分别占据39%和43%。
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三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因为观念和习惯不同产生的矛盾，在每个细枝末节处闪现。
在沈薇外孙的房间里，放着小小的篮球架、各式各样的玩具车，还有一套200多元的英文名著。在沈薇的强烈要求下，女儿女婿才又买回来一本《三字经》，而沈薇和老伴也会给小外孙子讲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这类的故事，“这个是代沟”，两位老人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些传统文化。
相比之下，张大国则根本不会参与孙辈的教育，“俺是农村人。没上几年学，小孩教育一概不懂，俺只管带。”
除去教育问题，还有儿女出于好意的举动，却也因为观念的不同造成了分歧。沈薇女儿担心父母太辛苦，就请了个小时工，一个小时30块，帮着分担些家务活。来的是位阿姨，四十岁出头，四川人，会做水煮肉片，人“挺会来事”。
不过沈薇还是觉得别扭，老想把对方退掉，“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干活，瞅着人家干活我不得劲，我还得跟着干”。
阿姨做菜时，沈薇老是帮着打下手。有时候，阿姨来之前，沈薇就已经差不多把活都干好了，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的，她也不好意思使唤对方。无活可干时，她就跟阿姨唠嗑，一唠就是一个小时。
“雇保姆最忌讳跟人走的太近了，会让她界限感变模糊。但我妈老给阿姨造成这种错觉。”在阿姨的去留上，女儿和沈薇一直存在着分歧。张大国在这点上有类似的看法，“你雇保姆，掏钱再多，不放心，保姆啥事都能干出来。”
更麻烦的，则是婆媳、翁婿关系这类的家长里短。没念过几年书的张大国，说起儿子来很骄傲，说起儿媳来，把头往后一仰，“噫——”。儿子和儿媳妇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进了国企。儿媳爱干净，给张大国约法三章，进门必须换拖鞋，喝水前必须洗手。“噫——”，张大国说，农村人过去哪讲究这个！
沈薇也深有感触，“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她住的大院里房源变得紧俏起来，“老人都来带孩子啊”，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总是家里的那些事，三个里总有一个没少为家庭矛盾烦心。
沈薇认识一对老两口是吉林小县城的，50多岁跑来北京给唯一的儿子看娃，顺带找了份擦泳池和扫宿舍的工作补贴家用。儿媳妇是城市人，工作是教学生画画。两家家庭条件悬殊，矛盾也因此而起。
闹得不可开交时，老两口只得搬出去重新租房子住。
有一次沈薇看到老爷子买了两根排骨回来，问他，你一大家子人咋才买两根排骨呢？对方苦笑，哪一大家子人，就我和老太太两个人，啥都不在一起了。沈薇后来看到，这家的老太太，常常一个人跑到操场，眼巴巴的看儿媳妇带孙女玩，却靠近不得。
还有一次，沈薇带外孙子去体检，碰到院里一个老人也领着外孙女过来，沈薇夸了两句自家女婿能干活，对方一惊，“我在这院这些年还是头一次听说夸女婿好的”。
原来，这家的情况正相反，老太太是城里人，女婿是河南农村来的，女儿当年被妈妈逼婚逼得紧，草草找了个对象，结婚时老人就不同意，没少数落女婿，后来说得多了，女婿索性啥也不管了，“孩子自行车坏了也得老太太修”。
社区里的“隐形人”
外孙女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唤她的名字——岳芳，老人转过头来，也看着外孙女，眼神空洞。
她几乎再也认不出眼前的亲人了，包括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她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在她身上，记忆仿佛被时间的巨怪吞噬掉了，她如同变了一个人，有时很少讲话，有时又会很“不讲理”，半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个“游魂”，把一家人全部叫醒。
十年前的岳芳不是这样的。2007年，她77岁，正式随子女定居到北京，河南县城里的老伴去世三年了，老房子也被卖掉，她没有退路了。在北京这一住，就是10年。
很难说，岳芳的身体状况和她进城后的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但这些年，她过得确实并不顺遂。
刚来北京时，外孙女正上初中，处在叛逆期，和父母间“战火不断”。一次，外孙女因为英语考试成绩跟父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还拿刀子伤了自己的手。岳芳看得心疼，想缓和矛盾，上去说了一句，要不让孩子今天晚上跟我睡吧？“你不要插手！”女婿吼了一声，把岳芳噎住了，一个人回了屋。
周围的环境对岳芳来说也并不“友好”，北京是个讲文明、讲规则的大都市，这里有十多条地铁线和一千多条公交线，可岳芳大字不识，又不会讲普通话，她连公园的门也进不了。
在北京，岳芳的社交圈子被收缩进四四方方的家属院里，能聊上几句家长里短的邻居倒也有几个，但大院老人流动性大，跟她要好的后来都离开了北京，剩下的，嫌她耳背，方言也不相通，聊几句便进行不下去了。
无论对内对外，这不再是一个岳芳能掌控的世界。变化悄然发生，只是繁华都市里，升学、工作的节奏不容打断，岳芳变成了家庭和社区中的“隐形人”，相比饥荒年代，她已经吃穿不愁，但却愈发沉默。
同样来自农村的张大国也常有这种“融不进去”的感觉，在老家农村，他喜欢上邻居家串门、聊天，再喝上半斤白酒，而现在呢，“都关着门，对门的都不认识”。
一些个人的“习惯”似乎也并不适合城市。北京某小区的论坛上，曾有住户反映有人把捡来的垃圾堆在楼道里，大家一度把责任归咎在“随迁老人”身上。在沈薇住的家属院里，也有很多农村来的父母捡拾废品。有个老太太，丈夫是军级干部，自己却成天掏垃圾箱，“她说她孙子补课，一个假期补一个语文就要两万，不捡点也不够花”。
连张大国自己也动过捡废品的念头，但遭到了儿媳的反对，理由是怕有细菌，让孩子得了病。
“虽然都说首都北京好，但那对我来说一点用没有，我是在这挣钱呢还是天天住在繁华的地方？没有，在这院里，我都体会不到这里是北京，我就觉得这个院挺安静的，人少，安全。”沈薇说，她还是想东北，不仅因为那里生活水平低，更因为那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那里有她相熟的朋友、亲戚，大家可以随时走动，有时走在大街上，她就能碰到熟人。
沈薇记得，女儿还小的时候，她领着女儿从老家上北京旅游，逛颐和园、爬长城，现在女儿长大了，母女俩调了个个儿，是女儿领着她上故宫、北海、颐和园，女儿还带她去看芭蕾舞，听交响乐，“在国家大剧院，票可贵了，我说妈妈没有那细胞，不想听”，沈薇笑着说。
女儿工作忙，也不可能总陪在她的身边。一度，沈薇就趁在大院食堂里吃饭的功夫，跟在那里就餐年轻学生们聊聊家常，或是靠女儿借来的杂志打发时间，“有时候她领我上图书馆，一坐能坐半天”。
通知老人参加社区活动的微信群
“活跃分子”与沉默者
对于外地来京打拼的年轻人说，时间可以是靠孩子的身高来丈量的，也可以是靠房贷的还款期来丈量的，忙碌起来，日子可以过得飞快，这是留在家中的随迁老人所体会不到的。
《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里也指出，随迁老人跟随子女来到新的生活环境，出于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对迁入地生活产生一定的隔阂。加强随迁老人的社会参与，促进他们尽快与社会生活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耆乐融长者关爱中心
是一家专注于精神养老服务的公益组织。2014年，耆乐融在朝阳区莲葩园社区开展外地在京老人社区融入计划，项目持续了两年，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吸引“老漂族”们走出家门，融入在地社区生活，同时协助他们进行心理调适和解压。
负责人卞学忠说，关注到随迁老人这一群体，源于自己的父母和邻居也是随迁老人，他们也曾有过种种难以融入的经历，“外地老人能不能真正融入社区里，第一个看他个人的性格、心态的开放度。第二点，在于社区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以参与、发挥的机会和空间”。
外地在京老人社区融入计划开展时，邵平是莲葩园社区的党委书记。后来，邵平调到相隔不远的绣菊园社区，在这个位于北五环外、居住着一万多人的社区，外地老人占了三分之一，“几乎都是投奔子女来的”。
在绣菊园开展社区活动时，邵平发现，传统的写书法、学英语等活动已经吸引不到更多的人了。她借鉴先前与专业组织合作的经验，请来工作人员，教老人们用瓦楞纸叠出故事情景，也教他们做口红、做肥皂。
邵平发现，活动的新颖性和专业性增强以后，他们只管把通知往微信群里一发，很多老人就会积极主动报名，“以前我们是凑人数，现在我们还得限制人数，就卡30个人”。
卞学忠发现，在一些外地随迁老人中间，其实也存在着文化层次、消费观念、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北方老人跟南方老人比，观念上也不一样。例如，有的老人可能在社区搞活动时，会问问有没有礼品，没有可能就不来了。而有的老人就会觉得，我如果喜欢我就愿意参加。
“有的老人，可能刚一来，就先找居委会，问问你这有什么活动啊，都什么时候开展呀，这种人你就能看出来，他在老家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活跃的分子，这种人就能很好地融入进来。有的人可能就不是，嘴闷一点，可能他也就看个孩子，或者在公园里头溜达溜达”邵平说。
有时，随迁老人们来北京的根本“职责”，也会成为阻碍他们“走出去”的门槛。
沈薇的老伴退休前是厂里的工会主席，热心肠，跟谁都能唠上两句。退休以后，他来北京陪女儿，每天下午4点都去大院里的球场打乒乓球、羽毛球，结识了一帮球友。
后来，球友们发现，老人不怎么来了。一打听，原来是家里有小生命降生了，“最主要是带孩子没时间了”。
即使在异乡，老人们仍然习惯和那些脾性、习惯相近的同伴在一起。同一小区里，张大国原来有个老乡，两人总是一起坐车出去玩，圆明园、十三陵，去了不少地方。直到后来，老乡从北京走了，张大国身边也就此少了一个朋友。
留下的和离开的
在北京，一些较为活跃的随迁老人，已经成为了社区工作、社区活动的骨干力量，甚至已经成为了社区的意见领袖。
住在朝阳某社区的李鸿强就是这样的“骨干力量”之一。李鸿强是天津人，退休前在一家大国企当办公室主任，退休后又在一家私人企业干了10年，手底下管理过几百上千人。
2003年，他随妻子和孩子搬来北京，刚来北京时，李鸿强觉得，北京太大了，“东城西城转一圈”，不像天津，“那里城市布局比较紧凑。”
彻底退休之后，李鸿强加入了社区里的合唱团，并且担任起了组织工作。他后来把合唱团的队伍扩充到四五十人，后来又组织起了民乐队、舞蹈队等组织。
“我们的目标就是玩来了，既然是玩就要高兴。玩中求乐，广交友。”在组织活动中，李鸿强也总结了一些制度，比如，进入合唱团，没有门槛，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来了可以边听边学。碰到来报名的农村老人，也得多关心他，说话和气一点。
然而，像李鸿强一样在北京留下来且积极融入社区的老人仍是少数，大多数随迁老人仍然是沉默的。
李鸿强的选择是努力融入，他觉得群居的人都需要朋友，进入新环境就要建立新的宜居环境。而张大国心里想的是，希望儿子儿媳妇能早点“放行”，让他和老伴“告老还乡”。
沈薇已经在北京连着过了两年“四人围一桌吃饭”的春节了，她想念在东北老家，一到过年，总能凑齐好几十口人，热热闹闹的。
对于是去是留，沈薇多次提到想回去，“毕竟是两代人，住在一起真不方便。”。
但眼下，孩子还小，闺女肩上的担子不轻，她又是矛盾的，“现在我是掏心掏肺的愿意帮她，她真要让我走我还舍不得，我就觉得我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她们娘俩。”
今年4月份，沈薇和老伴回老家待了20来天，外孙子在视频里跟他们打招呼，那边在电话里“啊”一喊，这边老人的心也被勾住了，“什么苦啊累啊，你都没有了”。
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错过了选择去留的机会。2017年7月，岳芳去世了，离世的前几天，她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她像个孩子一样被人喂着鸡蛋羹，围在身边的，都是她最亲近的儿女和孙辈。今年的清明节，她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河南，葬在老伴的旁边，她终于回到了这个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沈薇、张大国、岳芳均为化名。）
沈薇的故事，是这1800万随迁老人的缩影，他们承受着带娃的艰辛，经历着与迁入地的隔阂，有人希望能“减刑几年”早日还乡，有人割舍不掉对儿孙的骨肉亲情，有人积极地融入新的圈子，也有人逐渐变成了社区的“隐形人”。
这座偌大的北京城有数十万个沈薇，徘徊在去与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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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晚报 记者 王琪鹏
随迁老人渴望融入社区生活圈
近日，望京网上的一则帖子引起了居民们的热议。一位网友发帖称，邻居夫妻俩都上班，孩子是由奶奶姥姥两位农村老太太来照看。两个老人不但在楼道里晾衣服，还捡废品堆在楼道里，邻居们都很有意见。“这样的老人也真是不适合在城市生活！”这位网友抱怨道。
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随迁老人来到北京后，总会出现一些融入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小区原有居民对随迁老人缺乏了解，双方的误解更是进一步加深。在望京、亦庄、长阳等新建社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鄙视随迁老人成了“想当然”
在亦庄某新建小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80后”、“90后”。因为都是年轻人，又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业主群里也是“一团和气”。可没过多久，不和谐的声音便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业主在微信群里出言不逊。
让业主们发生争吵的，主要是小区里的垃圾问题。小区每栋楼前面都设置有垃圾桶，下楼倒垃圾也走不了几步路，非常方便。可就是这样，还是有人把垃圾丢在垃圾桶外面。“现在是夏天，容易招蟑螂，我们正对着垃圾桶的单元最遭殃！”
争吵的最后，业主们把矛头指向了小区里的老人。有业主直言不讳地提出，年轻人应该多给家中的老人做做工作。直到有一次，一位业主将垃圾桶外堆放的垃圾拍了照片发到了群里，人们才发现，这堆垃圾的主人其实是个年轻人。
不管老人愿不愿意，他们已经被放到了这条小区“鄙视链”的最底端。
随迁老人有苦难言
小区管家“柏木”在一个“刚需”小区里工作，她经常会接到关于随迁老人的投诉。
比如，有的老人在楼道里堆放杂物，邻居屡次反映仍无动于衷。“柏木”上门后发现，这户是个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算上老人孩子一共住了五口人，比较拥挤。由于家里实在放不下，老人只能把孩子用的三轮车、小黑板等放到楼梯间。因为儿媳嫌脏，老人来北京时用的行李箱、买菜用的小推车也被“请”到了楼道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感叹道。
在“柏木”工作的小区，有个老人因为往楼道里捡废品，也总是遭到投诉。原来，老人的儿媳每月只给她二百元零花钱，老人没办法，才去捡废品换钱。考虑到老人确有难处，物业专门为老人找了一个可以存放废品的地方，避免打扰到其他邻居。“还有一些老人捡拾废品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有时他们还会和小区的垃圾清运员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