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 1978 年9 月，在东北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

李光耀评价各国元首时，说道：在他看来，默克尔是欧洲最好的领导人；普京是全世界最好的领导人；邓小平是他见过的有史以来的最好的领导人。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编者语： 这首对联，出自清代官员姚文田，曾高中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匆忙，读书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希望这一年结束，我们可以庆幸又读了几本书。 今天向大家推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

在西方，谁是最了解邓小平的学者？应该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Ezra F. Vogel）。他精通日语和汉语，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耗费10年时间写作的 《邓小平时代》一书，成为邓小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这是一本让人可以废寝忘食的作品，也是读懂中国的入门书籍。 建议大家读读。

以下内容，选自傅高义先生著作《邓小平时代》，他在这本书中，回顾了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对邓小平个人性格、执政风格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等大事件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选摘这段内容，以为纪念。

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自 1930 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 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 从那时起直到 1980 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 两人在 1953 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在 1950 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在 1960 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 不过从 1981 年到 1982 年开始，这两位领导人的长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他们对发展速度发生了意见分歧。 1984 年以后，当邓小平开始推动城市改革和加快发展时，他们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 他们分别成为中共高层干部中更广泛团体的代言人，成了著名的“一山二虎”。

陈云和邓小平继续为党的利益合作共事，尽量不让外界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在 1980 年代，尤其是 1984年以后，这种分歧成为党内政治路线的分界线。 陈云一向担心冒进，他不太愿意冒险，对遏制通货膨胀更为坚决； 他对苏联有较多好感，不愿跟资本主义国家加强联系，不愿扩大市场作用，更坚定地按党内程序办事。 邓小平则更喜欢进行试验，突破条条框框，向西方敞开大门，敢闯敢干。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

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 年代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人们普遍尊敬他的政治判断力和独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坚守原则奉献于党的精神。

那些担心邓小平不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搞大动作的高层干部，会从陈云那里寻找支持，而在 1980 年代后期希望进行大胆的市场化试验的人则把陈云当作对立面。 即使邓小平想让陈云靠边站，能否做得到却令人怀疑。 1984 年以后，尽管路线分歧使两人沮丧，但他们尽量做到了和平相处。

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 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 七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岁。 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

他读书听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 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 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20 岁。 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 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 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 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 1920 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国共决裂后的 1928 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

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 事实上，尽管他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在他 1931 年当选中央委员后的 20 年里，他在党内的排名一直远远高于邓小平。

1933 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 在 1935 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 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 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 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

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海参崴，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 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 而陈云在莫斯科时，史太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 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史太林。 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

后来，陈云在 195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与 1960 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 他1937 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 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陈云积极发展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党； 虽然他承认需要清除国民党的奸细，但在整风运动中他感到很难整肃许多经自己介绍入党的人，于是请病假休养了数月，被热心参加运动的彭真所取代。 陈云有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处理过账目，当过四处奔走的销售员，因此后来被安排从事经济工作。 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封锁区外边的商人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鸦片和共产党的其他产品以获利。 成功突破封锁后，他又被指派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延安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工作。

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当时称为“满洲”）。 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 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共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持。 当中共军队夺取他们的第一座城市哈尔滨后，稳定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富有经验的陈云承担起了向中共统治方式过渡的工作，包括确保当地的各种设施继续运转，而这要求他与很多过去在国民党治下工作的官员合作。 当中共军队接管了更大的城市沈阳时，陈云又负责按中共的原则实行城市管理。 他在领导这一困难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成功，使沈阳的接管工作成为中共攻占南方和西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样板。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 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 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 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 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 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 1952 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 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以及 1955 年至1956 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 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 从 1950 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 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 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 陈云在 1960 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 毛泽东曾问： 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陈云生性敏感，处事稳健而审慎，一遇到压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评时，就会自称心脏不好，数周甚至数月闭门休养。 1962 年，当陈云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泽东批评时，他万分沮丧，以至两个星期不能说话，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 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

邓小平每天要看 15 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 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 5 份最重要的报告，他读得十分仔细。 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 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可能贻误战机。 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复”。

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却毁于一旦。 虽然陈云的资历高于邓小平，但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出任党内最高职务。 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经验，与将在新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也无任何交往。 他身体多病。 陈云的头脑要比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更具想象力、更灵活，但他缺少邓小平那种能把人们团结在自己身边的领导魄力。 陈云也缺少领导一个独立部门或地方的经验。

毛泽东去世后，陈云本人也宣称，邓小平是唯一适合做党的最高领导的人选。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 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稳定的组织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 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有悖于人之常情。

1979 年以后，当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年度人物”时，陈云听任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讲话，说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与毛泽东在政治领域的贡献相媲美，但并没有给予邓小平相应的赞美。 《陈云文选》甚至先于《邓小平文选》出版。 虽然邓小平和陈云从未公开闹翻，但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中暗藏机锋，所以他们也成了吸引两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对立观点的核心人物： 一方主张大胆前进，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

邓力群

邓力群在 1980 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年至1985年任中宣部部长。 他并非中共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和陈云的一个秘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

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震都给他撑腰。 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 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 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 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

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 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 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 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邓力群 1915 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 300 年历史的祖宅有 20 多间房。 邓力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

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 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 在延安，邓力群于 1936 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 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 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讨。

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 1949年夏天他被派到XJ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他与被派去平定XJ的王震密切合作。 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毛泽东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杀了大批W族人后大为恼火。

邓力群告诉毛泽东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力群作出了肃清大批有可能反抗ZG统治的当地人的决定。 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 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 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

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 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 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 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 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后，邓力群于 1975 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 这一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 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 邓小平在 1977 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

1980 年 6 月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人，每天编发供高层传阅的简报，为领导人搜集调研资料，从事自己的研究，主编四份杂志，同时写作理论著作。 像邓力群这一类写作班子里的人，固然要听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指示，但是作为精通党史和理论的专家，他们也有机会影响文件的内容。 由于胡乔木和邓力群被人尊为中共正统思想的卫道士，高层干部都不敢说由他们两个人把关的文件和讲话会违反党的理论和先例。

邓力群既不是“没头脑的”保守派，也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者。 他和他的儿子邓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学读过农业经济学专业，是农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邓力群主张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 1978 年10 月访日后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便大力赞扬日本的效率、质量标准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组织方式。 但是邓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 此外，1980 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 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

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邓力群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出身名门，而胡耀邦 14 岁就离开了学校，处事有失稳重。 陈云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邓力群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自由派干部也不怀疑他有此野心。 邓力群则否认自己谋求这一职位，但他并不掩饰对胡耀邦的轻视，这种强烈的轻视明显不是只由客观分析得来的。

胡乔木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名望。 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 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 作为学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 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提出建议； 作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 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 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 年自动成为中共党员。 1949 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 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 1951 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 他也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 尽管如此，胡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 高层领导人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 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邓力群爱憎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 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 他认为谁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 1975 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 1976 年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 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 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

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 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史。 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语言的文献获得的。 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1980 年至 1981 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

作为党的正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的系统观点。 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 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四人帮”的批评。 但在公开场合中他仍是正统思想的卫道士，肩负着维护党的权威的重大责任，因此更常参与打击自由派的运动。

胡乔木在压力之下能够下笔如流。 他手下有一大批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为他查找历史文献，核对先例，搜集当前的信息，写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对重要文件和讲话作最后的编辑，使之首尾一贯，能够发出平衡不同观点的权威声音。 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党史知识，他对某件事与党的传统是否一致的判断很少受到质疑。 胡乔木工作紧张而专注，但比较情绪化。 他在反驳对手、捍卫党的正统思想时很教条，对于任何向他的党内头号笔杆子地位发起挑战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

胡耀邦

胡耀邦 14 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和红军。 他充满献身精神，率性而又热情，做事全力以赴，愿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 1980 年代后期，大概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拥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实崇拜者。 确实，胡耀邦受人爱戴，被视为中共的良知。 当他 1987 年下台时，很多党员，甚至与他没有亲密关系的人，都认为他像周恩来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胡耀邦讲话时神采飞扬，十分坦率而真诚，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都难以像他那样打动听众。 例如，当他回顾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 1932 年被判死刑——因为同事冯文彬代为说情才免遭厄运——的感受时，都能够深深地感染听众。

就连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认，他缺少最高领导人所应有的沉稳与庄重。 他讲话时手舞足蹈，让人觉得他是个没经验的青年人。 批评他的人蔑称他为“蟋蟀”。 赵紫阳在回忆中说，胡耀邦是个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但他认为因为胡耀邦从未担任过独当一面的地区领导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计政治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

其实，胡耀邦曾短暂地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64 年 11 月至 1965 年 6 月），在那里工作时他受到了保守干部的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生产，保护干部，不抓阶级斗争。 胡耀邦没有当过军队的司令员，但有些干部说，假如他当过的话，也会是一个随时准备率军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能够权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计划的杰出战略家。

1952 年到1966 年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他的任务动员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政治工作，乐于献身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他没有担负邓小平所承担的那种重任： 为国家作出全面决定，维护秩序，抵御外来威胁。 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认，他不是个有组织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于保护下属免受别人攻击。

批评胡耀邦最严厉的人说，他常常说个没完，信口开河，不能充分考虑影响。 他过去的部下说，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办事，在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评者所说的要好得多，但他愿意给知识分子更多自由，允许下级干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澳洲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问过胡耀邦的副手胡启立对胡耀邦脱稿讲话有何感觉，胡启立说： “可怕。 ”

胡耀邦 1915 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在左倾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爱国活动。 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越过东部省界去了江西苏区。 他作为「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担任为老兵服务的工作。 在延安他是毛泽东的宠儿之一。 离开青年团的工作后，毛泽东安排他去了解放军政治部。

内战期间胡耀邦在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当一名低级别的政委，随这支部队一起从北路入川。 1950 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 1952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