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秉常日记里的民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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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秉常 (1896-1965) 是国民党粤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民国外交界的精英人才和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日记》主要记录他在苏联的见闻、英美盟军情况、国内政治动态及中苏关系的变化。过去对傅秉常的研究并不多，间有回忆杂文，多以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为代表作，但因当时资料取得不易，又因乡谊之故，多有溢美之词，如左双文教授便质疑该书的客观性。后来，得益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推动的“口述历史”计划，由沈云龙访问傅秉常本人，并在 1993 年出版《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张力教授又积极联系傅秉常孙女傅锜华博士，取得《傅秉常日记》手稿，并为《傅秉常日记》排版打字、校订勘误，甚费心力，终于在 2012 、 2014 年分别出版 1943 至 1945 年《傅秉常日记》 3 册，其余各年日记将配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奖助计画之进行，继续安排出版。 2013 9 月 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翟玉霞馆长远赴英国伦敦，接收了傅锜华博士捐赠的其祖父傅秉常日记原件 3 册，并经傅锜华博士的授权， 2017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编辑整理，推出简体字版《傅秉常日记 (1943-1945) 》 1 册，为治民国外交史的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亦有助学界了解傅秉常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相关问题及 1943 至 1945 年中苏关系的变化，并让我们能透过《傅秉常日记》一窥中苏谈判的过程及蒋经国、王世杰、宋子文等人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激烈冲突与矛盾情绪。除了中苏外交的亲身经历之外，《傅秉常日记》还记录战时苏联民众日常生活、参访苏联工厂的见闻、对各国驻苏公使的看法，内容相当丰富，并洋溢着个人情感的抒发，如丧母之痛、厌恶发妻何燕芳、挂念情人江芳苓及其不满国民政府的批评等，少有掩饰，可信度很高，可谓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

受惠于何启家族的关系网，傅秉常不只得到伍廷芳、伍朝枢父子的赏识，也与孙文长子孙科交好，成为国民党内“太子派”的重要成员，很快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孙文逝世后，粤系人马拥护孙科，使蒋介石相当忌惮，逐步翦除孙科羽翼，“太子派”的成员们纷纷被边缘化，傅秉常也受到牵连，在外交部屡受排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粤系领袖的孙科主张“联苏制日”，建议搁置中东路问题，尽快恢复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随着国联调停失败，孙科“联苏制日”的建议也打动了蒋介石。与苏联多次交涉后，终在1932年12月12日宣布中苏复交，但因东北问题的争执，中苏关系很快陷入僵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蒋介石只能采取“联苏和共”的计划。但苏联不愿得罪日本，只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国民政府大量的军火物资。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为了推进苏联援华的计划，蒋介石任命孙科为中国特使，苏联也刻意笼络，破例优待孙科等人。访苏任务达成后，孙科本希望由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但傅秉常考虑蒋介石已猜疑孙科挟苏联以自重，遂改荐杨杰担任驻苏大使。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派系问题连带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尤其是“联俄”之议更容易引人遐想，让孙科、傅秉常等人无不谨慎，深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蒋介石等人期望的“联苏制日”始终没有实现，苏联甚至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然承认“满洲国”。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蒋介石必须派出中苏两国都能信任的人担任驻苏大使，所以蒋介石任命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当时傅秉常困于家务牵绊，不愿接受这项任命，在蒋介石多次劝慰下，傅秉常才勉强接受任命。傅秉常赴任前，蒋介石曾授意傅秉常与苏联交涉时，可在经济问题上让步，但在新疆、外蒙及中共三大问题绝不放弃中国主权的诉求。随着欧洲战局转危为安，同盟国准备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但英国与苏联都不愿让中国列为宣言签署国之一，只有美国坚持让中国加入签署国之列，多少透露出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因此，驻苏大使傅秉常才能代表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代表一同签署《四国宣言》。实际上，作为中国代表的傅秉常不但不能参与外长会议，也不知美苏英三国讨论之机密，可见中国能参与《四国宣言》的签署，只是基于美国的远东布局，不是中国真有大国实力，间接反映出“弱国无外交”。不过，正因为中国签署《四国宣言》之契机，让英、美两国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讨论同盟国对日作战事宜，象征中国长期抗战的艰苦局面终露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