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 观念的后浪
要说清楚这个事件，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1、权利是绝对的吗？
2、推特有没有封特朗普账号的权利？
3、推特应不应该这样做？
先看第一个问题。
特朗普当然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人。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思想有着无可辩驳的所有权，我们称之为“自我所有权”。自我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因为你如果否认这一点，正是在行使自己的自我所有权，否则你拿什么否定？
自我所有权是最根本的财产权，所有物理性财产只是自我所有权的自然延伸和支配对象，实际上是它的“产出”。物理性财产再多，如果自己不能根据一时一地的知识进行决策和行动，那就是空中楼阁。对财产的支配就是生命本身，也是人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说，特朗普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建基于财产权之上。换句话说，在自己的财产权之上，一个人有着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
财产权的“绝对”，不是为所欲为。因为人必定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在社会合作关系中，自己的财产权，必然受制于他人的财产权。如果行使自己财产权时侵犯了他人财产权，他人当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财产权的关键就在于：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怎么使用，只要不侵犯他人财产权，任何人都不能干预。这就是自由。
自由，必然是“消极自由”——互不侵犯；而不是“积极自由”——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什么，那实际上是抢劫——你没有这个权利，别人也没有这个义务。“积极自由”与自由的内涵是自相矛盾的，人人都要求“积极自由”的时候，自由就荡然无存了。
而我之所以不去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了，而是因为我通过理性认识到，这样做最符合我的长远利益。因为一旦我可以侵犯他人财产权，那么同样的规则扩展开来，别人也可以侵犯我的财产权，那将使社会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对谁都不利。人们在这种理性认识下形成了相互尊重财产权的规则秩序，达成了利益的和谐。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条法律说：不得相互侵犯财产权。这是因为关于财产权的自发秩序被人们“发现”了，而不是先制定了这条法律，所以人们就遵从了。财产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
同理，推特作为一家公司，由人组成，也有自己的财产权。这种权利也是绝对的、不受侵犯的。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权利不是绝对的，其根源在于财产权不清。在“公共”的财产上，才导致了各种权利无可避免的冲突，并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各种权利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就看特定环境下如何权衡取舍。在财产权明晰的地方，不存在这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见文末链接：
《从焚烧国旗案看人权与产权》）
现在看
第二个问题：推特有没有封特朗普账号的权利？
答案是有。
在财产权明晰的地方，财产权人说了算。推特是一家私人公司，允许和不允许某人在它的平台上说话，选择给哪些人群服务，是它的财产权。
好比我开了一家剧场，允许哪些人在我这里举办演出，我有绝对的财产权，你不能认为我不让你在我这里演出，就说我侵犯了你，那是在要求“积极自由”。再比如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开了一家清真餐厅，你不能到我的餐厅里喝酒吃猪肉。你到我家里来，说令我特别恶心的话，我当然有权把你赶出去。什么是“恶心”，也是我的主观判断，而不是你的。
假设——仅仅是假设——推特是一家“正能量”的、热爱和平的公司，不允许煽动暴力的言论出现在它的平台上，这是它的自由。企业有权选择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封禁特朗普，可能会造成自己的利益受损，然而利益是主观的。我愿意这样做，代价由自己承受即可。你不能认为这侵犯了你的自由，否则同样是要求“积极自由”。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自由”存在，那么“免于匮乏的自由”更正当了，我能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别人将他的财产分一部分给我？
相反，推特却完全可以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已经侵犯了它的财产权。因为他的言论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导致我的目标用户群体——例如“那些热爱和平、热爱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人士”——的流失或者反感，如果继续允许他发言，将会导致更多的用户流失，那么他就已经并将继续伤害我的利益，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因此我当然有权封他。
所以，言论自由不能突破财产权的边界。事实上，没有脱离了产权的所谓“人权”（例如言论自由权），财产权是所有“人权”的根基；各种人权，不过是财产权衍生出一种“产出”罢了，它本身就是财产权的一部分。用哈耶克的话说：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一旦我们放弃经济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至于特朗普的言论是不是在煽动暴力，仅仅煽动，是不是需要法律的规制，这都是另外的问题。而且重要的是，你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推特无关。哪怕你特朗普认为这并未侵犯我，许多人也认为你没有侵犯我，也没用，因为价值是主观的，我的财产我做主。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假设推特没有这个权利，它要么必须听从用户的意见，要么必须服从一个“更高的”“公共目标”——言论自由。
第一种情况是荒谬的，一个人的财产，自己说了不算，必须别人说了算，那就是一个丛林社会，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这种情况下，最不利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因为富人和强势群体总是更有办法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而积贫积弱的人却只有被别人掠夺和杀戮的命运。所以财产权保护的是弱者。
第二种情况，如果企业在财产权之上必须接受一个所谓“更高的目标”，那么这个企业到底还属不属于财产权人就得另说。因为这实际上就是限制了它的行动自由，就是让企业的目标——追求利润——必须服从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目标通常以“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而且经常改变，它可能是言论自由，也可能是社会公益、强大国防、环境保护、本国工人利益，等等。代表这种“公共利益”的，是政府。那么这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告诉企业应该怎么做。这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熟悉，这就是服从统一指令的计划经济。它的后果是什么，已经无需赘言。
正如哈耶克所说：
“企业的唯一任务就是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追求长期利润回报，这是服务公众的最好方式。如果否认这一点，意味着企业必须接受政治权力的教导，自由企业制度就崩溃了。”
所以，任何脱离财产权的所谓权利，在逻辑上都是难以自恰的，在结果上都是无比可悲的。财产权，既是“好”的，也是“善”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决不是反对企业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例如公益慈善；维护某种公认的价值观，例如言论自由。当这种行为是企业自主行为时，当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道德高尚、值得效仿的行为。但这绝不应该是强制的结果。脱离了财产权，道德就没有根基；强制，没有道德可言。
第三个问题：推特应不应该这样做？
推特有权封特朗普的账号，意味着我支持这种做法吗？
不是，我认为它不应该这样做。有没有这个权利，和去不去行使这种权利，是两个概念。但是我的这种“不应该”，仅仅是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价值判断必然是主观的、武断的。因此并不影响推特的价值判断，因为财产权人是它，我不能逾越财产权的边界。
那么我认为“不应该”，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杯葛。你有你的财产权，我也有权厌恶你、抵制你、批评你，这是我的财产权。唯独不能要求权力出马，让它按照我的价值判断去限制推特行使自己的财产权。
“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克服凡是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事实上，这种杯葛已经开始了。特朗普本身就是8000万粉丝的“流量之王”，他的粉丝会纷纷抵制推特；许多人从此事中看出了推特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也会离它而去。这对推特将是巨大的利润损失，它行使自己财产权，风险要由自己承担。
这给了它的竞争对手一个良机。另一家公司看到特朗普和他的粉丝的巨大影响力，会邀请他们入驻自己的平台，去骂推特和它的支持者。特朗普甚至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专门骂推特。再不济，可以在特朗普大厦里骂，粉丝们发传单骂。言论自由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保障。它从来不是靠宪法和人权表来保障的，而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的。只要财产权不受权力的干预，言论自由从来不是问题。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我，以及和我相同看法的人之所以认为推特不应该封禁特朗普的账号，是因为从这件事中发现推特没有坚守媒体客观公允的价值观，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被全网封杀，这就让人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他们是受到建制和权力的压力才做出的这种决定，而且坦率地说，他们本来就是“建制”的一部分，因此背离了媒体应当坚守的理念。
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能做的仍然是不喜欢它、杯葛它，却不能用侵犯它的财产权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在压力下做出这种决定，只是反映了它在权力和价值观上的权衡取舍而已，并没有逾越自身财产权的边界。
况且，说媒体应当客观中立，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而且是一种幼稚的奢望。且不说所有美国大媒体都从建制中取得了大量好处，即便没有这种好处，一个人怎么可能“价值中立”？人们一直希望某件事，本身就说明这种行为是异常稀缺的。用一种稀缺的较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意味着要求他人付出极高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不道德，更不能用这种道德标准去建构社会。正如我们不能要求他人都去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一样。
我们希冀媒体应当有操守，肩负起监督权力的崇高使命，然而他们却和权力沆瀣一气，这才是反对推特等媒体平台封杀特朗普的理由。它的指向很明确，是美国两党的建制和权力扩张。而不是媒体本身。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扛不住权力压力的媒体必须被杯葛，它也不能长久生存；同理，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权力不可肆意妄为，它自然会收缩内敛，因为权力也靠人们的观念支撑。
因此，我们还是回到了最初的那一点上：财产权。我们应当呼吁的是，各种媒体平台都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由组建，而不是被建制规范得铁板一块；让各种对立和尖锐的观点都能找到表达的平台，而不是窒息言论千篇一律。它们都要求政府权力受限，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财产权。一个真正揭露美国建制的媒体（例如阿桑奇和斯诺登）不被权力打压自由成长，这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