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辱母者：“显失公义”的判决背后是何考量？

《刺死辱母者》注定会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公案。

135万元的高利贷，月息10%，在偿还184万元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子后，依然还有17万元没有还清——民营企业的融资处境何其艰难。

为了逼债，债主多次让小弟到欠债人苏银霞的工厂里闹事，甚至让小弟在马桶里大便后将苏银霞的头按进马桶里。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非法讨债的地下产业何其嚣张。

第二天，侮辱升级——讨债人员将苏银霞和其子于欢限制在公司财务室里，放黄色录像、脱鞋捂嘴、以及用生殖器在母亲的脸上蹭。接到报警的警察出现在现场后，只是扔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另一说法是外出调查情况）——警察何其不负责任。

警察离开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你我都很清楚——侮辱会继续，甚至会升级。于是，绝望的、情绪失控的儿子从接待室的桌上摸出一把刀，讨债者中有四人被捅伤，其中一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护卫母亲的儿子于欢无期徒刑。

于是这个案件当中最吊诡的，也是最令人愤慨的地方出现了——

在一个所谓的“法治社会”、“文明社会”里，在人的生命安全、人格尊严受到极端威胁的情况下，代表公共强制力和社会正义的警察淡漠地离去。而当事人在绝望的境地中奋起反抗，诛杀暴徒之后，却被象征法治与正义的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

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

所以才有人说，武松杀嫂，判决是发配沧州；杨志杀牛二，也不过是发配大名府。

在那个逼人落草为寇的时代，公权力竟然比今天所谓的法治社会还更多地带有一些温情的色彩。

于是，对本案的叩问，全都集中在了，为了保护母亲和自己的于欢夺刀刺人，导致一死多伤，为何要接受如此严重的惩罚？

法院判处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理由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的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可能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对于这一判决，我有三个问题不解：其一，实施暴力一定需要工具吗？其二，出警的人员有制止侵害行为吗？第三，对人格权最极端的侵犯难道就不是应该保护的法益吗？要说侵害健康权，于欢不是也挨打了吗？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想一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于欢是否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制止犯罪，又不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讨债方有11条大汉，如果于欢先起身找刀，然后一一警告，会是什么结果？大概刀还没找到就被一拥而上的11个人放倒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调查中，普罗大众都坚持杀死辱母者的于欢无罪的原因。

如果说民意可能是道德审判的话，那么从刑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最为理性的刑法学者，也倾向于认为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即使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也应当减轻处罚，在十年有期徒刑甚至更低的刑期之下量刑。

于是，最大的问题来了。既然无论于情于理，都能够将于欢的行为解释为正当防卫，那为什么本案的主审法官依然坚持认定于欢的行为成立故意伤害罪，并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呢？

真的是这些审案多年的法官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性？不分是非？猪油蒙了心？

恐怕未必。

在简单的指责背后，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值得去探究。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应该再去想一想，本案的主审法官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认定本案构成正当防卫？

已经有律师指出来，在我国的刑事辩护中，以正当防卫作为辩护事由的成功率极低。尤其是在人命案件中，几无成功案例。

这就是一贯以来“维稳”逻辑大过天的结果。只要出了人命案，那息事宁人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政治任务。所以你才能看到，尽管本案中的死者劣迹斑斑，甚至身负人命，有肇事逃逸的前科，其家属还是信誓旦旦地在法庭上提出了830余万元的索赔请求——毕竟筹码是一条人命。

意外死亡、交通事故、安全事故中各地公安机关和政府头疼不已的“停尸不埋”、“抬尸闹事”，只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然而今天，这一问题被推到了法院和检察院的面前。

换个位置想想，如果你是本案的法官，你会如何裁判？法律解释、适用的技术，社会的公义、人性，与所谓的“被害人家属情绪”、“社会稳定和谐”，你到底要怎么去取舍？

或许我们觉得无期徒刑的判决显失公义，然而本案的主审法官或许会觉得，这是他在重压之下坚持的结果。

考虑了过多不该考虑，却又不得不考虑的东西，或许才是当下的此类案件中，检察官、法官都愿意息事宁人，而不愿意去深究是非的原因。

这毫无疑问是个悲剧。可以指责和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然而，说到底，并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在毁灭国人维护尊严的勇毅，而是在所谓的“大局考量”面前，尊严、是非、乃至正义，可能都失去了原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