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美国学者、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学院副研究员，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阿尔贝特·赫希曼民主中心副研究员卡琳·
E.
佩沙尔所著的《孟山都的转基因之战》一书，讲述了孟山都等国际种业企业，在印度、巴西两国与农民工会、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中小型种子公司展开的知识产权之战。
在有神论的认知中，种子是神的赐物。而无神论者则认为，种子属于公有品。但从上世纪后期开始，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体制推动下，开始大幅向农业领域扩张，最突出的就是将大量种子界定为专利品。
跨国种业企业的确花费巨资投入到种子抗虫害、抗旱涝的属性增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成长稳定性。这当然是商业运作，但是客观上也为世界粮食和经济作物增产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也要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世界粮食和经济作物增产同时得益于几个因素，包括美国、俄罗斯（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的商业性以及非商业性的农业科技进步；这些大国（国家联盟）投入了比较多的公共经费建立起农业科研体系，以及农村、农民研究机构，破解困扰三农发展问题；大国、小国的地方性、中小型农业企业进行的大量
微创新
；自然，这也离不开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
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跨国种业企业对于农业的贡献的确有，但是其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和投资回报；而且，不能将这种种业企业的贡献夸大化、单一化。
这就像是我们现在进入
5G
时代，享受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很多便利，但我们并不能牵强地断定这只是几个天才科学家以及企业家的贡献。更不能由此推论说，我们每用几分钟
WiFi
，或者每发一条微博、朋友圈，都需要缴纳相关的专利技术许可费。
跨国种业企业推出了一些创新型的种子产品，这是事实。这些公司因此向各国农民以及农业价值链上的其他企业收取
专利许可
费用，虽然吃相有些难看，但起码还有据可源。
然而，吃相更难看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跨国种业企业在农作物种子方面展开了“
圈地运动
”，尤其是深入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或哄或骗或买的方式获得一些比较稀缺的种子类型样本，经过植物基因工程、杂交，使之变成了一个添加了些许新特性的新种子，就将之申请专利。这种情况下，这些类型种子的原产地的农民，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世代栽种的作物，居然突然变成跨国种业企业的专利产品了，不仅需要缴纳专利费，而且自己留用也涉嫌侵权。
比如，书中谈到的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马图村庄的农民就发现，在他们未知情的情况下，当地种植了
400
年之久的一种茄子品种被用于培育转基因
Bt
茄子。相关的种业机构并未遵循印度法律要求，但最终马图村庄的村民反过来被扣上了侵权名头。
2001
年，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支持植物新种子申请专利。而在
2004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一起案件的终审判决也很有意思。
孟山都
公司起诉农民珀西·施迈泽，指控其侵犯了前者抗农达油菜籽的专利权。施迈泽辩称从未种植过抗农达油菜籽，只可能是因为他的农田受到过意外污染。加拿大的最高法院认为，无论抗农达油菜籽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施迈泽的农田里，孟山都公司都合法拥有这片土地上出现的基因；但因为施迈泽被认为还没有通过农田钟表馆的抗农达油菜籽获利，所以不用支付赔偿金。这起案件给予了农民个体以免赔的有限保护，但却在该国打开了农作物种子专利权的大门。
如《孟山都的转基因之战》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跨国种业企业的行为，尤其是种子圈地运动还使得农业生物多样性遭受侵蚀。这种多样性损失，与全球各地的农户丧失生产经营主动权、遭受更多的盘剥是联系在一起的。
书中谈到，
21
世纪初，借助美国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国家霸权，孟山都将在美国开发的种子专营制度，传播到了
转基因作物
的主要生产国，知识产权方和生物技术农作物方面的法律争端与社会争议也因而进入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
巴西、印度、阿根廷是全球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国。书中指出，巴西和印度均属于生物多样性大国。巴西是多种栽培植物的发源地与多样性中心，比如木薯和花生等。巴西有超过
4.3
万种已知植物品种。而印度则是很多粮食作物的发源地与多样性中心，拥有超过
4.55
万种已知植物品种。
孟山都这样的跨国种业巨头在巴西和印度所引发的知识产权和生物技术农作物法律诉讼，造成很大影响。
正如《孟山都的转基因之战》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巴西和印度政府在孟山都等跨国种业巨头，以及隐藏其后的美国国家霸权、跨国资本的压力面前，显得应对失据。虽然这两国政府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建立起平衡保护农民栽种权益、维护本国植物品种的法律，但在强大的跨国种业巨头建立起的法律团队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法律基本上没能起到阻遏种业巨头滥用优势、越界侵吞生物品种的作用。至于那些被起诉的村子、村民，如果得不到官方以及农业发展组织的援助，更是无力对抗种业巨头掀起的法律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