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三联学术”出版回顾 03 | 精品再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79年时自编。上编（1－2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3－4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5－8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

钱穆先生治学主通不主专，故能于历朝历代诸子百家中，梳理其学术流变，阐发其思想精微。三编一贯而下，中国历代学术思想之脉络自然呈现。

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宿白对中国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扎实的研究，不仅针对窟龛形制、造像风格、开凿年代、阶段特征有客观、科学的记录与整理，又将考古事实融合到对相关社会历史、宗教艺术、文献知识的说明之中；既是历史考古学“证经补史”之典范，又是贯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更是大众走进石窟世界的一把钥匙。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

作者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揭示中日各自阳明学的特性：日本的阳明学产生于中国的阳明学，其后是如何走上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同时，与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相对，中国阳明学具有何种相对独特性。

此外，本书通过讨论敬慕中国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革命家吉田松阴的事迹，对于东亚阳明学的相似性与相异点进行了揭示。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特性。前半部分（1－6），在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前提下，阐明中国的哲学概念如天、理、自然等等诸种观念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后半部分（7－10）揭示中国理气论以及天理观的形成过程，进而，对于天人合一的中国特性，以及中国哲学中中国原理的独特性进行考察，全书共收入十篇文章。

本书由两本小书构成。《中国的公与私》由6篇文章会集而成；《公私》则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对 “公私”概念进行辞源性阐释。

全书在观念史的架构和比较社会学的视野里展开，通过与日本的“公私”概念进行比照，作者集中地追问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公”与“私”的概念为什么既没有发展成西欧意义上的以自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契约关系，也没有发展为日本那样的缺少公理而只能以共同体为绝对前提的地域性意识？在进行了相当有说服力的分析之后，作者指出了中国“公私”概念的特性：中国的公私结构与西方和日本的结构都不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

中国社会对于“公”的一贯理解，是一种由私的连带集结而成的公，是一种以协调为前提的包容性的公，它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同时在另一方面，当“公”被视为“公平”、“公正”的标志时，作为它在理论上的对立项，中国的“私”观念在道德上便具有劣势，这即是天理观在社会生活中的面相。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第一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可以呈现出怎样丰富的可能性？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化的整体视野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自选文集中，他用介于论文与散文之间的独特文体，对中国文学史的经典篇章进行细读，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全新的视角与观点。和《初唐诗》《盛唐诗》等专题研究不同，《他山的石头记》走出了唐朝——从《诗经》《左传》到《史记》《汉书》，从六朝文赋、唐宋诗词再到“新书远寄桃花扇”，宇文所安的考察贯穿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在碎金片玉的光彩中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的完璧。这种看似轻松跃动的文笔，极大挑战了固有文学史书写模式。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作者宏阔的理论思考，在《瓠落的文学史》等文章中，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传统活力进行了整体思索，突破性地探讨着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在全球主义背景中的价值。

身为“他山之石”，宇文所安一如既往挑战着“按部就班”与“习以为常”。他用世界性的文化视域、丰富的历史想象力、新颖夺目的观点，冲击着我们惯有的文学史认知。

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期间编选、翻译和评注的中国传统文论经典读本，所涉作品从先秦早期经典，到著名的《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直至清初王夫之和叶燮几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

作者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诗学传统为参照，通过英文翻译和文本解说的方式，为读者梳理和阐发了中国文学思想的渊源、特征、核心观念与发展脉络。对文本的精细解读和中西传统互参互照的独特视角，使本书独树一帜，成为东西方读者阅读和了解中国传统文论的必读经典。诚如乐黛云先生所言：“《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虽以文本解读为形态，但本身也是一部极富创意的理论之作。

《将错就错》是甘阳1996～2000年左右的随笔文章结集，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于美求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笔锋幽默犀利，对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往往于浅白处见真思想。其中涉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变迁，以及通过对名震学界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众多学界泰斗的追慕与怀想来探索学者之精神、大学之理念，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多年，它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一百年来，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为什么“坏东西”会变成“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本书作者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现实世界里民主体制的诸实证性问题。他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出现以及巩固的条件、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诚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也不仅仅是为了赞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