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了美因茨国家剧院的音乐剧《莎乐美》的创作背景、演出信息、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编舞、灯光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剧中的关键角色及其性格特征，以及舞台设计的渲染图和照片等视觉呈现。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剧中人物的心理矛盾、暴力与创伤经历等主题，以及舞台设计所体现的现代性反思和对观众共鸣的唤起。
介绍了沃尔夫冈·梅纳尔迪的舞台设计和扎娜·博斯尼亚克的服装设计，包括舞台空间的构建、色调选择以及象征意义。
探讨了剧中的视觉呈现如何体现主题，包括暴力与创伤、现代性反思、对观众的共鸣唤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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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
音乐指导：赫尔曼·鲍默（Hermann Bäumer）
导演：亚历山大·内尔里希（Alexander Nerlich）
舞台设计：沃尔夫冈·梅纳尔迪（Wolfgang Menardi）
服装设计：扎娜·博斯尼亚克（Zana Bosnjak）
编舞：雅斯敏·维特马克·豪克（Jasmin Wretemark-Hauck）
灯光设计：弗雷德里克·沃勒克（Frederik Wollek）
剧作：克里斯汀·哈格曼（Christin Hagemann）
美因茨国家剧院，2023年7月
《莎乐美》在作品的创作史上经常被描绘成 “魅惑女性的缩影”或“娇生惯养的公主”。在这部歌剧诞生之初，恶魔般的女性形象在艺术中大行其道，她们被看作是“诱人的夜行生物”、“仙女”和“大地之灵”，她们的性欲恶意将男人拖向厄运。对女人主动的性行为的恐惧，社会各领域的解放努力，再加上似乎威胁到资产阶级自我形象的其他社会动荡——这些因素和其他许多因素无疑促成了当年“致命女人”幻象的产生。毫无疑问，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莎乐美》也符合这一模式，但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再度看这部歌剧作品时，可以很容易的意识到“致命女人”的产生是基于忽略女性主体意识的表面现象，如今早已成为陈词滥调。
▲模型渲染图，来源：Wolfgang Menardi
“我可不想像‘致命女人’这样的形象如今还要以1:1的比例搬上舞台。”导演亚历山大·内尔里希（Alexander Nerlich）说。在这部奇妙而复杂的音乐剧中，人们依旧想用粉饰来掩盖那些未曾被揭露的一切，但是创作者们并没有对此进行一种直白无趣的批判，而是通过在此基础上变形出的诡谲语言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这种粉饰——视听与表演中包含了主角所经历的生活，个体意志的力量，与其所承受的暴力。
▲模型渲染图，来源：Wolfgang Menardi
原作中有一个矛盾：理查德·施特劳斯在缩短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时，删除了所有与莎乐美的过去有关的段落，这使得人们更难对她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在第三场戏中，当她遇到先知约翰时，他又突然赋予了她如此多的热情、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此多的紧迫感和痛苦的矛盾心理，以至于其他所有角色都显得平淡无奇。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内尔里希补足了莎乐美与其整个家庭的过去。与《埃莱克特拉》或《哈姆雷特》一样，《莎乐美》也是一个父亲被对手的兄弟或男性近亲废黜和谋杀的角色；她的叔叔希律王杀死了她的父亲希律·腓力，其母希罗底被迫留在希律王身边做王后，她也经历了希律王的暴力。莎乐美在寻找稳定和意义的过程中最终来到希律王囚禁和杀害她父亲的蓄水池附近，这可能并非巧合。从那时起，莎乐美就生活在一个不断被物化的世界里；她是父母追求权力和冲突的棋子，任由叔叔侵犯其性边界。
向来三重唱的《莎乐美》在该剧中的表演与视觉上也呈现出了三种面貌，目的是让人们理解她以暴力和创伤经历为特征的复杂性格。剧中增加了一名舞者和一名临时演员：除了女高音歌唱家达妮埃拉·科勒（Daniela Köhler）之外，还有伊娜·迈耶（Ina Meyer）的梦幻童真版莎乐美，以及舞蹈家达妮克·德·邦特（Danique de Bont）的怪物般的莎乐美，后者既攻击又引诱，三个莎乐美都有阴暗面。稚气未脱的莎乐美手持骷髅头，而不是洋娃娃。她撕下一只海鸥的翅膀，将其固定在头骨上。向她的毛绒玩具宣泄着性欲望。跳舞怪物莎乐美的光头和狂乱的毛发让人习惯性地联想到男性特征。
▲模型渲染图，来源：Wolfgang Menardi
▲照片来源：Wolfgang Menardi
沃尔夫冈·梅纳尔迪（Wolfgang Menardi）为该剧创造的空间就像是一条通往内部的黑色隧道。荒凉、寒冷、无菌、反光——这是一个按照梦境逻辑运作的空间，由记忆片段构建而成，如同一个没有日光照射的竖井。舞台中央可以看到一座可转动的黑色房屋正面，形态上几乎就像一座鬼屋或娃娃屋，在红色内壁与红色灯光的配合下显得神秘而阴森。背面展现出希律王府中的各个房间，以狭长的白色灯光勾勒出整体轮廓。在地牢和露台的场景中，帷幕降下，将场景转换成一个抽象的空间。垃圾桶和麻袋摆放在一旁，既展现了现代性，也代表了希律王府中累积的罪恶感。
▲照片来源：Wolfgang Menardi
▲照片来源：美因茨国家剧院
在以往《莎乐美》的演出中，先知约翰曾从高空飘下，而现在他则乘坐一个小型升降箱从舞台地面升起。三位莎乐美演员也在这个箱子里和箱子上方出现，伴随着写有“华特·迪士尼的幻想曲”的鲜艳海报与毛绒玩具的头部，沃尔夫冈将当代社会景观所营造的幻象嵌入了这个箱子内。如果这个橱窗般的箱子意味着展示和自我表达，那么房间则意味遮蔽和隐藏：它时而露出血红色的内部，时而又隐藏起来，在这里，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远离社会现实，时间似乎也在这里消融；记忆和现在、恐惧的幻象和一厢情愿的幻想在这里交织。
▲照片来源：Wolfgang Menardi
对于设计师来说，重要的是不要给这部作品强加一个真实的地点，而是看看把问题和发现放在一起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因此，舞台上出现的物质相当于创作者们在研究这部歌剧时所积累的问题和假设的集合体。这其中包含着沃尔夫冈自身对作品的现代性反思，他让人们的目光在细节上分散地游移，而不对全局做出清晰的解释。对于这个近乎神话的主题来说，这种去中心化的做法显然是反传统的，但背后的目的却十分明确：唤起现代观众对《莎乐美》的共鸣，展现莎乐美这个人物的创造力和对意义的追求，尽管她经历了过去的种种恐怖。
▲照片来源：Wolfgang Menardi
▲照片来源：美因茨国家剧院
这部作品毫不避讳黑白红三色。四个犹太人身穿黄色、蓝色和灰色的西装。但主色调是黑色、白色和红色。就像人们通俗的认知那样，黑色暗示了人性的阴暗面、邪恶和卑鄙；白色代表先知约翰的纯洁，代表人的善良和可敬；红色意味着爱情和欲望，也代表鲜血、罪恶和犯罪。所有这些都在舞台和服装设计中以多种方式和谐地呈现出来。在服装设计扎娜·博斯尼亚克（Zana Bosnjak）的设计中，统治者夫妇几乎全部身着鲜艳的红色，而三位莎乐美则身着白色礼服，内穿黑色长袖衬衫和紧身裤，让人联想到侍女的制服。莎乐美渴望白色和银色，渴望纯洁的约翰，渴望远离来自四面八方的男性欲望，她在寻找更好的地方，寻找舒适与安宁。然而在其他角色看来，她更像是捕食者、美杜莎、鸽子、女巫、奇怪的现象、危险等等——有如此多的意象沉重地投射在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说失去、分裂了自己的角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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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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