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主流报纸对农民工“讨薪”事件的媒介呈现分析（2002-2015）

毫无疑问，“农民工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自从1990年代起，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形成一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这一群体规模庞大，截止2015年年底，已近2亿，并且人数逐年增加。

同时，这一群体也是政治上的先进力量，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有专门涉及到农民工的内容。但是，与其庞大的体量和重要的政治地位形成反差的是，现实中的农民工群体却是公认的“弱势群体”，生存境况困窘，其生存与发展已经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农民工面对的诸如收入、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中，收入问题是最基础的，因为收入是自主生活的前提。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农民工也遭遇了釜底抽薪式的挑战，被拖欠工资是持续经年的常见现象，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也因此各类农民工讨薪事件在全国层出不穷，由此导致的个体性的、群体性的悲剧时常见诸报端。“讨薪”既成为农民工的一大梦魇，也成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制度之殇。

自2003年10月24日，农民工熊德明当面请走访三峡移民的时任总理温家宝代为讨薪并成功以来，全国各地相继爆发“讨薪风暴”，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媒体的跟进报道。自此，中国农民工的讨薪实践，亦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来系统地检视一下，大众传媒在农民工讨薪这一事关弱势群体生存根本、集中呈现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也与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具有紧密关联的社会实践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样一项至今仍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的社会难题，大众传媒进行了怎样的呈现、体现了怎样的操作逻辑。

（一）大众传媒与利益表达

农民工讨薪从根本上说是农民工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张，也是一种利益协调实践。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和制度化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都无从谈起。（孙立平，2006）作为政治过程的起点，利益表达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利益表达也是形成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大众传媒被视为利益表达的合法渠道之一，（阿尔蒙德，鲍威尔，1978/2007）扮演着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平台的角色，（王立新，2003；夏洁秋，2007）通过媒体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取得社会同情被视为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方式之一。（王立新， 2003；王中汝，2004）在我国的“人民利益表达制度”体系中，“大众传媒利益表达制度”也是组成部分之一。而我国的现状是利益表达组织发展不平衡，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非制度化和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王中汝，2004）

（二）大众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在中国语境下，大众传媒更多地被赋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定位，不论其行为是否吻合这一身份。由于权力与市场化转型的紧密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等诸种结构性因素，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拆迁户等为代表的位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孙立平，2003）新闻传媒被视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方启雄，2013）“代其（农民工）立言”被认为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所在。（卫夙瑾，2004）政治学者还提出要增强大众传媒在农民（包括农民工）利益表达中的作用，（杨正喜，唐鸣，2006）尤其是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王臻荣，常轶军，2007）然而，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贫困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及其与执政党的沟通”调查显示，包括下岗职工、贫困街区居民、被征地人员、外来民工以及下层动迁居民等群体在内的贫困群体，普遍存在着利益受损的被剥夺感和强烈的不满情绪，但其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作为渠道之一的大众传媒，也没有被得到很好的利用。（陈映芳，2004）十多年来，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据赵月枝、吴畅畅（2016）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产阶级话语的强势和媒体不自觉的合谋，工人阶级作为政治主导阶层的表达空间实际上正逐渐式微，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被媒体的主流话语所遮蔽。新闻生产“一则具体的新闻，一方面受制于政治维稳的强权逻辑，另一方面同时被都市、生产消费者和中产阶级等所塑形。在这种双重逻辑下，受侵害的农民工成为新闻象征领域中的缺失角色。”（孙皖宁，苗伟山，2016：215）我国新闻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存在失声和失语、刻板印象和显失公平、缺乏人文关怀和维权能力不够等多方面不足。（陈建胜，2007）

（三）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维权/农民工讨薪

总体而言，对于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面所具有的作用以及现实情境中媒体表现的不尽如人意，学界已有了一定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大多是宏观的、逻辑思辨的，对于在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尚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即立足于以农民工“讨薪”议题为切入点，分析传统主流媒体对其的话语呈现，以观察在事关社会弱势群体核心利益、且具有一定冲突性的议题报道中，媒体如何呈现事实，扮演了何种角色，体现了何种操作逻辑。

鉴于传统主流媒体在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传达重要政策决议、反映重大民生问题的功能定位，以及农民工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突出性，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及对应的假设如下：

问题1：媒体是否对农民工讨薪议题进行了主动、持续、稳定的报道？

假设1.1：媒体在农民工讨薪现象出现之初就进行了及时报道。

假设1.2：媒体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并且报道量保持稳中有升。

假设1.3：媒体对这一议题的报道从一年中的时间分布来看比较均匀。

问题2：媒体是否对农民工讨薪议题进行了全面、真实的报道？

假设2.1：媒体既有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也有较充分的原因分析和对解决之道的探讨。

假设2.2：媒体对“讨薪”现象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及其关系有较全面的呈现。

假设2.3：媒体能够如实呈现讨薪过程中的冲突。

假设2.4：媒体对欠薪主体的身份报道符合实际情况。

假设2.5：媒体对欠薪现象的原因分析符合实际情况。

问题3：媒体对这一议题的相关方持有怎样的态度？

假设3：媒体对农民工讨薪相关方的报道能够体现出多元立场。

（一）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即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对象及分析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国内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原因如下：第一，报纸文本比起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文本，更便于搜集和整理。第二，报纸定期出版，且容量有限，与互联网文本相比，可以保证有效的样本框。第三，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报纸往往是党、政府和主要社会组织的喉舌，更利于观察主流意识形态对某一议题的态度。

由于目前国内报刊数据库数据的完备性还不尽如人意，本研究同时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慧科搜索”“百链搜索”“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数据库进行检索，相互查漏补缺，以“讨薪”为标题和关键词，检索自系统收录数据时间起点至2015年12月31日的所有文章，以每份报纸检索出的篇目数量为标准，挑选出排名前五的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报纸，即《工人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农民日报》《中国劳动保障报》《人民日报》。剔除掉这五份报纸中题为“讨薪”但并非与农民工相关的文章，共保留669篇文章全部入样。

这五份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报纸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大部分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向性。又由于农民工群体兼具工人和农民身份，并且是劳动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劳动保障报》的重要服务对象。可以说，上述样本媒体是观察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待农民工议题的态度的很具参考意义的窗口。

（三）类目设置

根据研究假设，共设置了报道进程、报道核心内容指向、问题要素三个主要维度。在报道进程维度上，主要测量农民工讨薪议题在媒介话语中的时间发展要素，包括了进入时间、不同年份报道量走势、一年中的报道量走势三个变项；在报道核心内容指向维度上，主要测量分析对象有关农民工讨薪议题报道的内容聚焦点，包括了报道框架、报道主题两个变项；在问题要素维度上，主要测量对农民工讨薪现象涉及到的几个关键要素的呈现，包括了关系主体、欠薪主体、欠薪原因、对讨薪涉及主体的态度四个变项。

（四）数据处理方法

编码由两名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完成，Krippendorff Alpha值显示主要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的均值为87%，kappa0.751，达到了绝大多数内容分析的要求。本研究采用SPSS for Windows22.0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

（一）样本媒体并未在农民工讨薪这一现象出现之初就给予及时报道，这一议题进入媒介话语空间有鲜明的政治因素，政府议程设置了媒介议程。 假设1.1没有得到支持。

事实上，大规模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源于“九八房改”，垫资直接导致建筑施工环节资金链紧张。这一问题导致的严重后果在2000年开始公开显现出来。2000年冬季，农民工全城围堵工头，这是农民工讨薪开始浮出水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媒体并没有进行广泛报道。2001年，“农民工绑架工头全家”的新闻成为这一年农民工讨薪的标志性事件；2002年，全国发生数起农民工为讨要被拖欠的工资爬上塔吊、高楼甚至“跳楼”的事件，国内地方媒体尤其是南方媒体进行了不少的跟进报道，但是，样本媒体直到2003年，才真正开始启动对这一议题的关注。

（二）农民工讨薪议题自进入样本媒体话语空间以来，即得到持续性的报道，报道数量整体平稳增长。 假设1.2得到支持。

从2002年样本媒体中出现第一篇农民工“讨薪”报道开始，截止2015年，虽然不同年份间的报道量有所起伏，但整体持续增长。并且报道量变化路径与政策议程关系紧密。详见图1。

（三）农民工讨薪议题的报道呈现鲜明的“季节性”，春节前后是报道高峰，其他时间的报道较少，有应景之嫌。 假设1.3没有得到支持。

由下图可见，五份报纸关于农民工讨薪议题的报道集中在1月、12月和2月，均过百篇，分别为161篇、141篇和104篇，其他月份各月平均报道量为29.1篇，最高值也仅为45篇。

（四）从媒介报道的主题来看，主要涉及政府和工会帮助农民工讨薪取得的成绩和农民工讨薪事件的详情，并未着力探求讨薪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 假设2.1没有得到支持。

（五）就样本媒体的报道主体而言，“政府”“农民工”“政府-农民工”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其他关联主体的呈现分散且稀少，即农民工“讨薪”现象涉及到的多样化的利益相关方并未得到较全面的呈现。 “政府”和“农民工”的出现频率分别为26.9%和24.4%，总共超过50%；关系格局中，“农民工-政府”的关系格局出现频次最高；“政府”“农民工”“政府-农民工”三项主体所占据的比例近70%。而农民工讨薪实际牵涉到的其他主体，如企业、工会、律师等主体或农民工-政府-企业、农民工-企业、农民工-工会等关系主体，在媒体报道中所占比例甚少。假设2.2没有得到支持。

（六）“政府治理”和“弱势群体”的报道框架占据绝对优势，分别为42.8%和34.2%，说明媒体对于农民工讨薪难的归因和解决手段更多地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解读，抱持明显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态，冲突框架和道德价值框架所占比例很小，分别为5.5%和2.2%，经济后果框架的解读甚少出现。 假设2.3没有得到支持。

（七）就报道中涉及的欠薪主体而言，私营企业占据绝大比例，为73.1%；位居第二的是“包工头”，所占比例为6.8；之后的“国有企业”“政府”分别为6.4%和6%，这与事实不相符 （详见后文论述）。假设2.4没有得到支持。

（八）在明确展开对拖欠农民工薪水现象的原因分析的文章中，原因较为集中地指向了下述几类主体：企业、政府、包工头、农民工自身、表达渠道和法律建设和执法等。 被归因最多的是企业，占比28.2%；其次是政府部门，占比14.8%，具体表现为监管不力、不作为或自身就是欠薪主体；包工头无良所占比例为13.1%；农民工自身的归因也占到了11.1%，具体表现为农民工不懂法或处于弱势地位。这与事实有不相符之处（详见后文论述）。假设2.5没有得到支持。

（九）样本媒体对农民工讨薪涉及到的核心主体表现出多元的态度取向。 在有明确态度指向的300篇文章中，提及最多的对象依次是政府（占比51.3%）、农民工（13.3%）和工会（11%）。对于政府的态度，“赞扬”的占比36.4%，其次是“建议”，占比25.3%，再次是“批评”，占比20.8%，“批评+建议”占16.9，应该说这一态度比例算是比较均衡的。就农民工而言，“建议”占据绝对优势，占比80%，“赞扬”和“批评+建议”各占7.5%，“批评”仅占2.5%，这与农民工在“讨薪”事件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匹配的。对于工会，不同态度的比例较为悬殊，“赞扬”的比例则高达90.9%。总体而言，样本媒体对待相关利益方的态度表现出多元化的立场，但也有有失偏颇之处。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