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休学之后

不得已的选择

王卿语用一把安眠药换来了自己的休学自由。

休学是王卿语自己提出来的。2023年3月，高一下学期刚开始，王卿语在一间公立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以及重度强迫。医生说，可以考虑休学。班主任建议她办走读，也允许她空掉早晚自习，只上白天的课程。王卿语试了一下，但没有任何缓解。坐在书桌前，课本上的字是模糊的，老师和同学的声音很飘渺。

不久后，学校出了一桩事故，坚定了王卿语想要休学的心——高三的一位学长因为受抑郁症影响从班里的窗户一跃而下，当场死亡。王卿语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状态，再不停下来，在学校里迟早也会崩溃。

向父母提出休学后两周，妈妈迟迟不松口。有一天晚上，王卿语吃了一把安眠药，睡了很长时间，父母怎么也叫不醒她，吓坏了。那以后，妈妈同意了她休学。

对王卿语来说，休学的决定背后，是漫长的不适感的积累。一些状况早在初中时候就显现了出来。最初是手抖、惊惧，之后躯体不适的症状越发严重。下定决心休学的前几天，王卿语放学回家后，在电梯里短暂地失去了记忆。电梯到了8层，她突然忘了出去左拐就是自己家。任凭电梯门关上，她又回到了1层。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正在北京念初二的乐洋也经历了相似的不适。休学前，有一周，连续两天晚上，乐洋都说自己肚子疼，还喘不上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后来，她被确诊为抑郁症。

同样念初二的陈展乐生活在上海，也是抑郁症的确诊者。在学校里，她感到越来越压抑，上课没精神，下课更沉默，她有过幻听、幻视、失眠、失忆，这些都是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躯体化表现。

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创始人、心理咨询师陈瑜集中关注青少年休学问题，是在2020年之后，在日常咨询工作中，她发现，受到疫情的影响，在全民封闭期，当学习节奏被打乱，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正在逐步走高，甚至到了「飙升」的程度。

根据《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的数据，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而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抑郁症患者总人数的30.28%，抑郁症发病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

过去四年，陈瑜访谈了全国各地将近140位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她发现，休学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少年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不少人采取过自残甚至自杀行为。「不要忽视当今的小孩子，他们的痛苦和绝望程度或许已经超乎了大人的想象。」陈瑜说。

访谈的时候，陈瑜会让孩子们给他们身处的环境压力打分。有的孩子给亲子关系压力打80分，学习和社交压力则分别有10分，有的孩子则完全相反，学习压力占主要地位。

陈瑜因此分析，孩子们心理问题的成因是复合的，是畸形的亲子关系、无爱的家庭，难顶的学习压力、同辈竞争，繁复的社交关系等问题合力造成的。这一切，和转型期的社会氛围有关，但最后承担这些的，是在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孩子。

因抑郁等心理疾病而休学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多。在一家公立初中工作近五年，教师李雪发现，每个学期、每个班都至少有一两个休学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学校里面大多比较安静，不爱说话，会主动避免与老师的交流，「可能显得有点儿不自信」。李雪现在的班里，有三名学生家长曾向她表示，已经带孩子看过心理医生，确诊为抑郁症。他们始终悬着一颗心，觉得「再发展下去，休学是迟早的事儿」。对家长来说，休学也变得切近，「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可能亲朋好友同事身边都有孩子不去上学」。

其实，不到万不得已，孩子和家长都不愿意休学。

高中生王奇已经休学了四年。四年前，他说胸口闷，妈妈宋萍就让他在家休息几天。但当宋萍跟他商量回去上学时，王奇说，自己不想上学了，之后，他把所有书本都搬到了地下室。宋萍和丈夫劝了几次，看到王奇不出门也不说话，这对父母担心他会想不开，妥协了。

休学之前，李旭就出现了严重的自伤行为。他的四肢遍布划痕和结痂，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像砂纸一样」。他的房间里有很多血迹，零零散散地抹在了床单上、桌椅上。为了让他不再自伤，妈妈吴晴天同意他休学，「只要不伤害自己，别的我也不想了。」

对大部分家长来说，休学仍然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孩子正在上学的「正轨」上行驶，突然脱轨，又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正轨。

听到女儿休学的要求，王卿语的妈妈特别生气，「不可以，不可以」，她在王卿语所在的学校做英语老师。她对王卿语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去上学，就彻底跟不上了。女儿确诊抑郁症，她的理解是，青春期到了，正在叛逆。她也做了让步，提出可以先把学业完成，撑过高考，如果成绩不理想，之后再复读一年就好了，并表示，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

过去半年，《人物》走访了多位正在休学的中学生，以及正在陪伴孩子经历休学的家长，有人休学半年，有人已经休学四年，发现他们面对着共同的焦虑——当休学开始，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尽头，对当下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

休学之于一个孩子、一对父母、一个家庭，并不是简单的暂停或停顿，而是对整个家庭极大的挑战。为了陪伴休学的孩子，有年薪百万的大厂中产选择离职，回归家庭；也有家长开始重新为孩子规划方向，从公立学校转学到更轻松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还有夫妻双方因为孩子休学陷入争执……休学带来整个家庭预期的变化、结构的动荡，想要重建，远非易事。

当休学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对孩子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时，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教育职能和社交功能，家庭很难替代。休学之后，一个孩子如何正常地进行社会化？如果复学，又该如何完成知识的衔接？如果无法复学怎么办？

当孩子休学之后，留给他们和家庭的问题才真正开始浮现。

睡个饱觉

不上学的第一周，山西高中生刘希希每天都要睡20个小时。

想到那一段饱觉时间，刘希希在电话那头笑个不停，快乐溢了出来——那一个礼拜，醒来的时候大半是凌晨，家里的小猫正偎在手边，她胡撸胡撸它的毛，戳两下手机，回两条消息，眼皮发沉，又一次睡过去。朋友联系不到她，还特意翘课跑到她家，哐哐砸门才把她叫醒。

进入高中后，刘希希从没睡过一个好觉。每天早上6点15前她要到校，一直到晚上10点40才放学，一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一到学校，看到的是同学和老师同样睡眠不足的脸，大家都很丧。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要求，中小学生需要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但《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我国高中生平均每天睡眠仅6.5小时，初中生的睡眠时间平均为7.48小时，小学生为7.65小时，睡眠时间依然不足。

睡不够的背后是不断刷新长度的学习时间。王姿在山东省一所重点高中任教。在她的观察里，学生们的作息时间被精确分割到了分钟。每天从早上6点30开始，学生要连着上两个早自习，8点开始上第一节课，11点50下课之后是午饭和午休时间。下午1点50开始上课，一直到6点10分才下课。

留给他们的晚餐时间只有半小时。临近下课，王姿发现，班上总会有几个学生把脚伸到过道里，屁股离开板凳，做出准备抢跑的动作。下课铃一响，他们几乎是「弹」出教室。

王卿语说，她所在的学校每天晚饭的时间只有25分钟，往返食堂的路上，校园里的每个小岔口都站着两三位值班老师，看到有人慢一点，就开始嘟嘟嘟地吹哨，催他们「快点跑起来」。

假期也被压缩了，王姿所在的高中施行小休加大休，小休只有周六半个下午，即使是大休，学生也要在周五晚10点放学，周日早8点又要到校，「就是说学生很难在家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一些家在乡镇的学生索性继续呆在学校里，一个学期才回家一次。不久前，隔壁一所高中把学生们的早读时间又提前了十多分钟。得知这一消息，她所在高中的教务处正在筹划把本校的早读时间也往前提。她说，学校的口号是：「什么时候能弯道超车，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你还在上课。」

孩子们一天到晚都在学习，这一方面挤压了他们的社交、休闲、娱乐，另一方面，「让他们会觉得，我成天在学习，就是一部学习机器。」陈瑜说。

所以，当休学开始，很多孩子都对未来一段日子充满期待。刘希希说这是自己的gap year，她觉得在这段空档里，可以暂时脱离校园，脱离学习，可以喘口气，自由一点。

王卿语则列举了很多个休学后的「不用」——不用去想考试、不用去想周测、不用去想成绩、不用去想排名、不用去想社交，她觉得休学「是帮助我快快好起来的一个很好的助力剂」。

在休学之前，王卿语有很长时间的失眠，她说，最初失眠是因为每天早上会被宿舍楼里的起床铃惊醒，「一声巨响」。一段时间过后，每天睡觉前，她担心听到起床铃，担心要迎接新一天的学习，迟迟不敢入睡，最焦虑的时候，一整晚都睁着眼。

她以为休学后，在拥有那么多「不用」之后，可以好好睡觉，但休学之后，她仍然失眠。

王卿语家就在学校旁，每天早上学校的起床铃声都清晰地传进她的房间，她在晚上仍然感到焦虑。后来，妈妈带她去看了睡眠科，医生诊断为睡眠障碍，住了两次院，做一些睡眠监测，利用药物和麻醉疗法做一些改善睡眠的治疗，她慢慢才找回了一些自主入睡能力。

她开始睡很久，就像同龄人刘希希那样。她不出房间，什么都不做，只是睡觉，睡到凌晨，睡饱了，才觉得饿，从冰箱里找点吃的，觉得「心里是放松下来了」。

休学之后，乐洋的时间用在打游戏上——根据她的爸爸王天鑫观察，乐洋每天11点多起床，醒来就抱着手机玩，玩到半夜 11 点半，甚至凌晨两三点。有一天，王天鑫发现，女儿已经把《蛋仔派对》打通关了。乐洋不是那种打游戏厉害的孩子，也没充钱，「就是纯靠时间堆。」

对孩子们来说，一定意义上，休学让他们第一次放松起来，也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接触书本以外的世界。刘希希告诉自己：「休学期间最大的KPI就是开心。」

2023年6月底，刘希希办了休学，两周之后，有同学要去外地参加羽毛球比赛，她就一起跟着去，「就当一起郊游」。球赛结束了，同学们回来正常上课，她开始旅游。小半年的时间，她去过了太原、哈尔滨、长沙、上海、西安，每天在不同城市的大街上暴走两万步。在长沙，她和在国际学校上高中的朋友去了一位老师的家，老师的家装修得精致、漂亮，「像Vlog博主的家」。那几天，她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新鲜的，与书本、学校截然不同的世界，休学也因此被她赋予了一些新的意义。「就感觉一下子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

陈展乐拣回了很多爱好，发展了新的兴趣。从小，她学习画画，但中学之后，课业忙了起来，她很久没动过画板了，休学之后，她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画室捡起了画画，一周去两三次，呆上半天，还让妈妈给自己报兴趣班专门学过攀岩、乒乓球。

但陈展乐对于这些事物的热情并不长久，她能感受到自己对于新事物的热情正在慢慢抽离，「像瘪了的气球。」她形容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家里看看手机，躺着睡觉，然后我就内耗、崩溃，整个人懒懒散散的。」

回想过去一年，陈展乐的记忆是模糊的，「反正就是过得乱七八糟的，感觉什么事都沾点，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干。」

宋萍发现，休学之后，王奇所有的需求都变低了。

他的手机还是iPhone7，用了四五年，Home键不灵光了，摄像头碎了一块，宋萍提出给他换一台，王奇说没必要；宋萍出门逛街，问王奇有没有需要的东西，还是不要。宋萍觉得奇怪，身边的小孩都是跟家长要这要那，他咋什么都不要？

「抑郁的对面从来不是快乐，而是活力。」经历近三十年抑郁，「资深」患者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一书中详细描绘了他逐步失去活力的过程：「抑郁在我身上生长时，就像这藤蔓征服老橡树——这东西整个地裹缠上来，吸走我生命的活力，它丑陋，却比我更鲜活。它有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让我窒息，排挤掉我的生命。在我重度抑郁最糟糕的阶段，我知道有些情绪并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抑郁，正如橡树顶端枝条上的叶子，其实属于藤蔓。当我试图仔细想清楚这一点时，却感到心受到了禁闭，无一处可以伸展。」

乐洋休学后，王天鑫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在家陪伴女儿。他发现乐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父女俩曾经经过乐器店，乐洋突然说，我想学架子鼓已经想了一年了。王天鑫立刻说，反正咱不上学了，咱学这个。但是，刚体验了一节课，乐洋的兴趣又消失了。

王天鑫觉得疑惑，「十四五岁是一个孩子的啥年纪？应该是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

在生活节奏变化带来的新鲜感、放松感逐渐消逝后，对周边事物丧失探索欲，是很多休学孩子的遭遇。陈瑜觉得，这些孩子看起来「躺平」，过得没有压力，但其实没有孩子在这种状态里是快乐的。她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孩子就对自己这样表达休学后的心情：「觉得自己像机器一样被冻住了，神经变得紧绷又麻木，干什么都不高兴。」

修补

很多时候，直到孩子休学之后，家长才会发现，孩子并非没有求救过。

比如吴晴天，她在儿子李旭休学后，想起来李旭曾经跟她讲，妈妈，我这身上怎么有一条划痕？吴晴天瞄了一眼，说你自己不小心抓伤了吧，他说没有，还主动提出让吴晴天带自己去看看这道伤，但吴晴天还是觉得，那可能就是孩子脱衣服的时候刮到了，最后也没带他去找医生。直到暑假李旭去舅舅家玩，舅舅发现了异样，李旭胳膊上满满的红色划痕，都是自伤的痕迹。

吴晴天再往前想，初中时，李旭爱打乒乓球，但高中再也没打过，2022年9月升入高三后，他连着几天跟吴晴天说，不喜欢新换的班主任，吴晴天说，班主任也是为你好啊。转过年来的五一假期后，李旭说自己没睡好，想请假，吴晴天反问，五天假期，你没睡好？李旭没再说话，背上书包走了。他再没有抱怨过什么。

在与《人物》沟通过的十几位休学的孩子中，与李旭类似的与父母沟通不畅、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况，非常普遍。谈及父母，他们经常提到的态度是「回避」。

陈展乐说，办休学之前，父母觉得她的抑郁多半是因为青春期，多看看书，少玩会儿手机就好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抑郁症是我生病了。」休学后，陈展乐惦记学校，担心成绩落下，她把自己的焦虑向爸爸妈妈倾诉后，得到的答案是「好好休息，睡一觉」。时间长了，陈展乐有疑惑也不再跟父母说了。

顾霄对父母有很多不满，通过她的讲述，可以发现，她的父母做出了不少举措，希望更多地了解她，了解抑郁症。他们带顾霄去三甲医院，找知名医生做诊断，又在视频网站报课程，想了解抑郁症的成因和解决措施。

我问顾霄，你觉得妈妈听了这些课之后，会更了解你的处境吗？顾霄说，「她更难缠了，假装自己特专业，让我以后全听她的，我宁愿她从没学过。」

陈瑜的访谈对象包括少年，也有他们的家长，她发现，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成长不在一个速度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就像两个并行或者平行的轨道，完全没有交集。」

过去几年，#孩子抑郁休学其实是在替全家生病# 曾多次冲上热搜榜。很多案例指出，一个破碎的家庭会让成长中的孩子失去安全感。陈瑜遇到过一位广东的中学女孩，爸爸 4 次出轨，妈妈就让她给插足的第三者发劝退的短信，「搅和在类似畸形的夫妻关系里，也会让孩子根本无心学习。」陈瑜说。

陈瑜始终觉得，孩子生病是因为家长先病了。「有些家长自我情绪的管理能力非常差，动不动就歇斯底里；有些家长自己原生家庭的伤害没有清理干净，又传递给下一代；有些家长认知方面很顽固，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一味责怪孩子。在这些家庭里，如果旧的观念和模式没有被打破重建，孩子要想好起来，就很困难了。」

王天鑫承认自己在家庭中一度是缺位者。他自称超级工作狂，乐洋从小到大都是由母亲陪伴长大。几年前，他从媒体转入互联网公司，并被派往外地工作，这意味着，照顾家庭、陪伴女儿的大小事务全部落在了妻子一人身上。在安定医院陪女儿就诊的时候，妻子向医生阐述「她爸爸经常不在家」，但医生说，那你看很多母亲一个人带孩子也没出问题，不要强调这个。

王天鑫觉得，多年来，因为家庭分工的不同，女儿乐洋出了问题，他和妻子各有责任。两人在2021年11月离婚，在这之后不久，乐洋出现了很多不适的症状。很难将乐洋的抑郁、休学和父母的婚姻状况直接相连，但一个现实是，乐洋休学后，王天鑫和妻子为了照顾女儿重新生活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乐洋感受到的身体不适慢慢消失了。

意识到这点之后，王天鑫开始有意修补和女儿的关系，他决定辞职。

王天鑫1980年出生，他在一个信奉挫折教育的传统家庭中长大，小时候，他经常听到爸爸说，谁谁谁你都比不上，人家处处都比你强。大学毕业后，王天鑫结了婚，2004年，他的妻子进入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两年后，王天鑫追随妻子从家乡来到北京，他先是在媒体工作，而后跳槽，进入知名互联网公司。

和很多一线城市的新居民一样，王天鑫和妻子都是经由读书走出家乡，并实现了阶层跃升。工作让他有了充分的自我价值感。也因此，在考虑辞职、回到家庭去陪伴女儿的时候，王天鑫犹豫过，辞职意味着他要损失稳定的收入，他即将45岁，未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小。但是，他也担心，失去修补和女儿关系的机会，未来他会后悔。

「休学你看它是孩子一个人的事，但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它会使这个家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王天鑫说。

王天鑫和妻子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又重新规划了家庭分工——妻子照常上班，而由他承担起照护女儿、拾掇家庭的责任，有时傍晚做完饭，他会开车去学校接妻子。见面那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谁想到现在我能把牛肉炖这么好。」

面对女儿，他首先要承接她的情绪，乐洋某一天心情好了，豁然开朗，但过了一天，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壳子里，无精打采。乐洋对药物有依赖，最严重那段时间，王天鑫和妻子要把家里的药都藏起来。他也总结出来陪伴最重要的一点：保持距离。「得让她有独处的空间，我会观察她，她情绪好，就陪她多说一会儿；一旦发现她有稍微抗拒的痕迹，我就往后撤一撤，她不愿意说了，我就干脆不靠近了。」王天鑫说。他习惯了工作的有投入就有产出，而女儿情绪的变幻莫测让他充满了挫败感，在对生活失去掌控的时候，他开始跑步，半年瘦了40斤。

相较于王天鑫一家中产以上的生活环境，孩子休学给吴晴天一家带来了更深重的打击。

吴晴天和丈夫住在广西西部的镇子上，两个人小学都没毕业，平时靠打零工、做建筑工人维生。儿子住院十多天，住院费和药费加起来将近3万，是他们家一年的收入。想到儿子的以后，这对夫妻感到沉重的压力。丈夫不理解，有机会上学，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不快与压抑倾倒到家里唯一的女性也就是吴晴天身上，丈夫会发出吴晴天无法回答的疑问， 「现在这样不就废了？」「养一辈子我们怎么养得起？」他曾想把儿子送进医院，在百度搜索哪里能根治抑郁症，一家私立医院的网页弹出对话框，他开始咨询，又问，孩子不去怎么办？对话框里的「医生」给他出主意，可以先把人绑来，或者吃安眠药。

吴晴天觉得不靠谱，拦住了丈夫，「你那样强行把他弄去，他到时候更崩溃。」

在一个互助群里，吴晴天认识了一个同样是孩子休学的父亲，他告诉吴晴天，自己也想过强行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想过把他绑过去，但最后还是没忍心。事后，孩子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试探性地问孩子，如果自己当时真的那么做了，他会怎么样。孩子平静地说：「我会默默地去，回来默默地把你们杀了。」

丈夫觉得，吴晴天不支持他的想法，是因为不爱孩子， 「你还为孩子好，就这样子为孩子好啊？」吴晴天觉得委屈，「相信这个，相信那个，就叫爱孩子吗？」

邓豪是成都一家创新学校的课程设计导师，学校招收的大都是因为抑郁、双向、焦虑等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孩子，在这里，学生们得以进行社交、学习。他分析，在面对休学少年时，父亲作为男性，鲜少运用自己的共情能力。「他们出了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不愿意去分析原因，不愿意去了解当下那个时刻，孩子的那种心理成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去理解那个孩子，但父亲有可能更多地是急于解决问题，急于让孩子们回到轨道上，这反而会让孩子产生隔阂。」

一边是沉默的、难以沟通的孩子，「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让他走出来。」吴晴天反复念叨这句话；另一边是频频指责的丈夫。以前放寒暑假时，吴晴天会把李旭送到深圳的姨妈家，想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李旭休学后，这也成了丈夫对她不满的理由，「你老是让他去大城市玩，现在好了，一点苦痛都没吃过，我们的辛苦他根本不知道。」

吴晴天觉得无助又压抑。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孩子休学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我心里好难受，我都没人说，他爸总会怪你，我还不如不说，真的喘不过气来。」有很多次，她想逃离这个家庭，她甚至想过要不要吃药，给自己做个了结算了。

宋萍也经历过和吴晴天同样的困惑。和我交谈的那天下午，讲完儿子的种种，她突然向我抛来了疑问：「你说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之后，就是一段沉默。

耻感

在知乎，有一个话题名为「因抑郁休学后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下面有人写道，「总觉得自己像一个『怪物』，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休学了，就好像精神彻底失常了。」

对吴晴天来说，儿子李旭的休学给她带来了耻感。当正在上高三的李旭提出休学，班主任不同意，反而劝李旭直接请假，请到高考，到高考的时候直接去考试就行。吴晴天很气愤，她觉得班主任不负责任，图省事。在她的坚持下，学校最终同意了李旭的休学申请，她一直记得去学校办手续那天，教导主任准备了两张纸，一张是休学申请，另一张是免责声明，上边写着，「学生在休学期间，出现任何意外与本校无关。」教导处门外站着另一位前来办休学的学生家长。她听到教导主任调侃李旭的班主任，「你们班怎么又有休学的？」

听到休学，所有家长下意识的反应是——这是一条不正常的轨道，孩子不去学校就是不正常，休学的孩子也会因此感受到压力。

李旭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今年念大二。兄弟俩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外放，有情绪会直接表达出来，但李旭截然相反。李旭休学后，吴晴天让大儿子劝慰一下弟弟，但大儿子非常不屑，说李旭是装病，还对妈妈说，「你别管他吃不吃，他饿了就会点外卖。」

过年的时候，一个叔父喝多了酒，拉着李旭聊了很久，主要是批评，还指责他年级轻轻不上学，让全家人担心。那个晚上，吴晴天明显感觉到李旭生气了，喘气的时候都很用力，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

有时候，李旭在房间里玩电脑、打游戏，发出笑声，吴晴天发现，丈夫很不屑，「这哪里是病了。」丈夫还会在门外故意大声讲话给李旭听，「都让他躺平了，啥也不干了，天天待在房间里玩手机、电脑，为什么还要割自己？」

顾霄也记得，大伯听说她在重庆住院，直接说她是个神经病。不久前，她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提到过一阵要去上海玩，小姨立刻说：「哎呦，你一天就光玩儿，学也不上，整天就知道玩儿。」

休学被视为一种失败，对学生来说，休学让他们脱离了原本的社会轨道，意味着学生生涯的失败。而对家长来说，这是家庭教育的失败，也是家长本人的失败。

王卿语记得，休学之后，每次工作日和妈妈逛街，遇上熟人，问起她怎么不去上学，妈妈都让她别说话，自己则会上前一步，主动说，孩子身体不舒服。转过头来，就会责怪王卿语：「你看，你不去上学，我还要帮你给别人解释。」

王奇休学这几年，宋萍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她和丈夫都是老师，一直觉得，「两个老师的孩子，考个正经大学总是没问题的吧。」儿子休学，让她觉得「挂不住脸」。亲戚们都在议论，还有人给他们出主意，你把他扔到社会上，啥也别管，就好了。后来，每到过年，一家人都避免串门，宋萍替儿子不忿，「好像我们没有去考大学就是一件抬不起头的事儿。」

王奇小时候，上午在学校学完语文数学，下午爸爸就会接他回家，学点画画、英语之类的课程，想让孩子均衡发展。但王奇休学之后，宋萍和丈夫的一些同事会说：「你看你们付出了这么多，还是失败的。」

当整个家庭被失败感笼罩，一些家长开始失去信心。吴晴天加入了几个休学孩子的家长互助群，群里有人说，孩子割自己，那就让他割，这无非是想报复家长，想让家长心痛。但吴晴天想不通，李旭为什么要报复自己。「我不是那种控制型的家长，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呢？」

孩子的休学，很容易让整个家庭都陷入压抑。王天鑫曾带女儿乐洋自驾游，北到黑龙江，南到云南，又去了福建，在鼓浪屿，他们在海边晃悠了两个小时，乐洋头一次对他讲起了自己在学校的事，王天鑫觉得女儿的心打开了一道缝隙——但很快又关上了，王天鑫仍然很遗憾：他和女儿没有建立更深层次的交流，更多时间，他关心女儿的吃喝、冷暖，但女儿到底在琢磨什么，有哪些困惑，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他仍然一无所知。

和《人物》交流的每一位家长聊起自己的孩子，普遍的感慨是，「我不知道孩子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陈瑜发现，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的基础上，新一代的少年已经有了更明显、更高超的精神需求，他们已经开始探索自我、追求课堂和成绩之外的意义，「当今的孩子心理需求的起点都是很高的，他们要有安全感的满足、被接纳的满足、被尊重的满足」。有的孩子在咨询中告诉她，自己在人多的地方会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就像加缪《局外人》中所描述的那种感受；还有十六七岁的孩子告诉陈瑜，自己是个非常自卑的人，因此把阿德勒所有研究自卑的论著都读了一个遍，试图从精神分析的层面理解自卑的起源；还有孩子热衷于鲁迅所讲的国民性，而无法接受学校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的敷衍讲述，休学后，他在家读遍了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相关的学术著作，还写了十万字的《三国史》……

但在家庭和校园中，家长和老师几乎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层次和孩子展开对话。他们通常会用极其功利化的答案去应付这些问题。有的家长和老师会告诉他们，想这些干嘛，你不要想这些，你把书读好就可以了。或者说，浪费时间，有空还不如多刷两套题。

陈瑜因此感慨：「上一代的人生经验在这一代身上为什么常常是无用的或者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说，父母要学习如何成为当今孩子的父母。」

搭子

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系统，除了教学，也提供包括社交在内的其他功能，这些，家庭很难替代。休学的孩子，很容易变成一座「孤岛」。

乐洋休学的第三个月，突然提出想去看海，王天鑫开着车带她去了大连。到了海边，乐洋在沙滩上画画，画了两颗心，写了好几个同学的名字，又拍照给同学发了过去，王天鑫理解，那是女儿的念想。「脱离了学校生活之后，她接触不上同学，就很孤单了。」

对大部分休学生来说，离开校园，也离开了唯一的社交圈。

在家里，王奇保持着稳定的作息，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中间就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老师和同学来探望过王奇，但他不愿意出房门。老师和同学见不到他，只能离开。除了偶尔去取快递和驿站的人说个取件码，其他时候，他和外界的沟通为零。

相似的问题，陈展乐也在经历。休学之后，她很少和班里的同学聊天，大多是划过朋友圈，留下几个赞。有一次，想到成绩、功课、同学，她情绪崩盘，把同学从微信列表里统统删除。回想到那个晚上，她点开一个同学的头像，点「删除联系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犹豫，她的想法「简单又极端」——「就觉得我现在就要去死了，不和他们有一切联系了，以后我可能也回不去那个学校，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聊的。」

孩子休学后，家长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孩子们的社会化到底该如何延续，到底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正常社交，让他们与社会、与同龄人有所联结？

一位来自成都的妈妈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求助帖：「我的孩子16岁，已经休学1年了，每天都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我们想让他去心理咨询，他不去。我们让他和朋友、同学一起去玩，他也不去。他上学时几个很好的朋友约过他几次，他不理人家，人家也不再约他了。我很担心，也很着急。一个人不交朋友怎么行呢！不去学校不学习，不见老师、同学、朋友，成天一个人待着玩游戏，这不是越来越抑郁了吗？」

这条帖子得到了过万点赞，评论区中，也全都是家长们相似的疑惑和忧虑——如果孩子一直不跟人交流，会不会彻底走不出来？

而另一边，孩子们有自己的方法。

王卿语告诉我，自己休学后，最信赖的是两个休学搭子。她们曾是王卿语的初中同学，上了高中后，因为病态的家庭和不如意的成绩，相继休学。其中一位搭子小何休学后开始在商场兼职，自己赚钱自己花，为的是逃避父母，而另一位搭子小杜则在学习画画，未来想要主攻艺术。

王卿语休学后，三个女生彼此知晓了处境，惺惺相惜，重新联系了起来。

休学的时候，她们每个月都见面一两次，吃吃饭、拍拍照。对王卿语而言，这样的景象在从前并不常见——休学之前，她很少跟朋友一块出去玩，这样的玩耍是不被父母允许的。她想要去谁家只能让妈妈带着去，「去谁家、什么时候去、玩多久都要是他们能掌控的」。即便有单独外出的机会，中间妈妈也会不停打电话「查岗」。

得知女儿见面的都是休学生，王卿语的妈妈曾多次劝阻，觉得对方可能会给女儿传递负能量，越带越歪。但只有王卿语觉得，休学搭子才是唯一与她同频的人，她们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很多时候，王卿语是稳定、平和的情绪疏导者。她会倾听朋友的琐事，有时甚至劝解朋友去理解父母。

一直关注青少年抑郁的心理从业者江帆曾经在一篇访谈中分析过各类抑郁互助群组成的原因。她表示，这样的群组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AA小组（匿名酗酒者互助会）：有相似经历的人聚集到一起，分享当事者的经验。

「当你知道对方也得过抑郁，也在经历相似的情绪困扰时，你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自然就提升了，也更愿意去表达。而当你开始表达时，就等于主动把手伸出去，让人家也可以来抓住你的手。」她说，「信任感、安全感，这是同伴支持能够起作用的最底层机制。」

线下的搭子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网络搭子进入休学生的生活。一些休学生建立了休学搭子群，征集搭子。有几次，我看到了相应的征集贴，点了申请进群，但被颇为严格的「审核」拦住了，学生群主盘问我休学的日期、原因，一听说我的年龄，大多数群主立刻就拒绝了我，「大人不要进！！」

对大人的失望，会让一些休学生觉得，网络世界的陌生人更稳妥、更值得信赖。

陈展乐有一个5人休学搭子小群，里面有上海的同龄人，也有北方的高中生。群成员早上醒来之后，会把当日的待做事项列出来，发到群里。她说，大部分时间，群员要做的都不多，除了吃饭睡觉学习，有人还会把剪指甲、换睡衣一并列上。每完成一项，就会在群里汇报一声，其他人就会发一个点赞的表情包。她们还会在群里彼此监督学习，一般都是陈展乐建一个腾讯会议室，当作网络自习室，5个人共同上线，打开摄像头或者开语音电话，各自学习。

休学搭子的互相陪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帮抑郁青少年走出困境？近几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尝试探讨其中的关系，但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无论是否有「搭子」，休学的时间，还是需要休学生们自己去度过。

休学后的一年多里，陈展乐断断续续住了5次院，住院的时候没法带手机。少了主心骨，搭子群几乎没人说话，上一次有人发言，还是7月份，一位搭子发来消息，说自己已经复学，刚刚参加了期末考试，暂时解放了。隔了一天，群里的几个人发了个大拇指点赞。

陈展乐说，大家都还是会埋在自己的生活轨迹里，但搭子仍然是需要的，因为，「至少有一个能聊的。」

焦虑

在《人物》沟通过的这些孩子中，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在休学生活最初的轻松之后，往往不到两三个月时间，愧疚和焦虑就开始向他们涌来。

王卿语告诉我，她一直是个J人，在学校的时候，她喜欢每天把所有的要做的作业、要写的试卷、要温习的功课一一列出来，每完成一点，就划上个对号。一开始，这个to do list 还能在睡觉前完成，但上了高中之后，每天，这个list上总有几项完不成，看着那些完不成的事项，她紧张到抠手、发抖，打开书一个字也读不进脑子里。

休学后，to do list 空了很久，她没有再列学习计划。不是不想学，而是一开始学，就会焦虑，脑子里会闪过妈妈指责她考不好的画面，会闪过老师拿着成绩单频频叹气的脸，会想起妈妈拿她的成绩和同事女儿做对比的模样。学校的一些考试王卿语仍然需要参加，后来，只要提到第二天要去一趟学校，她头一天一定会失眠。

休学之后，王卿语经历过几次情绪崩溃，她向妈妈讲学不下习，但得到的回应是，「你抗压能力不够，心理素质不够强」，还有一次，她告诉妈妈自己失眠，没休息好，妈妈说，还是不够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刘云杉将学校形容为「优绩主义的试验场」，「（每个孩子每天都在被评价），这样的能力观就催生了一种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的学习和测验，和书本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他对日常事物的理解慢慢脱节了。取代书本和丰富的教育生活的，是学案、题库和试卷开发系统。」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的渲染下，即便是在休学期，学生们也没有一个人想要躺平，他们并不想成为这场学业战事里真正的「局外人」。享受休学并不常见，忧虑学业与未来才是常态。

从最初休学，陈展乐就不想落下学校的学习进度。老师和家长都告诉她，休学了就是要好好休息，先不要想复学的事情。但陈展乐说，「很难不想，总会焦虑后面要怎么复学。」她一直在为复学做准备，让爸爸给自己报了几门学科的空中课堂，每天通过视频课逼着自己去学习。

偶尔她的抑郁发作，要去住院一两个月，不能用电子设备，攒了好多课上不了，再联想到坐在学校里安稳上课的同学，愧疚感和焦虑感袭来——「我又浪费了好长时间没去学习，又赶不上进度了。」

一出院，她就又开始每天疯狂背单词，上数学课、上英语课。休学期间最后一次住院，她索性带了练习册、教辅资料和课本走进了病房。有一天，同病房的一位同龄人双向情感综合症发作，在房间里大喊大叫。但是，在凌厉的尖叫声里，她还是完成了5套数学试卷和2套英语试卷。

陈展乐觉得这样的现象是件好事，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情绪正在稳定向好，另一方面，功课也没有落下。「出院的时候，我已经能做到在尖叫声中稳定地背单词了。」

随着休学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被落下的隐忧会越发显著。

休学之后，刘希希曾向一位年长自己十多岁的女网友提问，我这么差劲，还很会摆烂，你有什么看法，我还会更差吗？

对方沉默了一阵，告诉她，摆烂这件事多半来自于没有正反馈，这有时候是环境的问题，人得克服很大阻力才能摆脱环境的影响。有的人只是比较幸运，进入了一个比较不摆烂的环境。希希觉得获得了一些宽慰，她想，「环境是相对的，躺平也是相对的。」

为了获得一些「之后还不错」的确定感，王卿语找同学的妈妈给自己算了塔罗牌，牌面是正向的太阳，对方安慰她：「挺好的，未来会是坦途，不要担心。」王卿语知道，她在安慰自己，但是她仍然从中获得短暂的安宁。

刘希希觉得，经过半年去新的城市游荡的日子，迷茫增加了。

迷茫什么呢？刘希希说，未来。她设想过很多未来的生活，比如成为一名设计师，或者在她喜欢的物理领域做点什么。但休学让这些设想显得毫无根基。的确，她不用再担心同学们的风言风语、不担心留级或者分班，但她觉得自己始终是颓废的，「未来该干什么呢？」

五一假期之后，她想到同学又回到了学校，而她不知道做什么，突然有一种时间凝滞的感觉。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当下的心情：「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了，好烦燥哦。我甚至觉得下一秒会世界末日似的，好迷茫啊，我每次一想到数学、物理、化学有那么多落下的，我就开始忧心重重，我好像离我自己越来越远，又离我自己越来越近，我想要(幻想)的生活越来越远，又好像越来越近。生活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或许我不想行动是因为害怕结果吗？可是有什么结果会令人害怕呢？一事无成？考不上大学面对朋友的羞愧？面对自己的无能而用我还没有努力掩盖吗？我好懦弱啊。」

复学

休学像是海上漂流，而复学，是这些家长对孩子最大也最明确的希望。

休学小半年后，陈展乐决定复学。经过医生的评测，她的抑郁症状已经见轻，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想要回到一个稳定的框架里。「在家里的生活，不具有规律性，不具有框架，我希望回到那个有框架的生活里，回到学校跟同龄人在一起交流、学习。」

2023年9月，乐洋的情绪稳定了许多，此前肚子疼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开学前一周，王天鑫试探性地告诉女儿，过两天开学了，咱就去上学，这两天少玩点手机。乐洋听到后，平静地点了点头。

开学的那天，没有想象中的仪式感，早上7点钟，王天鑫和妻子、女儿一起到了学校。学校给家长开了个会，校长讲的话他一句没听，坐在台下，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道：「稳定大于一切。」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期待「孩子健康、快乐地活着」，几乎每一位休学孩子的家长都跟我说过这句话。邓豪接触的学生家长里，大部分人似乎已经被迫接受了孩子休学的现实。他们经常会对邓豪表示：「我已经接纳他了，我希望他能发展一技之长，以后找个混口饭吃的工作。」

王奇已经休学四年，目前还没有复学的迹象。宋萍说，丈夫经常表示，孩子只要能健健康康地活着，是一个正常人，就行了。他告诉宋萍，「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你等着他自己觉醒就好了。」他甚至会换着角度夸奖孩子，「你看谁有这么大的意志力，在家里边能每天10点之前休息，6点钟起床？你看儿子这一点，你就比不上，所以你为啥说儿子不正常？我就觉得儿子非常棒。」

但是，邓豪对家长们调整期待的做法感到忧心。

他觉得，「只要健康活着就好」的说法，看起来是安慰，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对孩子而言，叠加原本的焦虑，会形成更深重的自我否定。「对结果期待过于低下，是在让孩子自我贬低。孩子就会给自己增添很多负面情绪——『我就是废人』，他就更不想出来。」

邓豪曾接触过一个孩子，初二确诊重度抑郁后休学，在学校经常是低着头走路，不爱说话。到了这家创新学校后，他告诉邓豪，自己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钓鱼，而且是陆亚钓鱼，像《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一样，和体型硕大、生性凶猛的大鱼博弈。

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孩子就很激动，「他聊到钓鱼，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会从手机上找照片给邓豪看，展示他钓上来的鱼最大能到人的胸口，还给邓豪形容钓鱼时候的心情，「我作为人，去战胜凶猛的鱼类，把它吊上来，很有成就感」。

「让孩子成为伟大的自我，人的使命感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把给孩子的期待抬高，不要悲观到说只要他能混口饭吃就行。」邓豪说。

陈瑜也觉得，除了需求稳定，每个孩子也仍然都有向上的本能。一位初中生曾经对她说：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了问题，谁愿意『摆烂』？

「每个孩子都是向好、向善的，他们站不起来，是因为陷入了对他们而言巨大的困境。即使孩子在资源、能力、经验方面的确是弱势的一方，他们也都曾想方设法地自救过，他们真的不像父母描述得那样不堪。」陈瑜说。

这种向好的本能或许就是在一瞬间被激发的。今年1月，在休学近半年后，王卿语去学校参加了一次学业水平考试。坐在考场上，她觉得周围的一切极其陌生，「我很崩溃，感觉自己不像学生，没有做题的感觉。」她害怕，再拖下去，越晚越没有办法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之中。考完第二门数学，她决定复学，留级一年，从高二开始念。

2023年8月底，王卿语复学。开学之前，她做了新的美甲，买了新的文具，还买了好几套新衣服，她说，她想有一个新的开始。

复学并不容易，这些曾经休学的孩子要面临比其他学生更多的适应问题。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学者云文洁曾分析休学生们所面对的复学困境：「需要重新熟悉新的学习和生活以及人际环境，与原有人际环境可能有一定的交集。所以不少复学后的学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焦虑，担心会被人议论，提及以前的病情，被人以异样眼光来看待。这样，复学后的适应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甚至有部分学生努力后仍然无法适应返校后的生活而重新休学或者退学。」

一方面，曾经的同学已经升入更高的年级，进入了新的阶段，甚至有的同学已经毕业，另一方面，当下的同学则比自己年龄小。有的休学生会觉得， 「只有我停在原地，像一个不停自转的陀螺」。

复学头一个礼拜往往是最难熬的。有男同学看到登记表格上王卿语的年龄，会略带讽刺地说，唉，你怎么这么老？王卿语瞪了他一眼，没争辩，但也给她带来了「小小的刺激」。

更多的陌生和不习惯，还是来自学习。新的英语老师听写单词总会把词分成三个一组，一口气儿念完，王卿语觉得稍微有点吃力，一走神儿就过去了；数学老师让她在黑板上做题，算错一点，老师会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批评她，王卿语觉得脸上挂不住。对于同学，她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幼稚，「没有办法聊到一起，干脆不聊。」

过去的一个学期，王卿语慢慢接受了这些改变。她原来在重点班，学习的氛围很紧张，复学后，她到了一个普通班，分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氛围也轻松不少。期末考试，她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游，她觉得很满意。学校又发了一次心理健康评测表，这一次，王卿语的结果是轻度焦虑、轻度抑郁，她能够感知到，自己和休学前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她正在学习调整自我，与环境相融，「首先得达到平均水平，剩下的，就慢慢来。」王卿语说。

复学之后，一次月考，乐洋考了全班第四，到了期中考试，还是全班第四。她发现自己的数学有欠缺，主动跟妈妈提出想参加补课班，这些都让王天鑫觉得，「孩子其实还是挺要强。」他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也会担心女儿再有反复。

确有一些孩子，复学失败了。陈展乐休学半年后，父母给她找了一家国际学校，告诉她在那里她的声乐能力会更有发挥的空间。她入学了，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老师和同学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英语对话，最初几天，她一句话都挤不出来。上选修课需要换教室，课间，不同班级的学生在整栋楼里跑来跑去，这给陈展乐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一次，她拿错了课程表，等她跑到课表上的教室门口，发现一屋子陌生人正盯着她看，恐惧和焦虑袭来，等她回到属于自己的课堂坐定，手是抖的，脑子里也全是眼睛。在这间学校停留了一周后，2023年9月下旬，陈展乐又休学了。

大半年过去，陈展乐能够平静地分析当时恐惧、焦虑的原因——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新环境一无所知。

这个夏天，陈展乐决定在9月份试试重新回到学校，还是那所国际学校。这一次，她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做心理建设，她发微信给当时班里的同学，问学校里会有哪些固定的流程，留了哪些预习的作业，班上的同学和老师的性格如何。她也想到，在这所国际学校，有她一直想去的排球社团，每个学期也有音乐剧演出，这些全都是她的爱好，而且，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数学超简单。」宿舍里剩下的三个人会经常询问她该怎么解题，甚至在她休学后，还会把数学题拍照发给她，问她该怎么解。

9月2日，她主动给我发来消息，「姐姐我上学了！今天正式复学第一天，感觉还可以。」每节课的任课老师都会依据学生们的具体表现挨个打分，positive是表现良好，negative是有待调整。在英语课上，她主动发言，得到了一个positive，她给自己定下来的学习目标是：「每天上课都认真听讲、回答问题、按时交作业吧，争取每天都有positive，大胆一点。」

那一天，她主动和班里的两个女生讲了话，她们一起去餐厅吃饭，一起爬楼梯穿梭在楼道里走班上课，又一起放学回家，这是平凡又值得雀跃的一天。她说她们成为了朋友。联系我的时候，她正准备给学校的心理老师发邮件报名心理委员会，多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

「裹挟着痛苦继续朝前走」

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希希形容休学是在人生的黑夜里，睡了个饱觉；王卿语说，很后悔没有趁着休学玩得疯一点，这种「后悔」的情绪也出现在我见到的好几位休学又复学的孩子的讲述中。陈展乐提到，休学期间令她最惊喜的是，一直抵触养猫的妈妈有天抱回了一只小小的金渐层。她每天负责给小猫喂食、铲屎，最近，小猫会叼着玩具放到陈展乐脚边，让她陪自己玩耍，那一刻，她「心都化了」。

2023年9月，王卿语在朋友妈妈的介绍下开始规律地去找心理医生做咨询。心理诊所在不远的武昌市，每个月两次，最初，妈妈还会陪她一起，时间长了，王卿语会主动要求自己坐高铁前往。对她来说，这是一段不需要面对父母的窗口期。

在武昌，心理咨询师会听她讲完最近的生活、忧虑和困扰，并引导她反思当下，王卿语也觉得，自己的很多观念得到了重组和纠正，「慢慢感受到一些力量」。两三个小时的咨询很快就过去，剩下的时间她完全交给自己，去博物馆、漫展闲逛，也去东湖边沿着湖水骑车。

有一天，做完咨询后，她在附近吃了一碗裹满酱汁的热干面，又在甜品店吃了一块抹茶口味的蛋糕。坐在那家人不是很多的小店里，她的当下只有一块小蛋糕，吃到嘴里，她感受到了和蛋糕同样的甜蜜、轻盈。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能够有独处的空间，能够找到充电的方式，能够不再跟爸妈在一起。这一天的生活都是由自己掌控的，那个瞬间我是真的觉得很幸福。」

从孩子休学中获得反思的，还有父母。

孩子休学四年了，宋萍想，应该投入自己的生活，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不是只有焦虑。

她会时不时给儿子发信息，最近有一条，她这样写：「妈妈认识到你的勇敢了，你按照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对的。你敢于挑战世俗，勇于打破规则。你想当青少年的精英，我觉得你的勇气是可嘉的，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找到你的本心驱动，不用考虑外界和评价，只用你的真心去感受，去做你喜欢的一件事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支持你。」

王奇有时候给她回复一个表情包，有时候索性不回了，但宋萍还是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在学习，在试图了解他，希望他能说说自己是怎么想的。

王奇每个月要剪一次头发，但他从来不愿意出门到理发店去，只能让宋萍给他剪。每月一次，王奇坐在板凳上，宋萍拿着剪子和推子，一寸一寸划过他黑色的头发，慢慢露出白色的头皮，借着这20分钟，她让儿子讲讲最近都做了什么，每次，王奇叽里咕噜说一堆，宋萍听不清楚，但这个独属于他们母子的时刻，宋萍觉得幸福。「我现在正努力做的就是真正去抱一抱孩子。」

李旭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吴晴天觉得，儿子没有什么变化。曾经，她是个挺爱分享的人，朋友圈里她发大儿子走进大学校园的照片，发闺蜜给自己煮的面，发自己在海边踏浪。李旭退学后，她的朋友圈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最近一段时间，她开始发一些自己手工钩的花束和玩偶，这些都是她晚上下班后钩织出来的，一束花60元，一个玩偶30元，已经有人下了几单。

钩织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几米外就是儿子的房间，儿子就在那里。毛线钩过去绕回来，已经攒了好多作品出来，但儿子还是很少开门。钩织会带来一些轻松感，她说，「我总得做点什么。」

吴晴天的钩针作品。

在互助群里，吴晴天认识了很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家长，其中一位妈妈陪着孩子度过了两年休学期，复学之后，这位妈妈才觉得自己可以暂时睡个整觉了，她告诉吴晴天，罹患抑郁症的少年大多是靠毅力好起来的：「小孩现在这个样子，你能做的就是要把目光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去一直关注他，你只需要关注他的吃喝、用药，等着他慢慢走出来。」

休学是脱轨，是暂停，某个意义上，也是改变的起点。陈瑜觉得，学生们作为最脆弱的群体，想要真正保护、引导他们，同样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给学生们「搭一个能登得上的台阶」。

今年8月6号，王卿语所在的高中要开学了。头一天，她一晚上没睡着。后半夜，她索性出门去爬山，登了四五个小时才来到了山顶，6点不到，她迎来了日出，耀眼的、温暖的太阳从一层层云朵里蹦了出来。

下山后，她给我发来了几张日出照，告诉我，自己已经在逐渐进化为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

王卿语写道：「在休学期间，我第一次尝试着一个人旅游，我走过了一些城市，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一次比一次更为独立的旅行让我成长了许多……休学于我而言是正确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学会了不再反复咀嚼痛苦而忽视整个世界，学会和自我和解，让一些痛楚留在海平面以下。我不要静好但枯燥的伊甸园，我会理解、看见和明白自己，然后裹挟着痛苦继续朝前走。」

攀爬很久后，王卿语终于看到了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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