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一文中说，
“儒家出现以后，乐就成了淫的同义词，‘正襟危坐’和‘正人君子’怎么能弄那些靡靡之音呢？所以音乐就成了最下层的东西，搞音乐的人从来不叫音乐家，而被称为匠人。”
我记得初中课本里就说过，
孔夫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这么喜欢听音乐的人，怎么会去刻意贬低音乐呢？
孔门弟子编著的《乐记》，按照孔子的意思，给音乐下了一个定义，“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
这段话说明，音乐的本质就是人类好快乐的本性，这种本性发表在声音动静上头，就叫做音乐。
既然音乐起源于心物交感，那么音乐就对人的心理就有巨大的感召作用，正所谓
“礼节民心，乐和民性”
，礼和乐一张一弛，一紧一松，对于陶怡人格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音乐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凡是做教育事业的人，都需要将音乐纳入到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去。这就是为什么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把音乐列为儒家弟子的必修课了。
而且，高晓松说音乐成了最下层的东西，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问问唐玄宗的意见？
谈及二战中纳粹德国进攻法国，法军一败涂地的原因，高晓松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法国
“战争理念十分落后，而且都是由七八十岁的、参加过一战的将领指挥。法国当时不但没有先进的战争理论，也没有什么名将指挥。”
一战后，法国坦克部队的创建人——让·巴蒂斯特·厄蒂安纳将军，鼓吹追求战术机动性，宣扬在进攻和反攻两方面运用装甲武器的打击力。他极力主张装甲兵应该成为独立兵种，同步兵区别开来，因为它的武器装备、战斗方式和后勤组织同步兵完全不同。
1930年6月，法军参谋总长马克西姆·魏刚提出了一项军事现代化方案，其中包括对20个平时现役步兵师中的7个师实行摩托化。
1930年9月，在魏刚的主持下，法国陆军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首次军团规模的演习，当时参观的英国武官给出积极评价，“法国的军事思想从不适当地坚持1918年时使用的堑壕战法转向一种比较积极的政策……特别是朝着解决与运动战有关的种种难题的方向发展”。
他断言，
法国人已真正觉悟到现代战争由于机动性而发生的变更。
1933年，夏尔·戴高乐上校发表了名为《建立职业军》的文章，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组建6个机动装甲师，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
该理论与德国军事家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1935年，法国新任参谋总长兼陆军总监莫里斯·盖米林，主张利用机械化武器和运输工具的革命性打击能力和机动性能，建立一支成本效益更佳、训练非常优良和随时能投入战斗的军队。
所以说，法国在战前并不是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只是这些先进的军事理论
并没有成为法军的军事改革指导思想。
再者，高晓松认为法军的将领都是有由七八十岁的、参加过一战的将领指挥，这些将领暮气沉沉，死板教条，所以导致法军的失败。
但是我们反观进攻法国的德军将领，有哪个没有参加过一战?
指挥A集团军群的伦德施泰德上将、指挥的B集团军群的博克上将、指挥的C集团军群的勒布上将，都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将。没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国家领导人如何能放心的托以重任？
▲马克西姆·魏刚
高晓松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规定了向西洋、东洋学习各种各样的文明的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这说明他对蒋介石不了解，也对新生活运动不了解。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
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演讲，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蒋介石从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角度出发，对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阐释。
他将“礼义廉耻”解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
此外，他还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可见，新生活运动主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
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新生活运动总会干事贺衷寒曾说，“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
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
”。
虽然蒋介石拿日本人“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全民军事化，所以他们的军队足够强大，但是这也只是用来作为合理化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例证而已。
所以，高晓松说新生活运动“规定了向西洋、东洋学习各种各样的文明的东西”，就完全是不懂历史的胡诌。
▲宋美龄于新生活运动中缝衣照，后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高晓松说到明朝，开头就盖棺定论，
“我把明朝总结成一个三无朝代: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无名士，没有大名士，没有大文豪，没有大知识分子。”
我当时看到这句，心想，高老师，咱信口开河可以，但是总不能信口决堤啊！
明朝前期，大师辈出，例如方孝孺、吴与弼、薛瑄、曹端、胡居仁等等。这些人都无心科举功名，只专心研究学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尤其是方孝孺，不但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而且品性刚烈。他在靖难之变后因为拒绝帮新皇帝朱棣写即位诏书，不但自己被凌迟处死，连弟子、门生也惨遭屠戮，史称诛十族。
我不知道是高老师没听说过方孝孺，还是高老师对名士的标准悬格过高，以至于连方孝孺这样的人都不够名士的门槛？
到了明朝中叶，又出现两位大师，一个是陈白沙，一个是王阳明。
前者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后者早已众所周知了吧？高老师只要去书店逛逛，就能发现很多跟王阳明相关的书籍。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者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理想境界，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而王阳明就完美的实现了这个理想。
难道在高老师的眼中，连王阳明也不够名士的资格？
此外，东林党的两位大师，顾宪成、高攀龙，无论是学问还是风骨，在历史上也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高晓松还说明朝“没有值得标榜的大文人”,“明朝最出名的大文人，留下点诗词的就是唐伯虎”。高老师，《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要不要了解一下？
高老师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比如他对慈禧太后的评价，
“有些事情赖女人实在是没有道理，就因为人家长得漂亮，就说人家红颜祸水，就把问题赖到杨贵妃头上，赖到什么妲己、褒姒头上，赖到慈禧太后头上，我觉得有点儿过分。当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那么多男人在那儿干吗呢？这些责任不能都推到慈禧一个人头上。”
这句话明显是在和稀泥，需知，杨贵妃、妲己、褒姒这三个女人都并非政府的实权人物，她们充其量只不过是让皇帝沉迷女色、不务正业而已，亡国的罪名确实不应该安在她们的头上。
但是慈禧太后不一样，
自从咸丰皇帝死后，她就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虽然她没有像武则天那样称帝。她大权在握，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其一，她肆意破坏清朝祖宗家法，放任安德海等大太监干预政事、祸乱朝政；
其二，她穷奢极欲，举天下之力以奉一人。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而当时大量的穷苦农民却只能吃杂粮和树皮；
其三，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以至于北洋海军六年没有再添新船；
其四，中日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她却在操办六十大寿，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其五，她因为轻信列强要强迫其退位，归政于光绪的假情报，就鲁莽的向十一国同时宣战，最终引来八国联军之祸，中国差点因此亡国灭种。
其实，慈禧太后的祸国殃民，远不止我上面列的几条。可以说，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
怎么可以说慈禧太后的罪责不大呢？
她是女人，不代表她就可以逃脱历史的审判。
如果逃脱，血溅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不会答应，命丧汪洋大海的北洋水师官兵不会答应。
高老师想把慈禧太后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下来，很抱歉，那几根钉住她手的钉子，你拔不出来。
谈到二战时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的原因，高晓松说，
“当时的指挥也是一团混乱，因为当时有英军的司令亚历山大，还有中缅印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他是个美国将领，又受命指挥远征军；而远征军的中国将领们又得到蒋介石的密令，就是只能听蒋的，不能听英美的。虽然这时候是盟军，但实际上蒋介石一直以私人军队的方式来把控军队，不愿意交出军队给别人来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