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就是这些女性的一员。虽然我避免书写或展示丑陋之物，但我确实常常揭露痛苦的现实。我尽可能用优美的文字来揭露，希望缓和这样的揭露可能造成的无依感。揭露消极之事的同时，也尽可能发现或定义积极之事。我也因此受到批评，包括来自女性的批评，她们往往只会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就个人而言，我对暴露消极面感到遗憾，但从女性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积极也有必要，因为它揭示了本应隐藏的东西。
因此在女性这里，公开苦难是求真的做法，也是个人、集体宣泄的行为。被迫对自身经历保持沉默的女性，只能将这些经历转化为身体症状，失语、瘫痪，等等。敢于公开表达个人与集体的痛苦具有治效，可以减轻身体负担，进入另一个时空。这并不是自动的，但对有的女人来说可能就是这样。女性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心碎，与希腊悲剧中戴着面具、受制于命运的人物不无关系。他们有的衣冠不整，尤其是女人，衣衫褴褛，赤身裸体。她们甚至没有完整的皮肤来保持身体的完整，甚至没有母爱来保护她们作为女儿和处女的身份。
2. 作为女性，我们生儿育女。普天之下还有什么比（身体的与精神的）生儿育女更非凡呢？这项专属于我们的创造是如此奇妙，以至于所有其他工作都显得次要，包括教育孩子的工作。可女性的造人伟业却被转化成生殖职责，尤其得生男孩。于是，女性这寰宇最伟大的创造者，竟成了伺候男性社会秩序繁衍的仆人。这项杰作的荣耀，留给她们的往往只剩下生育“劳动”的痛苦以及做母亲的疲惫。此外，父权制文化秩序只准她们负责生育，禁止她们创造，或让她们无力创造。就生育而言，这项创造之美，由于女性在当今男人之间的文明中不再享有创造精神价值的公认权利，而难以定义为美。
3. 因此，女性囿于不适合我们的形式秩序中。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打破这些形式。从强加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 要么，由于想要摆脱压迫我们身心的东西，我们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我们没有给自己第二次生命，而是自取灭亡。
· 要么，我们冲破形式的牢笼和枷锁后，发现了自身的肉体残余。在我看来，色彩是超越形式、超越真理或信仰、超越已知欢愉和痛苦的生命残余。色彩还表达了我们的性本质，即我们的化身中不可还原的维度（参见前文所引《性和亲缘关系》中“肉体的色彩”一章）。当我们的一切都被剥夺了意义，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颜色，各种颜色，尤其符合我们性别的颜色。不是无生命或生命性存疑的（例如石头）中性的黯淡颜色，而是我们身为女性而带有的颜色。色彩也存在于自然之中——特别在植物身上——它们表达了生命、生命的发展以及日复一日、季复一季、年复一年的演变。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上，色彩也表达了生命的性本质。
· 要么，女性最终摧毁了规定好的形式，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天性和身份，还能找到自己的形式，并作为自己而绽放。而女性的形式永远未完成，永远在成长，因为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里成长、绽放、孕育。不过，不应根据男性世界的贞操形象，把女性简化为单一的花。从她自身纯洁的角度看，她永远不会以一种形式来完成。如果她保持与自己、与生命世界的亲密关系，她就会不断成长，一次又一次“开花”。
4. 男人之间的文化剥夺了我们透过图像表达意义的能力，而这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的女性和母性天赋。女人的孩子可以看作正在运动、进化的无数图像。它不是抽象或任意的符号。对我们女性而言，这些图像的意义具体、亲切，与自然，与可感知的形式相联系。它们也在演变，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孩子的身体、我们爱侣的身体以及生命世界的身体。在女性参与公民和宗教生活的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为史前时期——文字符号有一部分仍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任意、信用的。这些时期的女性是女神，而不仅是母神——后世所能容忍的唯一女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女神的美貌和她纤细的身材上，她们的性别标志是三角形（与母神相同），留着唇印，而这痕迹后来消失了。她们的神性并不因为她们可以成为母亲，而是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而张开的嘴唇则是决定性的表达。
由于敏感的再现是女性首选的表现与交流方式，失去上述神圣的再现，结果是更大的无依感。我们无法描述自己、表达自己、彼此表达。母亲和女儿从此分开，她们失去了在彼此尊重中交流的媒介。她们从此屈从于自然和精神的繁衍秩序，该秩序由男人用符号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