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
本文字数虽多，但读起来毫不费力！
商务君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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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科生转为文科生，唐浩明如愿进入岳麓书社成为一名编辑。主动请缨担任新版《曾国藩全集》的责编，枯燥乏味的古籍整理工作不仅没有磨灭掉他的热情，反而坚定了他进一步研究曾国藩的决心。于是，关于这位历史人物的小说、评点相继诞生于唐浩明笔下，
为潜心写作，他甚至辞掉了副总编辑的职务
。
40年来，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本解读，唐浩明扮演了编辑、作家、学者三个角色，一直朝着作家型编辑或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前进。当被问到作为编辑的职业成就是什么时，他用8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打通古今，传承智慧。
由江西高校出版社、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书友之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实施的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一书，
收录了19位老一辈出版人的口述资料及视频，
截取其从业生涯的重要事件，以全媒体的形式进行讲述，展现老一辈出版人的文化情怀与责任担当，推动出版行业鉴往知来、守正创新，可为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提供宝贵的史料。
书中就包含对出版人唐浩明的采访内容。当时已77岁高龄的他，在采访中回顾了自己的出版生涯。
唐浩明
“编辑这个职业太合我意了！”
主持人：您在大学读的是水利工程，毕业后也在水利部门工作，您是如
何转行进入编辑出版领域的？对编辑工作有什么感受？
唐浩明：
我大学读的是水利工程，
毕业后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但我个人更喜欢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所以，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于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从工科生变成了文科生。
三年后毕业，我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刚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出来，建社不足半年，全部人马加起来也就十几个，都在一间大办公室上班。岳麓书社还在附近的新华社湖南分社招待所租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子，我被安置在那里。
我用一个大书柜，将房间分为前后两部分，在后半部分搭了一张单人床，摆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了。前半部分，则坐着编辑部主任和另一个编辑。因为有书柜挡着，我坐在后面，有一种拥有独立空间的感觉，心里很安宁。下班后，这间办公室便是我的“天下”，更觉十分满足。
我从小喜欢读书，现在天天与书稿打交道，又可以遇上不少有学问的作者，这工作太合我的意了。
编辑部主任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他当时正在看《古文观止》译注
的清样，《古文观止》相关译注我一直想读却找不到，现在书稿居然就在眼前，我很高兴，对主任说：“您打清样时多打一份，把那一份送给我吧。”主任说：“用不着留清样，出书时社里每人会送一本。如果你还要的话就找我，每个责任编辑，社里会发20本样书。”
我简直惊喜极了。这就意味着，
今后我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很多
书。编辑这个职业居然有这么好！
“编辑”这两个字，在我的心里一直有很崇高的地位。我们民族的至
圣先师孔夫子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大编辑。孔夫子一生述而不作，整理编辑《诗》《书》《春秋》，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没有哪个人能超过他。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编辑，如编《文选》的昭明太子、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编《古文观止》的吴氏叔侄、编《古文辞类纂》的姚鼐等，他们的贡献，并不亚于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作家。
近代许多文化名人，都做过编辑，如张元济、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叶圣陶、梁实秋、巴金等。当代编辑中，也有不少文化名人，如张恨水、张友鸾、金庸、高阳、林海音、王鼎钧、巴人、杨伯峻、周振甫、韦君宜、傅璇琮、沈鹏等。
岳麓书社这个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书籍而著称的古籍社，是我向往的圣地。如今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机会非常难得，
以这些编辑名家为榜样，做一个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编辑，成了我的初心和追求。
唐浩明在书房
主动请缨“啃”下大部头
主持人：编大部头的古籍书枯燥乏味，而且花费的时间多，您当时为何
主动请缨？您是怎样“啃”下这块“骨头”的？
唐浩明：
岳麓书社当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湖南地方文献与古籍的整理
出版计划，开列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多种湘籍人士的著作，拟陆续出版。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六大全集，即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王先谦6个人的全部文字。这是6个浩大的文化工程。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我认为这个出版计划十分必要，非常及时。
第一，“文革”后，有许多好书已极难找了，现在重印，可以为读者提供方便。第二，从古到今，书籍浩如烟海，质量参差不齐，亟须人做一番清理。把那些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有意义的书挑选出来，重新印刷，以便引起读者注意，这样既造福当代，又可将它们引入人类文化长河中。第三，趁着一批宿学老成者还健在，给他们创造一个传递文明薪火的平台。总之，这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于是我向社领导主动请缨——我愿意来做这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都认为是好事，但是做起来毕竟太枯燥乏味，且极
耗时日，有些编辑出于种种原因，参加的积极性不高。我的主动请缨很快便得到批准，而且承担的是六大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即担任新版《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我当时从内心感谢社领导的器重，把这样一个重担交给我。这份信任，促使我以高昂的热情，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
但平心而论，
这个工程的难度确实非同一般。
首先是曾国藩这个人不一般。
他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
努力一步步走进了朝廷的权力圈；然后又以文职官员的身份，白手起家组建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不但立功，而且立德立言。百余年来，他成了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尤其备受政治家的敬重。梁启超认为他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以他为榜样。但同时，也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评价的反差之大，历史上少见。
其次，老版《曾文正公全集》影响很大。
曾氏死后不久，由李鸿章
兄弟等人组织编辑刻印的《曾文正公全集》即问世，该书可谓近代个人全集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蒋介石将它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毛泽东也很喜欢读它，至今韶山故居还保存着四本线装版《曾氏家书》，每册封面上都有“润之珍藏”四个端正的楷书。梁启超从中摘取数百条语录，编辑成一本《曾文正公嘉言钞》。蔡锷则据此编辑《曾胡治兵语录》，作为他部队的教科书。
最主要的是，
我所编的新版全集，富有传奇色彩。
曾国藩是一个档案备份意识极强的人，他所有的文字包括家书、日
记这种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战争年代，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派专人将他的副本，从前线护送到老家保存。他死后，这些文书档案成了曾氏家族的镇宅之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第四代嫡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将其中的一部分手迹，辗转带到中国台湾，大量的文件则依旧留在曾氏老家富厚堂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氏家族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充作公产。房屋、田地、古董，以及室内的所有家具摆设都成了抢手货，唯有那些“没人要”的书籍及文书档案，被堆放在富厚堂内的砖坪里。
摆了一段时间后，有人曾建议，干脆一把火将这些“反动”的材料烧掉了事。幸好省里有关人士得知了此事，决定将这批东西运到省会长沙，交给中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前身）保管。那时，图书馆没把这批东西当回事，随便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屋子堆放，然后用一把锁，将它们紧锁起来，从此再无人过问。时间一长，大家也慢慢将此事给遗忘了。
歪打正着，这种“打入冷宫”的待遇，却起到了对古籍的保护作用。
在“文革”时期的“破四旧”狂热中，正是因为被“人们”遗忘，这批材料才侥幸逃脱那场劫难，完整地保留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20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中，中央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小组，各省也陆续成立了相应机构。在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对湖南近代历史文献进行了调查清理，使尘封30年之久的曾氏旧档得以重放异彩。学者们将光绪年间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与这些材料进行比较后，发现有很多著作没有收录进去。当时的全集，其实是一部选集。学者们认为，很有必要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再将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合起来，出一部新版曾氏全集。上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获准后，便有了这样一个项目。
然而，要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得
组织一个队伍。这虽然是件好事，但学者老师们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高校、社科院没把古籍整理视为科研成果，古籍整理成果在评职称、晋级、获奖这些方面都不起作用，他们做此事，除了能得到一点微薄的整理费，没有其他功利性的收获。好不容易从三四个单位组织了20余人的专家队伍，因为种种原因，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主编人选。在主编缺位的情况下，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事情，便都落在出版社的身上，具体来说就是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
当时的我，出于无知而产生的“无畏”，竟二话没说地担当起这个角色。
再就是繁重的清理复印工作。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我只好把社
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与一个小伙子合作，一路颠颠簸簸地把复印机拖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另一个同志做复印员。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库房，对那些一百多年前的“曾宅老档”进行清点。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当，发黄发霉、脱落、腐烂、虫蛀的文档很多，得一一将它们处理归置，然后交复印员一张张地复印。风雨无阻，天天如此，就这样三个多月下来，终于将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复印了下来。幸而当时图书馆领导的“市场意识缺失”，没有因此事收费。如果按照图书馆现在的规定，资料费将是一个出版社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出版社如无法筹集到这笔巨款，事情就“黄”了。
为了真实地感受曾氏文集的深浅，我首先对曾氏家书进行了整理校
点。我在通读省图书馆藏件、光绪年间刻本、台湾影印本的基础上，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曾氏家书。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将其分为上下两册，并为每封家书写了提要，又在书后附上人名索引和内容主题索引。1985年10月，这两册家书作为新版《曾国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由岳麓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