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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一凡 编辑/卜昌炯
许鞍华的电影新作《明月几时有》定档于2017年7月1日上映。这是一部讲述香港抗日史上“东江纵队”的主旋律题材作品，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并称为“博纳红色三部曲”，并被打上“香港回归20年献礼片”的标签。
演员名单里，能看到周迅、霍建华、彭于晏、蒋雯丽、梁家辉、叶德娴、鲍起静等人的名字。不管投资规模，还是演员阵容，都足以媲美许鞍华的上一部作品《黄金时代》。
作为香港北上导演中的先行者，2014年的《黄金时代》和2003年的电影《玉观音》是许鞍华此前在内地拍摄的仅有的两部作品，市场表现平平。然而在这期间，她回香港拍摄的小成本作品，反而都口碑票房俱佳，比如2008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和2012年的《桃姐》。
她成功地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天水围塑造成了香港的一处影视地标，却在进入更大、更开阔的领域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电影《亲爱的》剧照
和她差不多同期北上的徐克和陈可辛，则很早就找到了感觉，并且最成功的作品，都很主旋律——徐克的内地代表作是《智取威虎山》，陈可辛的内地代表作是《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
被主旋律选中
2003年CEPA的签署，是香港导演集体北上的起点。
CEPA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缩写。根据协议，香港内地合拍片享受国产片同等待遇，香港电影可以从内地融资，香港资本也可以控股内地影院。
当时，香港电影因为失去台湾市场而跌入低谷。内地市场的开放于香港电影人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之后，徐克、陈可辛、成龙、许鞍华、周星驰、杜琪峰、吴宇森、陈木胜等香港导演陆续进入内地拍片。
其中，陈可辛是第一个在内地设立工作室的导演。2009年2月，他和内地导演黄建新、内地民营电影公司保利博纳共同成立“人人电影”，计划在3年内拍摄15部影片。在他之后，吴宇森、刘镇伟、马楚成、唐季礼、关锦鹏等人，也都纷纷在内地设立工作室，或与资本合作，或与电影人合作。
“内地的电影市场容量很大，而且正在上升阶段。在内地成立电影工作室在投资、选角、拍片、审查等方面都相对便利一些，省时省钱，同时内地影视拍摄地资源丰富。”陈可辛说。他的经验相当一部分来自他之前的两部作品——《如果·爱》和《投名状》的拍摄。
陈可辛碰上的第一部主旋律作品《十月围城》，正是在和黄建新及博纳影业合作之后。
黄建新和博纳影业是中国主旋律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存在。63岁的黄建新是《建国大业》的导演，同时也是《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和即将上映的《建军大业》的监制。而这些作品，都是博纳影业的重点项目。除此之外，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和林超贤正在拍摄的“《湄公河行动》姊妹篇”《红海行动》也都跟博纳有关。
黄建新、刘伟强在电影《建军大业》发布会上
因拍摄《无间道》成名的刘伟强被主旋律选中，也与黄建新和博纳有关。2016年，担任《建军大业》监制的黄建新，向刘伟强发出了导演邀请。
被问及为何选中刘伟强时，黄建新称想为这部电影增添新的血液，解决历年来主旋律电影一直没解决好的问题——好看。他说：“这类影片一定要拍得好看，年轻观众才会喜闻乐见。”
在文化娱乐行业高度繁荣的香港，导演们长时间浸润在商业电影的汁液中，以市场为导向再正常不过。相对于缺乏市场化历练的内地导演，他们无疑是更好的人选。
不讲道理讲故事
“不讲道理”是黄建新对主旋律进行商业化改造的经验之一。拍摄完《智取威虎山》时，他和徐克一度担心电影最后呈现的效果又红又专引人反感，专门做了5次试映，请80后、90后去看，提意见。不出所料，动作、情节完全没问题，飞机大炮，斗智斗勇，看得人血脉偾张，这正是徐克所擅长的。但只要一讲道理，年轻人“立马出戏”。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
他们对于“道理”的厌恶超出了黄建新的想象。“我们以往喜欢在主旋律电影里讲一些‘共产党热爱老百姓、为解放打土匪’一类的道理，其实美国电影也这样讲，但是也许表达方式上有差异，我们的观众对美国电影不反感，但只要中国电影一说教，他们就不干。”黄建新说。
后来他们只得把所有讲道理的戏全部剪掉，换成情节来表现。如此一来，原有样板戏中政治教条的红色气质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徐老怪电影里的武侠气韵。
一般认为，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诞生于1987年时任广电总局局长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会上，他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定为日后电影的发展方向，这是关于主旋律电影的最早表达。
关于何为主旋律电影，邓小平也曾有过表述。他说：“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不讲道理”的另一种体现就是用类型化处理去消解原本符号化的作品。徐克将《智取威虎山》从纯粹的红色样板戏打造成谍战动作片，便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2016年大热的《湄公河行动》也被林超贤从国际大案处理成了警匪动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