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 | 论乐黛云先生散文的深度

乐黛云先生在家中

乐先生的散文最动人心魄之处，是她刻画了这样一个自我：在顺境，她进取，迅跑；在不可思议的痛苦和考验面前，她不屈，坚忍；在走出逆境后，她飞快拍掉身心上的尘埃，又抖擞地踏上新的征程。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的灵魂里始终蕴藏着无限勇气，蕴藏着不竭的向上的冲力，蕴藏着奇幻的浪漫和激情。

1950年，乐先生读了苏联的长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写了一篇书评，题目是《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2] 她后来谈及这篇文字时说：“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3]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面对这只有一次的生命，乐先生不愿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是期盼轰轰烈烈地干一场。

乐先生渴望生命价值的实现。其《小粉红花》写道：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门前石缝中的粉色豌豆花给生病的小女孩带来了快乐；在袁枚的诗里，如米粒一样微小的苔花学着华艳的牡丹开放；在鲁迅的散文里，极细小的粉红花在冬夜瑟缩着梦见蝴蝶乱飞的春天，笑了；在一位英国诗人的笔下，不为人知的生在苔藓石旁的一支紫罗兰，美丽如天上一颗唯一的星点，清辉闪闪。这些弱小的生物因灿烂的一瞬而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乐先生说：“这些诗文都曾深深感动过我，构成我灵魂闪光的一瞬。” [4] 这一生一世，她要的不是其他，而是如花一样的灿烂，哪怕只有一瞬。

乐先生理解的生命尊严，在于不息地进取。她说：“佛经里面说的，人生有八苦，里面除了生老病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求不得苦。你想要什么，始终是求不得的，即使得到了以后也不会心满意足，又会有更新的目标。正是因为这求不得苦，才感觉到生命的尊严。” [5] 佛教以为，婆娑世界，莫非是苦。苦难的根源是欲求。要想出离苦海，就要湮灭欲求。乐先生则以为，正因为生命之欲无穷，生命的目标也层出不穷，人生就永远走在追求的途中。生命的尊严，就在这永远的追求中。为了这生命的尊严，她愿意承受求不得之苦。佛家的门墙前，是决难瞥见乐先生立雪的身影。

在乐先生的记忆里，“五十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6] 。在灼灼芳华里，她轰轰烈烈地前行。政治课上，她总是热血澎湃地发言，并很快当上了小组长，亲向北京市市长彭真汇报政治课教学情况。1950年暑假，她与来自全国的青年群彦一起，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的那个晚上，她与代表团秘书长柯在铄来到红场列宁墓，一抒“类似朝圣的崇拜之情”。 [7] 朝鲜战争爆发，她写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只要你号召》张贴在沙滩民主墙上，许多年轻人“又传抄，又朗诵，一时热火朝天”。这首诗荣获全国文艺大奖和其他各种奖项。她心中“暗自得意，以为自己为国家立了一功”。 [8] 1950年冬，她奔赴江西参加土改，任小组长。1954年，她任北京大学校刊主编。1956年，她为大四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了长篇论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连载，由此成为向科学进军的模范。

1957年的早春天气里，当百花被要求齐放的时候，乐先生坐不住了。她和其他七位青年同事拟办一个中型刊物，取名《当代英雄》，已经商定了两期备用文稿。其中一篇论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一首短篇小说《司令员的堕落》被视为大逆不道。经过一番出奇料理，八位青年学者，英雄梦碎，均成为右派。乐先生作为隐藏得很深很深的极右派被挖掘出来，开除公职和党籍，到崇山峻岭环绕的小山村监督劳动。 [9] 岁月悠悠，在京西门头沟，在江西鲤鱼洲，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也学会了耕地、播种、收割” [10] 。鲁迅在《伤逝》中如此描写涓生和子君的命运：在失业前，他们是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的“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任人摆布；在失业后，他们连维系残生的小米也没有，“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乐先生从鲁迅那触目惊心的禽鸟、蜻蜓意象中，看见的，正是她自己。 [11]

版画《伤逝》

乐先生在艰危困厄中再也没有可能轰轰烈烈，但她依然倔强地勉力维持着心中的信念。她说：“那时在农村，你是个右派你就应该低眉下眼地走路，我偏就不信，我还挺着胸走路。当时我很年轻，才25岁，还戴着一个花头巾，也打扮得挺潇洒的样子，人家拿我没办法。” [12] 她又说：“我从不颓废，没想过自杀，从未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也从未想过我相濡以沫的伴侣和家庭会离我而去”！“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13] 一年春节，她有家不许回，但在除夕之夜，她照样与其他四位难友放声歌唱。她说：“歌声四处飘扬，震撼着夜空下的群山，带给我们难言的兴奋和快乐”。“我们越唱越激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压抑的青春一时喷发，化为满腔热情和一眶热泪”。 [14] 在被放逐的年月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些时候，《庄子》的辽阔豁达使她能够漠视不公，《陶渊明集》的陪伴使她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 [15] 她因而竟也暂时“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16] 起来。

但是，随遇而安的人生并非乐先生的意欲，她的生命底色始终是进取，而且必须轰轰烈烈。1981年，在知天命之年，她时来运转：先是发表了享誉学坛的名作《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接着，编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秘书长；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比较文学”词条，这是比较文学的概念首次出现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是在这一年，她到哈佛大学访学，专修比较文学。她说：“我真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我借阅了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能积累的钱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事业。” [17] 1981年，是她生命的新纪元。自此而后，她如哥伦布一般，帆饱水肥，破浪乘风，为自己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也为学界开拓出一片新的大陆。

乐先生平生向慕自由，热爱自由，礼赞自由，但她时常体验到的，却是不自由的况味。其散文表明：她是追求自由的精魂；同时也是陷入牢笼的囚徒。

乐先生早年胸怀革命理想。这理想，是正义，是光明，更是自由。1948年夏，她违拗父亲心愿，执意到北京大学求学。当时革命的烈火在北方大地遍燃。她的执念是“奔赴北京，去革命”！她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北上途中，她向已是地下党员的领队程贤策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呀好地方”，“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她说：到北京时，“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1] 在北大，乐先生肆无忌惮地高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很快投入地下工作。 [2] 她把弥漫着革命气息的北京称为梦中自由的城，把革命的目的理解为向自由。为自由而战，这就是她所向往的革命。刚革命那会儿，她爱唱《流放者之歌》：“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3] 为了自由，她像在西伯利亚耗尽年华的俄罗斯革命者一样，挨什么苦难也不怕的。

乐先生性本爱自由。儿时，她喜欢溪畔花丛中快乐、自由翻飞的蜻蜓。她说：“我尤其喜欢那种有着青翠色的肚腹，翅膀像黑天鹅绒一样柔美的小蜻蜓。它们和花草一起装点着流水潺潺的美丽的小溪。在我心中，蜻蜓永远是和快乐、自由联系在一起。” [4] 1982年夏，乐先生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的自由令她惊异：学生上课可以带狗，教授上课可以跨坐在桌子边，学生爱发问就发问，师生之间无拘无束，常开玩笑。广场上，有讲演的，有玩杂耍的，有跳霹雳舞的，有穿黄袈裟剃光头又呼又跳的，还有一位女诗人每天总在一定的时候出现，穿一身黑衣，沿路吹肥皂泡。校门口到处都是卖食物的小摊，各国食品都有。人们都愿意把饭端到温暖的阳光下来吃。哈佛大学安静、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伯克利则随意张扬、喧嚣活泼，显得自由散漫。乐先生说：“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伯克利，我觉得这样更适合我的本性。” [5]

乐先生与北京大学这块文明的圣地血脉相联。在她眼中，北大精神的实质就是自由。她受到北大自由精神的陶铸，也是高擎这自由精神的炬手。她说：“我爱北大，爱她美丽的校园，爱她自由创新的精神。” [6] 她曾自问，北大“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素质，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 [7] 她说：“北大的自由精神容纳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容纳了几十年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同时也容纳了个人人生信念爱好的不同。”她崇敬蔡元培校长，因为他是“北大自由精神的奠基者”，“他抱定学术自由的宗旨，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8] 她崇敬马寅初校长，因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为保卫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他敢于挺身而出。马校长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又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9] 她爱北大的自由精神，以为只有自由，才会有创造，因而一贯决绝地反对万喙同鸣。她说：“‘四人帮’统治下的北大追求所谓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等‘五个统一’，和蔡元培所开创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结果是扼杀了创造性，戕灭了生机。一切归于一致，也就归于静止衰竭。” [10]

乐先生醉心魏晋时代的自由。宗白华认为，魏晋时代，社会秩序解体，旧礼教崩溃，引起“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和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乐先生同意宗白华的观点。 [11] 她以为：“魏晋时人虽有不同个性，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为了追求精神自由，他们努力摆脱礼教对人性的压制，努力突破名利的桎梏，做到荣辱不惊。 [12] 那时的女性也受惠于这个时代。乐先生说：“她们无须再严格遵守‘笑不露齿’‘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之类的教训，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13]

《乐黛云散文集》中记录了这些点点滴滴

乐先生深知，要达到自由境地并非易事。她说，人类“只要能打开思想之门，超越利害、得失、成败、生死等各种界限，就能……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但她又赶紧补上一句，“然而，能够打开思想之门，超越界限的人终究少而又少，几乎没有”。 [14] 在自然属性上，谁“能不受百年时间和一定空间的束缚”？在社会属性上，谁又能挣脱有形无形的牢笼？1969年春，乐先生十六岁的女儿汤丹不愿做绕梁而飞的乳燕，誓做冲向风暴的雄鹰，在辽阔江天自由飞翔，最终去了黑龙江农垦兵团。 [15] 后来呢？1976年，为了汤丹回城，汤一介先生忍痛卖掉祖传武英殿版的《全唐文》，买了最好的烟和酒，与乐先生一起去找在京出差的汤丹的副连长。乐先生说：对这位副连长，她说不尽地卑躬屈膝，说了几箩筐这辈子从未对人说过的好话，那副连长终于答应考虑放汤丹回家，但结果却是毫无结果。直到1977年，又经过一番高级烟、好糖果打点，汤丹才回到离别八年的北京城。 [16] 汤丹追求自由的翅膀在风暴中折断了；乐先生则永远不会忘记，在《全唐文》去后，汤先生“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 [17] 。乐先生和汤先生曾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说：“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 [18]

真正的自由有吗？有。乐先生说，在庄子笔下的藐姑射山上，在宋玉笔下的巫山上。藐姑射山的那些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19] 。巫山的那位“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神女，是“来无迹，去无踪，喜怒无常，使气任性，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女性”，“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美丽而勇敢的自由之魂”。 [20] 当顶礼虚无缥缈间的神人、神女的自由时，乐先生所表达的，岂不是常常深陷牢笼者的无奈。

尊情，是乐先生平生的庄严信念。她认定，情，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崇高，是中国文学的核心。比起儒门，她更认同道家提倡的“情莫若率”。她的散文继承了中国崇情的传统，追求自然率真。她那些抒发对祖国、对家乡、对亲友的挚爱的篇章无不感人至深。

乐先生以为：“中国文化曾对‘情’给予极其崇高的地位。”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郭店竹简》云：“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乐先生诠解：可以言说的人之道从情开始。情由人的本性中生发出来。人的本性又是由超越于万物之上、又可以支配万物的命所赋予。情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天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性。 [1] 《郭店竹简》将情推向形而上，情便成了人的内在禀赋，是人的定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乐先生非常推崇道家的情论，而不能苟同于儒家的以礼抑情论。她说：“‘情’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然、率真，所谓‘情莫若率’”。 [2] “情莫若率”是乐先生进行文学批评时所持守的基本标准。她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情的民族，抒情诗从来就是我国文学的主流。虽然历代都不乏道学先生对此说三道四，如说什么‘有情，恶也’，‘以性禁情’之类，但却始终不能改变我国文学传统之以情为核心”。 [3] “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那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并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在中国尤其如此。” [4]

由于尊仰“情莫若率”，屈原塑造的那个美丽、幽怨、多情的山鬼就成了乐先生的最爱。在山的幽深处，山鬼正赶着去赴约。她眉目含情，面露笑容，用藤萝等花草作衣裳和腰带。她乘坐的是辛夷木做的车，车上装饰着用桂花编成的旗。拉车的是赤豹，跟随的是文狸。她一路采撷石兰等野花装扮自己，摘取芳草以献给心爱的人。但是，她的情人也许已走，也许未来，她站在山之上，痴痴地等待，一直等到云升雾起，风吹雨落，猿声夜哭。她站在松柏下，渴饮山泉水，疑虑从心起。乐先生说：“在我的心目中，山鬼一定是一个爱情失意，而又始终期待着爱情的少女的幽魂。《山鬼》一诗把这个美丽的少女形象凝固了，她一直孤独地站在群山之巅，越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来到我们心中。她始终是我最心爱的中国文学所塑造的美丽形象中的一个。” [5]

今人插画中瑰丽的《山鬼》想象

由于尊仰“情莫若率”，乐先生格外激赏《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无处不在的真情。王戎云：“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篇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阮籍母亲去世，他饮酒食肉后，临穴举号，呕血数升，废顿良久；其嫂将回娘家，他赶去作别。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引来讥笑。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住室为衣裤，你为何进入我的裤裆里来了。乐先生说：魏晋名士从来“对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加伪饰”；从来“按自己内心的意愿和感受行事”。 [6]

由于尊仰“情莫若率”，《浮生六记》中沈复、陈芸真诚的爱情生活为乐先生所颂赞。沈复十三岁初遇陈芸，读其诗，见其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就深深爱上，最终有情人成了眷属。他们婚后耳鬓相磨，亲同形影，《闺房记乐》一篇写尽闺房燕昵之情。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情趣之上。常常，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古论今，吟诗作画，饮酒品茶，优游林泉。他们都厌恶追名逐利，喜欢恬淡自适、安宁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们共同制定了萧爽楼四忌四取：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净缄默”。即使在贫困流离中，他们也没有怨恨，没有颓唐，而是携手共创新的生活。 [7]

对祖国深沉、热烈的爱，是乐先生散文中的绝色。在流放地，当她以圆润的女低音唱响《祖国，歌唱你的明天》时，她“只觉得一种淹没一切的幸福，从心中升起，这就是前途，这就是未来：我有伟大的祖国，她必灿烂辉煌！我属于她，是她的一个部分，她是我的血肉，我的支撑，这是谁也无法剥夺的！她将支持我，指引我，穿越任何逆境，一起走向灿烂的明天！别人给我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想把我从祖国的母体剥离开来，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8] 数十年间，对祖国的爱，深入她的骨髓，化为其内心一片纯情。以这样的热忱作为动力，她的人生因而变得色彩烂漫，晶莹透明。

家乡的山和水，和产生于这山水间的绮丽传说，是乐先生终生不竭的精神源泉。她说：“从童年开始，家乡的山就深深刻印在我心中，山之灵、山之性、山之美凝结成故乡的灵魂，撒播为故乡的山山水水，融汇在我的血液中，成为最深渺、最神秘的想象和思考的源泉。” [9] 她忘不了在自家那棵古老银杏树下乘凉时听来的凄美故事：生活于平原上的小七妹不顾山深水远，林密石峭，毅然嫁给由蛇公子变成的英俊少年。但这少年不知珍惜幸福快乐的生活，惑奸谗将小七妹赶出家门。乐先生说：小七妹“哭了又哭，从这个山头漂泊到另一个山头。有一天，她将头埋在手臂里痛哭，山神可怜他，就把她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山。我从玻璃窗看见的螺蛳山就是她高耸如螺的发髻，她的泪一滴一滴流在山石上，变成了盈盈的清泉，她的足边总是开满鲜花。山神又怕她感到寒冷，常常用白色的雾霭，轻纱一般围绕在她胸前。因此，我看到的螺蛳山常常是一种特别的青黛色，比周围的青山更加苍蓝，围绕着山腰的雾霭也显得更加洁白。” [10]

乐先生的多篇散文抒发了对父母弟弟和儿女的深情。她对儿女的爱尤其令人动容。1977年高考，姐姐汤丹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弟弟汤双报了北京大学，他们的成绩远在录取分数线以上，因政审不合格而等不来那纸录取通知书。汤双高考后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成绩跨过了录取线，又是那个政审，使他与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研究生的机会失之交臂。1978年，姐弟再战，再次受阻。为了儿女前程，乐先生不顾一切，去乞求北大招办主任尹企卓相助。她说：“我找了他十几次，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只能在吃饭时堵在他家门口。当时也顾不得礼貌，径直走到他的饭桌前，声泪俱下！他貌似和善地安抚我，说明天就到党委帮我开证明，让我十一点钟去取。我当即信以为真，欢欢喜喜地回了家。孩子们也很高兴，和爸妈一起轻轻松松地吃了一顿饭！这是十几天来没有的事！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尹企卓开的密封证明，兴冲冲地到了市招生办。”谁知那证明上写的却是：“父母问题虽不影响子女上学，但为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建议不要录取在北大！”乐先生说：“这回真是叫天天不应，无所措手足！但一看孩子们委屈不解的眼神，我那贵州边民的野蛮斗志又复活了！我决不认输！我要为正义、为孩子们奋斗！”奋斗的结果是：汤丹上了北大分校，汤双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而那时招生工作早已结束。 [11]

生命有限，宇宙无穷，人的灵魂将如何安顿，是人类面对的千古之惑。乐先生有一簇散文，目注宇内，想落天外。她一笔接一笔，写下她的沉思，她的彷徨无地，她的无力和苍凉，还有她的想往。超越时空，化入永恒，非其所望。她愿意顺其自然，希冀在现实的或隐喻的故园山水间，获得精神慰藉。

“何时始终，何处来去”，是困扰人类的大谜，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思考的核心，也是乐先生试图索解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人类不可能突破时空限制，又偏想超越时空限制，一窥宇宙真谛，舍筏登上理想的彼岸。对于这一原始问题，乐先生认为：“人类的处境本来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矛盾始终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其结果也只能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是这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处境和永远无法满足的认知时空的渴望造就了人类千古的悲情。” [1] 试图理解而终于无解，试图超越而终于无法超越，这是人类的宿命，也是乐先生的内心之悲。

早在乐先生童年时代，人生是什么的问题，便被母亲植入心田。她说：“母亲很少教我背诗，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那首‘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母亲最喜欢，还亲自谱成曲，教我唱。我至今会背的，还有‘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等等。” [2] 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这就是母亲之教。

乐先生涵咏“树犹如此”的典故，一咏三叹。《世说新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以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一故事引起庾信共鸣。在《枯树赋》的序中，庾信概括、发挥桓温之意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3] 桓温、庾信都悟到光阴易逝，世事难凭，因而有万千感慨生发出来。乐先生对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短促至为敏感，阅此旧典，能不一读一泫然？

庾信《枯树赋》，载《庾子山集》，四部丛刊景明屠隆本

古代登高望远的诗文往往富含哲理意味。乐先生举例有三：何逊云：“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李白云：“试登高而望远，咸痛骨而伤情。”沈德潜云：“余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乐先生说：“在中国传统中，山，总是和空间的辽阔、时间的永恒相联系”。“人们在登高望远时，总是感到生命的有限和宇宙之无穷，而沉入一种宿命的悲哀”。 [4] 在登高望远中，古人的惆怅、痛骨伤情、今古茫茫之感，乐先生也都实实在在体味到了。

李白总是把追求永恒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其《把酒问月》有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乐先生释曰：“今天的人不可能看到古时的月亮，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然而月亮却因它的永恒，可以照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人生短暂和宇宙永恒’的矛盾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读李白的诗时，会想起在不同时间和我们共存于同一个月亮之下的李白，正如李白写诗时会想起也曾和他一样赏月的、在他之前的古人。正是这种无法解除的、共同的苦恼和无奈，通过月亮这一永恒的中介，将‘前不见’的‘古人’和‘后不见’的‘来者’联结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了超越时间的沟通和共鸣，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5] 如此见道之解，可谓李白异世相知。

得到永恒又如何？乐先生想起，嫦娥奔月的故事：“千百年前，一个美丽的少女，吃了长生不死的灵药，她感到身轻如羽毛，一直飞升到月亮之中。在那里，她永远美丽年轻，陪伴她的只有玉兔和吴刚。玉兔永远重复着捣药的动作，年轻力壮的吴刚则被罚砍树，砍断了又重新长上，年复一年，永无休止。总之，时间消失了，不再有发展；空间也固定了，不再有变化。然而这个名叫嫦娥的少女却并不快乐，她非常寂寞，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6] 乐先生想起，希腊神话中月神塞勒涅与情人恩底弥翁的故事：“月神爱上了美少年恩底弥翁，恩底弥翁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凡人，因为塞勒涅爱他，神就使他青春永住，但他必须长睡不醒。月神每天乘车从天空经过，来到她的情人熟睡的山洞，和这个甜睡中的美少年接吻一次。神话中说，正是由于这种无望的爱情，月神的面容才显得如此苍白。在这个神话中，美少年恩底弥翁得到了永恒，他付出的代价是无知无觉，和嫦娥一样远离人世。人类总是想摆脱时间，追求永恒，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得到的永恒也不是幸福，而是成为异类，永远孤独。” [7] 嫦娥、恩底弥翁超越时空化入永恒后，前者孤独不乐，后者无知无觉。这样的永恒是人生的理想归宿吗？在乐先生心中，当然不是。

乐先生喜欢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二月兰》，也喜欢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燕园内无处不有二月兰在。当至亲的老祖和女儿婉如永诀后，当宠爱的小猫虎子和咪咪离世后，季先生“感到无边的寂寥和凄凉”，而二月兰却“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在文革中，当季先生感到义愤委屈、毫无生趣的时候，“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十年浩劫结束，人间地覆天翻，二月兰也还是“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紫气直冲云霄”。二月兰在这世间，“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 [8] 《形影神赠答诗》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乐先生论及《二月兰》时说：“和永恒的大自然相比，人生是多么短暂，那小小的悲欢又是多么地不值一提”；论及《形影神赠答诗》时说：“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9] 如何安顿灵魂，乐先生从季文和陶诗中得到的答案是：一切顺其自然。

乐先生关注到一个有关人生的深度隐喻：还乡。1947年，钱锺书在一篇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他在道家和禅宗的说教中发现了一个核心隐喻：漫游者回归故土。庄子说：“旧国旧都，忘之畅然。”庄子又借鸿蒙与云将的对话，强调“返归故土”、“各复其根”。《妙法莲花经》讲述：“年幼乞儿，舍父出逃，漫游经年，复归故里，父启其智，乃识乡邻。”这一隐喻西方也有：普罗克鲁斯以为，灵魂朝圣要经历三个阶段：居家，旅行，还乡。钱锺书所论述的中西文化中的还乡隐喻拨动了乐先生的心弦，也激活了她的生活体验。乐先生的家乡在边鄙贵阳，闭塞而落后。少年时代，她渴望走出封闭，到远方云游，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然而，旅途中的苦辣酸甜唤醒了她的自幼所爱。这时，故乡成了最美好而神秘的所在，成了疲惫灵魂的憩园。她说：“所谓‘自幼所爱’，就是在你所生活的那个时段中，你周围的山川河流，父老兄弟，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至家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你在那段时间所感受到的、沉淀于你的记忆中的一切。无论你走多远，这一切都会潜藏在你心的深处，诱你回归。” [10] 1955年，由于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乐先生说：“我不顾一切，在未请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11] 故乡的山光水色、神话传说，在游子心中，是现实性的存在，更是超现实的精神性存在。返回故乡，在绝美的山与水间流连低回，在乐先生，是现实，也是隐喻。如何安顿灵魂？乐先生的答案是：回归现实或超现实的山水故园。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公园的风景

乐先生散文的不朽价值在于，她奋起千钧之笔，写出了她自己和她所处的时代。乐先生生自边陲，有苗家血统，自幼游戏于清山绿水之间，听惯了有关山水和苗人的奇幻传说，又在教会学校受到基督教的长期熏染，形成了浪漫、纯真、坚毅的性情。日后，她的进取，她的哀生伤逝，她对自由的追求，对自然率真之情的尊仰，以及对人生终极问题的玄思，与她早年所生活的环境相关，也与她身处的中西交汇的蝶变时代相关。她把这一切写进了她的散文，她的散文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沉郁俊伟的独特风貌。

乐先生是研究、创作兼擅的学者。在中国古典时代，精通四部的通儒所在多有。近代以降，四部演为七科，通儒之学衰落，专家之学勃兴，但仍有一些学人将研究与创作合冶，此在北京大学尤显突出。乐先生绍继北大这一传统，在勤研学问的同时，创作不辍。她的散文因得学问润饰，在沉郁俊伟里，也氤氲着一股清新典雅之风。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原载于阎纯德主编：《女作家学刊》第3辑，作家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发表时有删节。感谢作者王达敏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