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二，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唯有深刻领悟自我，方能真正品味自身之乐趣。对自己的理解有多深，对生命的享受，就会有多深！周五，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43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绿色金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了“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延长碳减排支持工具实施年限至2027年年末”“为传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等举措，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引入更多金融“活水”。近年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让金融活水持续滋养绿水青山。绿色金融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推动金融业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记者进行了采访。（人民日报）蔡子微评： “双碳”背景下，想要让绿色金融更好地赋能碳中和，为经济绿色转型提供动力。一方面要加强绿色金融资金流向的引导，以有效的资金分配带动绿色产业聚集更多的资源，实现节能减排成效，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同时，要加强绿色监管，保证绿色研发投入和绿色资源匹配；另一方面要积极挖掘各地需求，加大绿色金融供给，有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话题关注：“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2、助力“物畅其流”，海关总署启动出口货物铁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 为进一步推动交通物流提质增效升级，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匹配和衔接水平，日前，海关总署创新通关监管模式，启动出口货物铁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海关总署表示，启动出口货物铁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促进物流提质降本增效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大我国制度型开放、探索“一带一路”运输贸易新规则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将为保障重要物资运输、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带动沿线经济发展等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新华社）蔡子微评： 对出口企业而言，不仅要深耕国外市场，将自身品牌声誉提高，还应关注物流运输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如成本，速度，损耗等等。近来海关总署推行的出口货物铁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不仅有助于推动交通物流提质增效升级，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匹配和衔接水平，还显著优化了物流成本、速度和损耗等关键问题。同时，该模式还能提升运输速度，减少货物在途时间，有效降低损耗风险，为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解决方案。话题关注：铁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如何助力出口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 3、能源低碳转型步入“快车道”，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双碳’目标和能源清洁化转型背景下，调整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是大势所趋。”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供给，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逐步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煤矿、油气田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电能替代，到2025年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达到30%左右。（人民网）蔡子微评：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成为能源行业的重要任务。这要求能源行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提升清洁能源比例，同时加强能源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产业向更加环保、高效的方向发展。政策的扶持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将为能源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持，助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话题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与绿色低碳转型研究 4、城乡融合成为数字经济下半场关键场景，AI如何赋能农业？ 手机一扫就能识别农作物病虫害，随口一问就能得到涉农政策知识的解答；无人机帮忙巡检、喷洒农药、运送蔬果；利用算法、数据模拟预测植被未来长势......AI、高新科技已经渗透进乡村的田间耕种、日常生活。下沉市场成为增长的新引擎，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顺畅流动是关键所在，城乡融合必将成为数字经济下半场的关键场景之一。如何利用AI等高科技赋能乡村发展，用数智促进乡村经济更加灵活和具有竞争力？（21世纪经济报道）蔡子微评：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顺畅流动，加快建设数字乡村，这是数字时代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要充分解决数字乡村建设区域不均衡、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均衡等问题，为农民提供更别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和数字化鸿沟；另一方面，要不断推动数字应用服务优化，提升数字惠农能力，不断拓宽数字富农空间。话题关注：城乡融合背景下AI如何赋能农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乡村建设？ 5、新技术新场景激发文旅活力。 新的时代背景下，消费者对文旅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高，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渴望更加个性化、多元化、体验化的文旅产品。面对消费者对文旅体验的新期望新要求，文旅产业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作支撑，积极引入新场景、新技术、新元素，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特色化、更时髦的消费场景，提升自身吸引力，激活带动居民消费。（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文旅产业必须不断创新，以满足市场的变化。通过新场景的打造、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元素的融合，文旅产业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体验，增强其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和投入对于文旅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共同推动着文旅产业的繁荣和进步。话题关注：场景驱动下文旅产业的融合路径、业态创新与消费升级 6、长三角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张。 9月24日上午，以“工业聚能，新质领航”为主题的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次工博会的“人形机器人专区”重点展示了协作机器人在智能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全面展现了该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方面的巨大潜力。其中，节卡机器人全球首发新品JAKA MAX系列工 业协作机器人凭借其卓越表现斩获“CIIF大奖”，成为展会的亮点之一。（澎湃新闻）蔡子微评： 当下，协作机器人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长三角地区积极探索产业发展路径，迅速形成了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加速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基础雄厚，产业规模大，通过建立联盟、合作研发等方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和资源共享，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话题关注：长三角地区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与创新机制 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券商投行业务重点转向并购。 今年以来，从新“国九条”“科八条”，到证监会最新发布的“并购六条”，决策层持续出台政策助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质增效。投资银行作为联结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桥梁，具有价值发现、资源配置等功能，头部券商如何看待新政助推下的并购重组潮，并及时适应市场新变化？近日，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广发证券和招商证券五大头部券商的投行负责人，寻找问题的答案。（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从政策内容来看，监管层对并购重组的鼓励态度明显，特别是在提高监管包容度、提升交易效率等方面释放了积极信号。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也对投资银行的专业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投资银行需要紧跟政策导向，提升自身的财务顾问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服务。同时，券商也需要加强内部管理，确保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合规稳健运营。话题关注：政策支持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驱动因素与实践路径 8、扩大高水平家政服务供给。 家政服务是爱心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超3000万人，行业企业100多万家，行业规模超1.1万亿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加上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当前家政服务行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缺乏行业规范和监管，市场秩序趋于混乱。对此，要完善家政服务职业标准体系，优化从业人员职业评价，适时增设和制定修订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完善家政服务职业分类，拓宽职业发展通道，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话题关注：家政职业标准体系构建的制度逻辑与社会效益分析 9、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年服务人次过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宋鑫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已有4400多家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年均服务1.1亿人次；建成6900多家零工市场，日均服务近30万人次。“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支撑。”宋鑫说。他表示，下一步将完善制度、推进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健全体系、提高服务可及性，最后是数字赋能、实现服务智慧化。（新华网）蔡子微评：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年服务人次过亿，彰显了其在促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作用与广泛影响力。这不仅体现了机构服务范围的广泛覆盖，也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就业服务的强烈需求。通过提供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多元化服务，这些机构有效助力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精准匹配，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活跃与高效。话题关注：公共就业服务政策的演变逻辑及协同有效性研究 10、技术驱动数据价值释放，银行与科技公司共谱“数字金融”新篇章。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推进金融的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数字金融具有数字与金融的双重属性，能够加速资金、信息、数字等要素的自由流通与有效配置；同时，数据要素对数字金融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024年被业界视为“数据资产入表元年”，数据资产入表在各行业争相涌现。（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数字技术推动金融发展，数据要素对数字金融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促使金融机构在业务流程、服务模式和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创新与升级。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使金融服务能够更广泛地覆盖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同时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客户信用风险，实现信贷评估的精准化。话题关注：数字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和机制研究 11、海外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在中国我们看到信心。 近期，随着一系列增量政策落地，中国市场信心持续提振，海外投资者纷纷表示正在或将加码投资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关系紧张、地缘冲突加剧等诸多风险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受到投资者普遍认可。国际金融、产业界人士表示，对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新华网）蔡子微评：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市场的稳定增长、庞大的内需潜力、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海外资本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遇与稳健的回报预期。这种持续看好的态度，不仅是对中国当前经济表现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合作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中国市场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共享中国发展机遇。12、国资央企力推专业化整合。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推进会，12组26家单位分四批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这些专业化整合项目涵盖动力电池、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矿产资源等关键前沿领域，既有央企之间的资源整合，也包括央企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高校、科研院所、民企之间的合资合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要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高效整合科技资源协同攻关，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研究与产出，不断提升共性技术供给能力。（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整合同类业务，国有企业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优势领域，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这种整合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话题关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作者：聂荣,张杨,张莉. 导读
摘要： 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它对于满足农民多样化养老需求、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筛选与整理2020年CFPS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情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家庭成员占比高的和子女受教育程度高的子代家庭，其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率会更高，但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发现户主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对贫富差距看法越消极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建议农村地区加强金融素养教育，提高养老风险意识，普及养老保险知识，刺激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需求。本研究拓展了对于农村地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及代际因素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子代特质;家庭代际关系;
引用格式： 聂荣,张杨,张莉.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J].管理学刊,2024,37(04):1-13.
一、引 言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乡村60 岁和65 岁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凸显。中国农村养老传统上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主要依靠的是农业劳动生产和代际转移支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等发达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家庭空巢化日益严重，出现了代际转移支付弱化、代际互惠模式被打破、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现象。相较于城镇老年居民，农村老年群体难以获得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更容易发生老年返贫的现象。
2009 年中国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农民养老保障形成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三方共筹的模式。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促进了城乡养老保障体系一体化进程，2014 年起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障也逐渐从依靠家庭转向政府、家庭、社会等多元参与的养老模式。截至2022 年年底，中国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54952 万。但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程度有限，基本养老金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只是一项补充，不足以保障老年生活所需，还需要依靠生产经营、自身积累和子女供养等来增加养老收入。辽宁省人社部门的数据显示：辽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10 个缴费档次，分别为每年200 至6000 元不等，政府补贴最低40 元，最高220 元。按照2023 年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人如果按照最低档次200 元/年缴纳15 年后每月可以领取144 元，如果按照300 元/年缴纳15 年后每月可以领取156 元，如果是按照6000 元/年缴纳15 年后每月可以领取789 元。但从参保的农民实际缴纳情况来看，他们大都只缴纳每年200 元的最低档。
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提高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发展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不二选择。相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更为灵活。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作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有益补充，其保险产品灵活多样，能够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需求。走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之路，更有利于解决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 [1,2] 。2022 年4 月，国办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推动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协调发展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由于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农村家庭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群体依然有限，相当多的农村家庭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持审慎态度。陈洋林等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依然对商业养老保险持观望态度[3] 。吴玉锋等研究表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但农民参与率不高[4] 。任蒙静指出商业养老保险并未在农村地区得到充分的发展，鼓励农民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5] 。至于农村地区农民参与意愿低的原因，学者们认为主要受制于金融知识匮乏、社会互动导致逆向选择和保险公司供给有限等[6-8] 。但现有研究较少考虑农村养老的代际因素，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子代的收入、父代与子代的关系很可能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有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代际关系的视角来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即农村家庭子代特质和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影响，从而为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推广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拓展关于代际因素对于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影响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能改善老年群体的贫困脆弱性[9] 。赵建国等指出养老金作为老年收入的主要来源，能够调节老年群体的收入结构，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10] 。欧阳鑫等也发现养老金能显著缓解老年人福利不平等的状况[11] 。相比于城市，受人口迁移的影响，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难以维系老年人的生活来源[12] 。
学界更多地倾向从保险制度、社会政策、社会互动等角度对农村家庭养老金需求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刘荣君等认为服务体系不健全、资金供给能力弱、智能化技术应用未普及、居民参保意愿不强烈等现实阻滞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落实与推进[1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与决策具有同群效应，同村居民参保比例会影响到个体的参保决策[14] 。金晶等认为农户分化促使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成为农户养老选择的新趋向，提升农户养老保险政策认知有助于提高农户参保意愿[15] 。不少学者认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行为与个人收入有关[16] 。孙瑞婷等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17] 。
养老保险的作用是规避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并保证老年期在没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因此，来自代际转移支付的现金收入也应该是影响中老年群体对养老金需求的重要因素。李聪等研究表明了子女的数量对家庭养老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子女数量少的家庭中子女的人力资本质量较高，他们为家庭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养老质量[18] 。潘嗣同等研究证明了独生子女的农村家庭更倾向参加养老保险来替代家庭养老[19] 。宋佳莹等研究指出子代的经济支持增加了家庭对养老保险的需求[20] 。于文广等研究表明代际转移支付下降会使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增加[21] 。龙朝阳等认为代际扶持机制增加了老年人对养老保险的需求[22] 。杨瑞龙等认为养老保险提高了子代经济支持，削弱了子代的日常照料行为[23] 。
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充足的文献分析代际因素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的代际因素主要涉及日常照料和子代经济支持等因素。此外，子代的特质和代际关系也应该是影响养老金需求的重要因素。农村对商业型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需求有限，致使相关研究不足。代际因素对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在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影响下，成年子代的特质及其与父代的代际关系也应该是影响农村家庭养老保险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24,25] 。因此，本文围绕子代特质、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村家庭代际的转移支付是维系农村家庭生活稳定的现实基础。因此，子代对父代的供养能力应是农村家庭养老计划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子代特质对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机理 子代对父代的经济支持程度会影响到父代的养老计划安排，而来源于子代的代际转移支付可能与子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质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社会对家庭养老持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养儿防老”观点[26] ，子代的经济支持是农村家庭老年阶段经济和生活的主要来源。但在赡养父母方面，许多农村家庭并未普遍形成“男女平等”的观念，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重男轻女”现象。男性在赡养父母方面承担更多的职责。父代的晚年收入是养老的必要保障，而男性子代在成年后能够为父代提供更多的收入[27,28] 。农村地区的父代会考虑将代际的转移支付纳入到个体一生的持久性收入中，多数农村家庭认为只有男性子代能够为父代提供老年生活保障，将家庭养老的责任托付于男性子代，希望男性子代能够担负起父代的养老责任。而女性子代出嫁后，对父代老年期收入的贡献较少，家庭的代际转移支付基础薄弱，缺乏形成代际转移支付的有效保障，这将促使父代更倾向持有预防性储蓄。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保险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29] ，因此，女性子代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制定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因此，本文建立假说H1。
假说H1：女性子代的家庭更倾向于参加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学术界通常认为，金融素养与受教育程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30] 。教育程度高的子代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强，特别是受到大学教育的子代，他们就业后不仅会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具有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普遍具有较为良好的金融素养。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子代会对养老计划有科学的认识，能够帮助父母制定更科学、更多样化的养老计划[31] ；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子代可以在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为父母购买个人储蓄型保险提供资金来源，从而提高父母的养老保障水平。因此，本文建立假说H2。
假说H2：子代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父母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二）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机理 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利于降低农村家庭父代的养老忧患意识。养老保障中的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在物质、金钱的经济支持和陪伴、日常照料等非经济支持方面[32] 。这两方面的代际支持与代际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相关性。代际关系越好，说明子女陪伴老年父母的机会越多，提供的物质支持、生活帮助、精神支持就越多，这不仅可以减轻老年父母的经济压力，还可以消除其孤独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消减父代养老风险感知，降低父代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意愿。不和谐的代际关系减少了来自子代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既不能弥补老年人群收入不足，又不利于缓解老年人群的孤独感[33] ，因而会使父代对养老保险产生较强的依赖心理。因此，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会降低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建立假说H3。
假说H3：代际关系对父代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有显著负向影响。
已有研究证明了代际关系能够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决策，张丽艳等指出情感功能在家庭养老中具有积极的影响[34,35] 。同时，假说H2 认为子代受教育程度在养老计划的决策中同样具有积极影响，但在代际关系较不和谐的农村家庭中，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还会对养老计划起到积极的作用吗？代际关系在假说H2 中的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为验证代际关系是否在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本文建立假说H4。
假说H4：代际关系在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其中，Pension 为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情况，β 0 是常数项，C _ gender 是家庭子代性别比，β 1 是家庭子代性别比的系数，C _ education 是家庭子代的平均学历，β 2 是家庭子代平均学历的系数，Intergenera tion 是家庭代际关系，β 3 是家庭代际关系的系数，control 是控制变量，γ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ε 是扰动项。
为验证代际关系对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考虑到代际关系可能会在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对父代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建立模型（2）如下：
（二）变量选取与赋值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解释变量
（1）家庭子代特质。家庭子代特质变量包括家庭子代性别比和家庭子代平均学历。家庭性别比为男性家庭成员数量与女性家庭成员数量作比，规定如果分子或分母有一项为0，则比值就为0。学历和受教育年限均可反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由于受教育年限在反映个体受教育程度存在偏差，且核算受教育年限在方法上也并未统一[37] ，因此，选择学历变量更为合适。本文对于家庭子代的性别比用家庭子代男性成员与家庭子代女性成员作比得出；将学历中文盲/半文盲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中专赋值为3，高中赋值为4，大专赋值为5，本科赋值为6，硕士研究生赋值为7，博士研究生赋值为8。
（2）家庭代际关系。本文指户主与子代自评的关系。将户主与子代自评关系从特别不好到特别融洽依次赋值为0～10。
9.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切实组织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对民营企业在中国法律服务网“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及时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抓紧取消违法设定的证明事项，切实避免民营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不方便等问题，对于普遍性问题，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从制度上加以解决。2018年年底前，率先在司法行政系统通过告知承诺、信息共享等方式取消不必要的证明事项。
3.控制变量
结合农民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情况的属性特征，本文借鉴了李雪莲等学者的做法[37] ，加入以下控制变量：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学历、户主自评健康状况、户主婚姻状态、子代平均年龄、家庭储蓄金额、家庭年纯收入、家庭成员数、家庭负债情况、户主人际关系自评、户主幸福度自评、户主生活满意度自评、户主对社会保障的看法、户主对贫富差距的看法、户主对就业的看法、户主对教育的看法、户主对医疗的看法、户主对住房的看法。对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依据程度的大小从0 ～10 依次赋值，并对家庭储蓄金额和家庭年纯收入取对数处理。
对于家庭关系的确定，本研究以家户ID 进行匹配，同一家庭ID 的个体隶属于一个家庭，利用Excel 数据透视功能将男性家庭成员数据和女性家庭成员数据进行统计。将同一家庭中户主的婚姻状态为离异、丧偶的视为单亲家庭，即父代中只有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对于双亲家庭，将与户主拥有相同子代数的家庭成员视为户主配偶样本数据，如果同一家庭中存在相同子代数量的样本，以与户主年龄相仿的样本为户主配偶样本数据，并以户主及其配偶外的其他样本数据为子代的特征变量。对于同一家庭，除户主配偶外，将年龄小于户主的男性家庭成员视为家庭男性子代，将年龄小于户主的女性家庭成员视为家庭女性子代。将各家庭子代学历取算数平均值作为子代平均学历。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有效性，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源于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涵盖了城市和农村的样本，并包括了对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以及子代情况的调查，符合本研究对样本属性的要求。将农村样本中数据不全的样本剔除，共筛选出17625个样本。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
表1 样本数据基本情况
（续表1）
五、实证结果 （一）基础回归结果 利用stata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基础回归结果
（续表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模型（1）分析了子代特质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子代成员性别比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男性占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代际互惠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不少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年男性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居住在农村的父代关注支持越来越少，而且由于在城市居住生活成本高，还需要使居住在农村的父代对他们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特别是男性子代的家庭为娶妻，需要支付高额的彩礼费用以及承担购房费用，房子、车子、彩礼成了家庭父代需要承受的“三座大山”，而女性子代的家庭则不需要支付较高的婚嫁费用。与男性子代相比，女性子代在家庭养老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38,39] 。男性子代的婚嫁行为加剧了家庭的负担，使得父代老年生活预期压力增大，促使父代更倾向于参与社会保险或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以规避老年期的风险。子代平均学历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子代学历越高，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可能性就越大。
模型（2）分析了代际关系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计划的影响，代际关系能显著负向影响被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父代与子代关系越好，情感交流越频繁，就越不太可能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与子代关系好，意味着家庭成员对养老支持力度大，使得父代增加了对家庭养老的需求，减少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
模型（3）同时考虑了3 个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子代性别比、子代平均学历均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户主年龄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户主年龄越大，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意愿就越高，这很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的养老忧患意识就越明显，风险意识增强了农民的参与意愿。户主学历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户主个体学历越高，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意愿就越强。陈洋林等指出学历高、金融知识丰富的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更加明显[3] 。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为1%，同时，家庭年纯收入和家庭成员数并未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说明家庭收入均值越高，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可能性就越大。户主对贫富差距的看法显著负向影响了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户主认为贫富差距越大，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意愿就越低，对贫富差距的认知水平增加了农村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很可能使农村家庭相信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无法取得预期回报，加大了农村家庭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不信任，降低了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需求。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对现实具有更为稳健的解释能力，本文利用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基于零膨胀泊松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的稳健性，对研究样本进行12000 次不重复随机抽样，对抽样样本再次进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基于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抽样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依然稳健。家庭子代性别比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对于农村家庭，男性子代家庭成员越多，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概率就越大。结合晋洪涛等的观点可知，农村家庭婚嫁行为加重了父代的经济压力，加大了农村的养老风险，迫使父代考虑通过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来提高老年的收入保障[39] 。
（三）调节效应分析 为验证代际关系是否在子代学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在基础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子代学历与家庭代际关系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调节效应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1）至模型（3）为单亲家庭的回归结果。模型（1）没有引入子代学历与家庭代际关系的交乘项；模型（2）引入了子代学历与家庭代际关系的交乘项，但没有考虑家庭子代性别比；模型（3）在引入子代学历与家庭代际关系交乘项的基础上，考虑了家庭子代性别比。从结果看，单亲家庭中家庭代际关系并没有显著调节子代学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说明单亲家庭的家庭代际关系在子代学历对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决策中并未起到调节作用。
模型（4）至模型（6）为双亲家庭的回归结果。同上，模型（4）没有引入子代学历与代际关系的交乘项；模型（5）引入了该交乘项，但没有考虑家庭子代性别比；模型（6）在引入交乘项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子代性别比。与单亲家庭相比，双亲家庭的家庭代际关系在子代学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双亲家庭的家庭代际关系在子代学历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的决策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四）进一步分析 张川川等的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40] ，说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家庭的家庭养老起到了替代作用，由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同样的保障老年期稳定现金流的作用，那么，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也有可能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互为替代现象。但是，尚未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存在二者互为替代的情况。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发展较晚，且供给层面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研究样本存在着选择性偏误等问题，容易给估计结果带来较大的干扰。对于此类问题，可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PSM）进行解决。根据已有的文献[41-42] ，选择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利用logit 模型计算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倾向得分，采用k 紧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计算干预组的平均效应，即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影响的平均值。
为检验处理效应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运用卡尺匹配、k 紧邻匹配（k =4）、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等不同方法进行匹配，结果如表6 所示。处理效应结果基本一致，子代性别比、子代学历、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显著负向影响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6 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
图1 核匹配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核密度对比图
图2 核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核密度对比图
表7 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影响为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影响效应均值为0.0175，考虑了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选择偏差后，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家庭更愿意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这很可能是因为农户在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后，了解了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规避了个人的短视行为，最终，农村家庭保险意识的提高，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其他类型养老金的需求。
表7 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效应
六、结论及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面临着更大养老压力，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养老保障的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能够有效提高农村老年的福利水平，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农民需求不足，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意愿不强。本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来分析代际因素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男性子代家庭成员占比较高的农村家庭参与率高，子女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单亲家庭代际关系并不具有调节作用，而双亲家庭则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2）家庭代际关系越好，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参与度则越低；（3）通过使用PSM 模型，发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参与具有促进作用。
农村地区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减轻国家和家庭子代的养老负担，需要对其进行大力扶持。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的推行既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提高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认知水平和参与意愿。建议：（1）强化青年一代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的正确认识。子女对父辈的养老计划决策有重要影响，要引导年轻一代科学谋划身在农村的父母养老保障，在参加城乡居民保险的基础上，根据家庭承受能力，积极参加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增强自我保障意识。（2）大力普及农村金融知识教育。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受教育程度依然有待提高，要加大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对养老保险的理性认识，自觉提高保险意识，使得有更多的家庭愿意去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3）为农民参与养老保险提供必要的帮助。针对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不够了解、长期养老储备意愿不强的现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障渠道，通过多种政策措施积极帮助农民制定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4）提高农民对养老风险的认识。虽然建立良好的代际关系会降低家庭养老的风险感知，但不参加养老保险将使子女在未来养老问题上不堪重负。为减少子代的养老压力，需要劝导农民破除养儿防老的旧有观念，积极参与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为基本保障、以个人储蓄型养老金为补充的养老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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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荣（1967—），女，辽宁沈阳人，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张杨（1993—），男，辽宁锦州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张莉（1994—），女，辽宁丹东人，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经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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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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