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权被颠覆过多少次，征服者都去哪儿了？

本文作者：田余庆，原标题为《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节选自《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要是只有华夏族—汉族，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 还需要很多其他民族。 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历史传统背景不一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国，必然要付出代价，付出一些民族之间的代价，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的。

出现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事实，其中也有很多非冲突的、和平的状态，可能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我们考察各民族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从我是汉族，你是少数民族，只是从你和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汉族也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也同周边民族形成过冲突。

汉族要是不经过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搞出一个民族大融合来，汉族还是原来的汉族，那就没有隋唐的局面。因为隋唐时期的发展，包含着大量非汉族的血统，非汉族的文化，非汉族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 隋唐国家究竟是汉族的国家，还是汉族和鲜卑族合建的国家 ？中国并不重视对血统的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像英国人一样，计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统，四分之一的血统，盎格鲁一撒克森的血统，中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想法。

要承认各族有它自身发育的过程，汉族也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少数民族从一个落后的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完全自主、自觉是不可能的，总会带来一些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把这个灾难的问题放在民族发育总趋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间去考虑，就比较能够理性地看待。

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典型。

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人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这样一种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族，也在兴起，这些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动。

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

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五胡十六国局面开始的时候，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入到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到后来一个代替一个的十六国就不是汉族政权，而是胡族政权，一个胡代替另一个胡，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 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 ，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中国，都留在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中国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

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强大，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过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

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就是说，历史的灾难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后果如何，这个后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来对这个灾难做出补偿，这个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

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因为隋唐文化十分兴盛，朝代是很开放的，民族是很开放的。

从姓氏来判断，那时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当大，而且是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将更多，不光是过去的鲜卑，还有后来的突厥、契丹等等。 《唐书》人物传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来其民族所属。

不光是中国，外国文化也不排斥，所谓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还有的是从印度来的文化。 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权，给中国历史带来新血液、新气象。 这样的一个政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却是在灾难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权。

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要从历史的某一个段落终结，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我们会比较理智一些，不完全处在一种情感之中。这里顺便提到一句，我们爱国主义的提倡当然有重要的作用， 爱国主义涉及到民族的时候，应当理智地考虑，有一些事可能在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状态 ，扬此抑彼，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总而言之，要理性一点。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个困难的事，也有很多反复。

局部的短期的汉人胡化，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总体的、全局的少数民族汉化，是更大的一个潮流。我这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所以说是“入侵”，因为在当初向中原打进来的时候是一种入侵，有抵抗，正义、非正义还是存在的，不是抹杀这些东西。

三次入侵造成的后果， 有几个民族对中国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

一个是拓跋鲜卑，没有拓跋鲜卑的作用，就没有隋唐这样一个帝国。

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结束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国外的，当时所谓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间，最先依靠的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带到中国来之后，又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西藏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蒙古人的手里解决了。西藏，追溯历史，关系很深远，从文成公主起。但是那个时候，西藏并没有入版图，还是一个对等的状态，随时可以脱离。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肃，打到陕西，把长安也闹得一塌糊涂。 真正把西藏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管起来，作为中央直辖区管起来，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 。

第三个特别有贡献的是满族，是满族解决了中国近代版图的一些困难问题，天山南北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 台湾正式进入行政区就是在这个时候 。

我还要简单地谈一下对历史上统一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一， 统一中国需要华夏族汉族作为一种维系的中心 。

要是在古代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的民族在里面起作用，没有一个核心来与周围各族相联系的话，这个统一的国家就说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这样一个核心，就有可能团结那么多民族一起来建立这个国家，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拆不开、打不散的民族集体，到今天还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么多的汗国，一直到了欧洲、到了多瑙河。到了俄罗斯，回过头来还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安家，而且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其他各族也是这样，有的消失了自己作为民族的存在，但是他们民族的成分已经在中华民族里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

中国政权被颠覆过多少次，但是颠覆以后还有恢复，恢复以后的政权基本上还沿着原来统一的格局，统一的路子 。而且最可贵的是颠覆者、征服者最后是被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这是最具有力量的。

所以我说，一时的统一的成功是伟大的，千秋历史铸成的民族间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统一国家的基石。

我们常说文治武功，常把武功这一面看成是中国版图开拓的动因，其实这一面的作用应该是有分寸地看。没有凝聚力量，没有历史的铺垫，武功难以完成，成功以后也难以维持久远。

张学良先生在参观台湾延平祠时写过一首诗，他说郑成功“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意思是说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把降表投给南明的永历，永历皇帝是明朝最后的逃亡者，那时候的北方已经是清朝的顺治了。郑成功没有投降到清去，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后来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康熙的时候投降到清。

张学良的意思是说，明是前朝，清是后朝，不管是前朝还是后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台湾纳人中国版图的丰功伟绩。我想这里面有张学良个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坚决主张台湾入版图的。

第二，华夏族，也就是 汉族本身的维系主要靠文化传承 。

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种族少。其实周族在比较早的时候也不被认为是华夏，因为它在西方，还处在野蛮状态。到后来，在周统治以后的蛮夷戎狄中间，还有所谓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国姓，属于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

所以蛮夷戎狄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不是种族的观念，而是文化的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以后，最先往往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来保全自己，维持统治，所以有相当程度的反汉化倾向。但是毕竟在历史中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个处处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响。

女真人反对过汉化，蒙古人也反对过汉化 。但是要反汉化，他们就难于维持统治地位，只有汉族文化才能帮他们维持统治。

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以后，就立刻开科取士。有过一个统计数字，元朝开科取士16次，录取的进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古人自己也进入到这样一个汉化的潮流里面来了。

特别是清朝， 清朝文化有两面性 ，在北京做皇帝，汉化倾向很明显，到承德避暑山庄去则完全是一种满族原来的状态。清政府还立下了规矩，不许满人经商，满汉通婚也是不允许的。这样一些限定并没有影响到以后满族接受比它先进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后，它又反馈给这个文化各种各样的创造。

满族因为提出了不许族人经商等规定，所以下层的游手好闲的旗人被养起来，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很多精英成为了不起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汉族文化，给这个文化增添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精英很多。其实也不光是满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诗人就是鲜卑人。

第三，是 牢固的统一观念，有效的统一制度 。

公元前的时候，要把一个像汉朝，103个郡国的户口都统计上来，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统计上来的数字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然后来政权腐败了，就不好说。

据统计西汉人口有6000多万，每年地方派上计吏专门向皇帝呈报户口和垦田数字，皇帝亲自接受上计。上计吏对朝廷来说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边做郎官。这只是制度中间的一种，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发挥等等，就不细说了。

五胡乱华的时候有一个胡族统治者叫石勒，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是要统一中国。他不认识汉字，让别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楚汉相争，有人要刘邦把过去六国之后立起来作为自己的帮手跟项羽斗。他听到这个之后立刻感到吃惊，这怎么行呢？这哪是好办法？读书的人接着读下去，读到张良进来，听了这个话，不同意，立刻跟刘邦说这个不行，刘邦就收回成命了。石勒听到这个地方才落下心来，对，还是应当如此。所以说一个胡人统治者，没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权之后，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国统一。

我们知道三国，魏国居于正统，没问题。蜀国，那么疲弱，天天要打仗，没有别的，只是 不打仗就没有存在的基础 ，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吴国，霸业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称王称帝，因为什么呢？它跟中原正统搭不上关系。到最后称了帝，要履行皇帝的仪礼，进行郊祀， 孙权不肯，说郊祀应该在“中土”，在中原地区，我们这里不行 。

司马光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自己“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但是“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 不能统一的话，那你这个天子白做了。

第四，我说说华夏族— 汉族的包容性 。

这里面要说的东西很多。 华夷不是没有防，汉族也不是说生来就是那么开明，也有不平等、偏见存在，也要设防 。我说的只是归根结底，华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汉族本身，从种族意义说来就是一个变数。

50年代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很多干部思想不通，内蒙古自治区汉人是多数，蒙古人是少数，汉人说，我们多数，为什么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当时周总理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个中华的帽子。周总理还说，要知道， 汉族本身就是杂种 。

意思就是说长期以来，汉族有包容性，有种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汉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国历代，这个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说，编史的人本来最容易有正朔观念，谁是正统，谁是偏统。

但是我们从《二十四史》中间看得出来， 好多不是汉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 。以南北史为例，南史是东晋南朝，南朝宋、齐、梁、陈，汉族建立政权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鲜卑人的历史同样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样地位的史。后来还有辽史，有金史，有元史，当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

加上中国没有国教，没有宗教的那种偏见，包容性比较强。没有长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局部有，但是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汉族文化处在那么一种开放状况，所以少数民族也比较容易吸收汉族的东西。少数民族带来了自己的土地、带来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发育，完成了自身历史性的转化。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做了各种各样的贡献。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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