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而作:新闻时间性的再考察

时间是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元素。自19世纪记者职业出现后,现代新闻业就一直追逐着时间(Barnhurst & Nightingale,2018)。在很多不同的语言中,新闻这个词指的就是它的时间性(Rantanen:1)。新闻作为一种时间现象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新闻”意味着最近出现的事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不再成为新闻;其次,作为一种信息的形式,新闻的组装和呈现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最后,新闻的传播也需要时间(Reich & Godler,2014)。这一看法强调了时间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体现,而Tenenboim-Weinblatt和Neiger(2015)又增加了新闻文本的维度。他们认为,时间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新闻的生产要满足新闻周期的时间要求;二是由此产生的新闻故事代表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学者们对于新闻与时间的关系做出了不同角度的描述,如Schudson(1986)所言,时间是新闻报道得以成立的基础;贝尔(2015/2016:77)则说,新闻是受时间约束的易碎品;Usher(2016)也认为,新闻业扎根于速度。新闻是一种短暂易逝、极易过时的商品,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迅速下降(Schlesinger,1977)。生产这一商品的新闻机构则是一个“因时而作”的组织:新闻不仅要按时发布,而且要按照正确的时间来发布(Bell,1995)。在甘斯(1979/2009:100)看来,将新闻业与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是“截稿时间”(deadlines)。截稿时间是指预先决定的特定任务必须完成的最后期限,这个词最初的意义来自美国内战时的一座监狱:“死线”是距离监狱营地围栏17英尺的地方,如果一个囚犯在试图越线时被抓住,就会被卫兵射杀(Rimestad,2015)。这一词源强调了最后界线的严肃性,当它被引入新闻行业后就成了新闻报道最终要完成的时间。由于时间限制而形成的截稿时间是报道新闻时最重要的限制之一(Soloski,1989)。

尽管时间对于新闻和新闻业如此重要,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时间的研究文献 中,涉及到新闻媒体的并不多。只有在新闻研究领域才能看到一些有关的讨论,并已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历史的研究传统。从Gieber(1956)对电讯编辑新闻选择的研究开始,到Galtung和Ruge(1965)对新闻价值的经典研究,再到Tuchman(1973;1978)对时间与新闻类型的分析和Schlesinger(1977;1978)对“秒表文化” (stop-culture)和“时间机器”(time-machine)的描述,以及此后Schudson(1986)对新闻中“持续的现在”(continuous present)的讨论、Zelizer(1993)对新闻双重时间(double-time)的分析、Barnhurst(2011)关于过去和未来始终与新闻业对当下的记录交织在一起的观点,直至最近Tenenboim-Weinblatt和Neiger(2018)对时间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s)的分析。可以说,1950年代以来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颇有洞见的分析,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时间对新闻价值、新闻常规和新闻文本的影响,无不表明时间对于新闻媒体的日常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Zelizer(2018)认为,新闻业对时间性的依赖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只不过现在数字技术以新的方式让时间性的存在变得复杂化,而这一现象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为在当下重新研究新闻时间性(news temporality)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既有的新闻研究中,学者们对新闻时间性的分析散落在对时段、效率、节奏、日程、即时性、截稿期等各种时间因素的论述中,这些讨论深化了我们对新闻业“因时而作”这一特性的理解。在新闻的日常运作中,时间决定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时间透过新闻网、截稿期也塑造着新闻的生产过程。时间既是新闻组织从事新闻生产工作所能仰赖的重要资源,又对生产中的组织和个体施加着严厉的约束,成为形塑新闻面貌的一股主要力量。到了数字媒体时代,这些基于传统新闻形态生成的时间模式和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当前的新闻业又有何意义?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梳理新闻时间性从“黄金时代”的新闻业到如今的数字新闻时代所经历的变迁,重新探究时间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和意涵。

如果要理解时间对于新闻和新闻业的意义,首先需要对时间有所了解。长期以来,这是一个人们时刻身处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言说的基本概念。从哲学、物理学、心理学到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内部,对时间的分析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文献。厘清这些研究的脉络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此处只是简略地概述时间从自然时间到新闻时间的演化过程。

人类时间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原始人通过原始劳 动、天文观察以及神秘的思维活动,开始了对时间文明的初步探索。随着自然界透露的规律性信息,如昼夜明暗、潮水涨落、草木枯荣等进入人类的观念世界,时间建构起了它的初次文明。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农业社会缓慢变迁、稳定平衡的若干特征(卞冬磊,张稀颖,2006;卞冬磊,张红军,2007)。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仅仅依凭自然现象来区分时间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一些新的时间单位开始出现和传播,它们总是与某些被周期性观察到的人类日常实践活动关联在一起,比如集市、典礼、狩猎及宗教仪式等(Sorokin & Merton,1937)。自然时间的本质是以自然现象和生活事件为定时标准,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逻辑(卞冬磊,2010)。与现代社会所遵行的时间结构相比,它是相当松散、缺乏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近三百年来,它已经不再是决定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时间结构(郑作彧,2010)。

与自然时间相对的概念则是社会时间。社会时间的提法强调了人类对时间的社会建构,时间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感知,时间的度量依赖于人的活动,时间的内容依赖于人的思考。但这种社会建构并不能脱离人类对自然时间的认知,数学的符号、钟表的刻度、历史的纪年、朝代的历法等都是人们认识自然时间的一种尺度。一般认为,在钟表发明之前,时间结构主要基于人类对自然变迁的规律变化的掌握而形成,通过四季变化、日升日落等自然现象划分出年、月、日。虽然这些根据自然变迁测定出来的时间成为一般人们日常生活主要的时间结构,但还存在一些根据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创造出来的时间单位,这些构成了时间最原初的社会性结构意义(郑作彧,2010)。除了自然变迁,早期的时间测定工具如日晷、水钟和沙漏等也被创造出来。在钟表诞生前,它们一直是主要的临时性计时工具。但这些计时工具因缺陷太多而逐渐被淘汰,钟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并作为现代计时工具而一统天下(卞冬磊,张红军,2007)。

计时技术的发展影响着人类对时间的理解和把握。利用钟表计时成为社会时间的本质特征,它所代表的标准化时间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当然,它本身并不可能制造出时间,制造出的只是象征时间的精确刻度,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准确的对时间的度量。时间测量工具的进步以及不同以往的社会运作单位之间的互动形式,让时间拥有了普遍接受的客观而标准的刻度,比如标准的时期单位和时间参考体系,这一标准化工作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基本完成(Zerubavel,1976;1982)。但是,时间如何标准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关 键的则是它所代表的标准时间如何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郑作彧,2010)。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社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钟表的出现是制造业迅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成为工业化时代的关键象征。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不同社会组织和成员的功能专门化程度也日益提高,生产组织特别是在大型的生产制造业公司中,对于同步性的要求与日俱增。“在工业主义盛行的时代,有效率的组织等同于对生产进行明细的时间评估,时间表成了计划的核心特征,而时钟则是协调和控制的工具。”(陈昌凯,2013:84)钟表和历法时间被认为是西方最为成功的输出之一,是像市场、国家和市民社会一样的“看不见的手”,在直接或间接地规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安排(Postill,2002)。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规定具体时间性的时间表进行,必须遵守与之有关的时间规则。“序”(sequential structure)、“时点”(temporal location)、“期间”(duration)、“频率”(rate of occurrence)等参数构成了社会组织时间规则的一部分,组织据此进行特定的时间分类、切割、组合等活动(Zerubavel,1981:1)。大多数团体和机构都遵照上述时间规则,不过正如Patterson(1998)所说,“时间会影响到每一个机构的运作,但是很少像媒体这样受到深刻的影响。”

新闻机构遵行的是一种新闻时间(news time),它既是整体的社会时间中的一个类型,又因新闻工作的特性而形成了独有的时间结构。新闻时间的出现与时间的标准化几乎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二者都与工业社会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工业社会里新的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相继出现不仅促成了对于时间测定一致性的要求,也导致了新闻的巨大变化。早在19世纪前叶,报纸就开始努力提供时效性,特别是船抵的信息及航船带来的新闻。19世纪20年代末,纽约的报纸甚至联合起来购买了一艘快艇迎候海上大船,以便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地从来自英格兰的船上拿到新闻(舒德森, 1978/2009:20)。按照Risley(2000)的说法,在电报出现之前,所谓新闻是某种新鲜的事务的观念并不正确。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报纸刊载的新闻都是通过邮件或口授的,通常是在事件发生后的数日甚至是几周后。19世纪时,驿马快信、蒸汽轮船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改善已经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其中自然也包括新闻。在电报进入新闻业之前,便士报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编辑们要想尽办法更快地得到新闻,比如利用骑手、帆船甚至是信鸽。19世纪中期,电报的出现被称作“在那个最不可思议的年代出现的最伟大的发明”,重新界定了时效性。不过,美国报纸最初接受电报的速度很慢,主要是因为电报公司的限制,无法做到双向实时地使用电报(Ananny,2016)。直到1846年至1848年间的墨 西哥战争中,电报显示了它对于报纸的独特价值,才逐渐在新闻业中得到广泛采用(Risley,2000)。

可以说,电报是奠定新闻时间的一个重要发明。新闻业对时效性的赞赏在电报出现之前就有了,电报则将它提高到最重要的新闻价值的地位。通过使用电报,报纸可以定期地报道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小城市的报纸可以增加他们的出版频率,而主要市场的报纸则开始出版多个版本的报纸;还有的报纸甚至在办公室外发布不断更新的报道,吸引人群的关注(Kielbowicz,2015)。电报的引入使得非本地新闻的生产和接收成为可能,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每日新闻周期就是起源于电报新闻业,新闻周期以对最近发生的新闻甚至是更及时的突发新闻的定期报道为特征,这种类型报道的发展伴随着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时效性的认可。当报纸进行结构化运作以便生产更及时的新闻时,受众也把时效性吸纳进他们的生活节奏,时效性成为联结新闻的生产和接收之间的关键 。

电报是新闻时间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在以报纸为起点的新闻业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技术革新促进了新闻时间的变化,分别是电报、电视和互联网。电报使得新闻超出了本地的范畴,电视带来了实时新闻和24小时新闻,互联网则让新闻变得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时间的形成及演进与制造、流通和表达新闻的物质文化有关(Ananny,2016)。新闻时间日渐成为现代新闻业日常运作的重要情境,新闻媒体也随即成为一种“时间组织”。在现代社会,众多机构和组织的运作秩序与时间密不可分,这些时间组织需要跳脱传统以线性、大自然循环为主的流程而依照组织需求建构一套时序,高度严格的官僚化体系依赖于对时间的周密安排部署(陈百龄,2016)。新闻组织也是如此:一方面,新闻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唯有在时间和速度竞赛中胜出才能与其它同行区隔,因此时间是新闻组织的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时间也是新闻组织面临的限制条件,新闻工作都需在固定时间内完成,截稿时间是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难以逃避的“宿命”。新闻组织始终在一种有限的时间内运作,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时间结构化策略”来充分运用时间资源、减低时间限制的冲击(陈百龄,2016)。

在新闻业的发展现实中,时间与新闻的关系似乎不言自明,没有时间,新闻也就不成其新闻。但与这种广泛承认的现实相比,关于新闻时间性的研究却处于一种被忽视或想当然的状态。Bødker和Sonnevend(2018)也认为,除了少数几个议题外,当前新闻研究领域中明确关注时间性的也不多,除 了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加速的新闻周期的持续讨论,尤其是关于即时性的研究外,还有就是关于新闻与集体记忆的研究。此外,近年新近兴起的对“慢新闻”(slow journalism)的讨论实际也与时间有关(Masurier,2015;Craig,2016)。这些研究都看到了时间性在当下的转变(shifting),但是它是如何演变到现在这种状态的?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这样的转变对新闻业又有何影响?新闻时间性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对于它的认识和研究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回到那些最早探索新闻时间性的经典研究中,看它是如何从不同角度被揭示出来的。

虽然新闻时间在新闻业的实践早已开始,但学者们对它的阐释则直到新闻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后才出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Gieber(1956)对电讯编辑的研究就发现,新闻工作的内部日程会影响电讯编辑选择新闻稿件时的判断。晨报的电讯编辑通常是在晚上选稿,他会根据通讯社的稿件清单来为报纸的各个栏目选择内容。时间越晚,报纸上需要填充的空间越少。因此,太晚发生的事件除非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否则很难进入日常的新闻产品中。这一特点在Galtung和Ruge(1965)对新闻因素的研究中得到了更明确的描述。他们的研究指出,一起事件与新闻媒体的时间结构越接近,越会被认为具有新闻性。与那些耗时更长的事件相比,在媒体的一个新闻周期(news cycle)内发生的事件更有可能被选择。Galtung和 Ruge 称之为新闻价值的频度(frequency)因素,即事件得以展现和获得意义所需的“时距”(time-span)。一个士兵在战斗中死亡的时距很短,而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时距则相当漫长。任何事件的“时距”需与媒体组织的时间运行结构相关,越接近越有可能成为新闻。不过,不同媒体所需的频度不尽相同。假如某地发生火灾的时间为晚间11点30分左右,此时一般早报已到截稿时间,较难出现在次日早上的报纸版面上。但是晚间12点的电视新闻就有可能将之作为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来播出。在此后对新闻价值的探讨中,关于时间的因素都被列作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以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深入到具体的新闻组织对新闻生产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揭示出了新闻媒体作为官僚组织的面向以及时间在其中是如何运作的。罗胥克曾在讨论新闻的定义时指出,“时效性”(timeliness)是新闻的一项最基本和最复杂的重要元素,也是决定一个新闻是否值得报道的关键考量。新闻工作中的很多做 法都说明了时间因素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纸的号外(extra)、广播电视新闻的快报(bulletin)都是为了配合新闻时效而发明的报道形式;新闻文本中普遍使用的“今天”“昨天”等词语也是用来强调新闻发生的时效;新闻通稿上所载的截稿时间都已为配合媒体真正发布新闻的时间而预作调整。他还指出,三个层面的时间因素合起来构成了时效性:其一为新鲜度(recency),即最新揭露的信息;其二是即时性(immediacy),新闻处理过程耗时最少;其三是时事性(currency),与读者目前所关切的事务相关。Golding和Elliott(1979:121-122)也将新鲜度(recency)列为他们概括的新闻价值的十一条标准中的一个,要求报道的事件是最新的且尽可能接近播送时间。这一标准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使得独家新闻备受重视;其二是新闻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事件只有在周期内才能被报道,因为日常新闻生产要在每日时间框架内完成,所以事件通常必须发生在24小时之内。

上述文献还在着重讨论时间概念如何成为新闻媒体遵行的新闻价值,影响着新闻媒体选择事件的取舍标准。此后Tuchman、Schlesinger、Fishman等人的研究则更关注时间如何深入新闻组织成为新闻常规(news routines)之一。Tuchman率先关注了时间概念对新闻组织常规的影响,她认为时间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事件成为新闻事件的判断。新闻生产有着特定的节奏(rhythm of news making),大体要依循一种依时而做的步调。如一般早报记者大都自上午10点到11点开始工作,恰是消息来源组织开始上班且已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晚上6、7点之间,大部分记者写完稿件离开报社,此前消息来源组织已关门下班。电视记者的时间节奏有所不同,但原则相同。成为新闻的事件往往局限于发生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事件,因为要在晚上6点播出前制作完成(Tuchman,1978:41-42;臧国仁,钟蔚文,1999)。虽然各类媒体彼此会因工作型态有所差异而衍生出不同的新闻生产节奏,但毫无例外地受到时间的影响,如截稿时间的设定、新闻“快”报的发布、对突发新闻的重视、固定时间播报新闻、实时新闻的追逐以及适应消息来源上班时间所发展的新闻工作节奏。记者甚至发展出新的新闻生产节奏,以调整时间所产生的工作压力,如在周日或其它放假日预留稿件,或在选举结果揭晓前针对同一候选人同时预写胜负两套稿件等(臧国仁,钟蔚文,1999)。除了决定新闻生产的节奏,时间还影响着新闻的类型问题。Tuchman(1973;1978:49-58)把新闻分成五类: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和连续性新闻。这种类型化的基础是记者时间使用的节奏,体现的 是记者对新闻事件的一种认知,它对于记者完成日常新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受Tuchman的影响,Gelles和Faulkner(1978)着重考察的是电视新闻中的硬新闻。在他们看来,电视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管理时间,关键在于时间的可用性和利用可用时间的方式。可用的时间量构成了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制约着决策过程,这是新闻报道的核心。工作日一开始时,时间资源还很丰富,新闻小组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追逐和建构新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减少并变得稀缺。当时间有限时,报道就倾向于描述表面行为而不是整体事件,因为记者没有时间来收集足够的事实。可用的时间量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从而保证新闻报道的产生,并尽量减少危及新闻制作成功的风险。在时间充裕时,记者可以选择报道特稿新闻、软性新闻或者硬新闻。随着资源的减少,电视新闻的截稿时间日益临近,时间使用的选择就变得更加有限,新闻小组不得不决定如何管理时间和任务。作者就此发现,时间投入增加了事件的新闻价值;“新闻”是按时和在特定时间发生的行为;地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更多是职业假设和时间限制的产物,而不是新闻的政治或社会偏见。

Schudson(1986)也曾针对新闻节奏提出,所谓新闻性不仅与时效性有关,还要看事件是否能排在时间的节奏或周期内。新闻工作者要对事件进程有所判断,究竟处在开始、中间或结束的哪个阶段。强烈的结果意识常使新闻工作者特别青睐赛马式的报道,最典型的就是对选举的报道。新闻节奏不仅与结果意识有关,还与重现意识有关。比如很多报纸在一周的不同时间里安排不同的专刊,周一体育、周二科学、周三居住、周四家庭、周五周末等。新闻媒体还会根据特定的文化历(cultural calendar)来运作,如圣诞节、万圣节、新年等重要节日的报道以及各种人物、机构和事件的周年报道。 这些与文化历有关的事件都是例行的新闻报道内容。Schlesinger(1977;1978)对新闻人的时间概念如何嵌入其生产常规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新闻人在生产新闻的过程中使用的时间概念在他们的职业文化中居于中心位置。对时间精准的高度重视在工业化社会的某些职业群体的工作中被认为是必要的,比如通信和交通系统的工作者,那些人的工作中心便是对活动的准确协调和同步,新闻记者也是秒表文化中的一员。在BBC记者的日常生产中,对秒表文化和截稿时间的关注是他们工作的关键特征。BBC的新闻记者由一系列的限期组成,以BBC-1台为例,在中午12点45分、下午5点40分和晚上9点播放电视新闻快报,所有记者的新闻生产基本上都是被这个特定的时间所决定。广播也遵从一种及时播报近期事件的时间观念,并对在几小时内发生的事件加以重视。与此 相反的是日报记者,他们所制作的今日新闻实际上都是昨日的新闻。而那些已经发生了四、五天的事件,则可以在周刊新闻中有一席之位,还有很多对时间不太有要求的刊物并不会专门只报道新近事件。他特别指出,“即时性”是广播新闻记者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这个时间概念指的是事件发生和它被作为新闻报道之间的空隙时间。它指的是事件被报道的速度,最极致的即时性就是“现场”报道。在作为记者职业知识一部分的时间观念和新闻机构所产生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系。 他形容说,“在新闻人的职业神话中,时间如野兽一般,需要在每天新闻生产的战斗中被击败。”(Schlesinger,1978:83)

在甘斯(1979/2009:362)的分析中,对时间的重视体现的是新闻组织对效率的关注,媒体要对人员、时段或版面空间、生产时间三种稀缺资源进行分配。要想在预定的时间将最新的新闻传递给受众,新闻机构必须富有效率,效率则随截稿时间而变。李立峰(2009:6)认为,早期新闻室民族志研究研究新闻机构运作和新闻生产过程最主要的基本结论之一就是效率的重要性。学者们将新闻机构比喻为工厂,需要在特定的限期之前成功完成货品的生产。新闻机构需要在短期内运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去完成新闻生产,所以效率非常重要。甘斯称之为生产线,Bantz等人(1980)的研究则直接以“新闻工厂”(news factory)为名,其中的新闻室采用了工厂流水线的形式,工作任务被分成很多小块,由掌握着不同技巧的新闻工作者各自完成。新闻工厂模式的出现以提高效率为宗旨,按时完成工作的才是好员工。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制片人不得不改变节目的框架。速度缓慢的记者和摄影师会受到速度较快的新闻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因为速度较快的工作者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去弥补较慢的工作者拉下的那部分。

Fishman(1980:54-76)发现大多数记者都会以一种“阶段结构(phasestructure)”来完成采访工作。阶段结构是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按照发展阶段来描述事件的思考模式。结构中的每个阶段代表着一个事件,按时间顺序来发展,阶段之间有连续性。他所研究的条线记者尤其依赖几个特殊的阶段结构,以便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几个较易处理的采访步骤,他称之为“官僚式阶段结构”,新闻阶段结构也来源于此。比如,警察逮捕人犯至少涉及调查与听证等多项手续,但警务记者可能只会采访警方逮捕与收押嫌犯两个阶段。Fishman因而认为,新闻工作者一方面依赖受访单位的官僚(bureaucratic)体系协助而将社会事件分成几个采访阶段,另一方面却又根据新闻组织的需要选定其中几个特殊部份进行采访与报道。这种工作特性因而形成了新闻钩子(news peg或news hook),即相同性质的 事件互相挂钩成为同类新闻,而同一事件的后续发展也会因为易于追踪与归类而可持续成为新闻内容。这些新闻采访流程均与时间概念息息相关(臧国仁,钟蔚文,1999)。

就上述文献而言,无论是时间对于新闻选择标准的影响,还是对新闻生产常规的塑造,研究者关心的都是时间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影响。不同的研究一再证实了时间在新闻业中至关重要,它能够影响新闻人的选择、采访、写作等各种工作常规的形成与调适。虽然时间体现在新闻人个体的工作安排中,但它的本质上是一种组织时间或制度时间。新闻媒体为了有效掌握时间资源必须发展新闻组织的“时间结构化”策略。除了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塑造,时间因素还体现在新闻生产的最终产品上。Schudson(1986)曾详细讨论了新闻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运用,这三种时间是新闻中出现的主要形态。虽然报纸头条总是对现在时的报道,但它的文本却总是以过去时来写就。Barnhurst(2011)则认为,过往一个世纪的新闻报道主要涉及对现在或者说是当下的报道。20世纪30年代,报纸开始迅猛地增加对过去的报道,上世纪最后20年涉及未来的新闻才开始增多。Fink和Schudson(2014)的研究也指出,从1950年代到2000年,脉络报道的数量比传统报道增长得更多。还有一些研究则更多关注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叙事所体现出的时间结构。

今天研究者们重提新闻时间性研究的必要性在于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对新闻业造成的巨大挑战,使得既有的许多时间观念发生着变化,比如新闻周期、截稿时间、更新、即时性等,其中核心的变化就是对速度和效率的进一步追求。而这也不过是当下“速度社会”的速度特质在新闻业中的投射(郑作彧,2014)。当代社会对弹性、效率、速度的尊崇与科技的进展密切相关,速度与加速不只是科技发展的目标,也是科技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黄厚铭,2009)。媒介技术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逻辑,从报纸、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到手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速度日趋加快,速度成为了时间的体现。

新闻时间性在数字时代的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就是新闻周期的加快。对记者来说,所有的工作是在特定的新闻周期内完成的。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时期诞生的概念,新闻周期原本是指一份报纸的不同期数相隔的时间。但对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来说,这个周期是不尽一致的,比如一天、一周甚至一月。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周期更具体地体现为各种不同的截稿时间,它同样也会因为媒体形态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全国电视新闻节目每日清晨播放一次,记者们可以了解到当天需要调查的“爆炸性新闻”。大多数主要报刊都是早晨或下午出版,受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记者要提前几个小时完成稿件(Klinenberg,2005)。在互联网进入新闻业的早期,传统的节奏还在发挥着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大多数新闻媒体都有了自己的网站,但那时的内容还受“铲送”(shovelware)逻辑的主导,系一天一次从其母媒体搬运而来,网站新闻时效性还落后于报纸和广播(Scott,2005)。Boczkowski(2004:84-88)对1998年《纽约时报》的网络版进行的参与观察表明,编辑在互联网上还遵循着纸质版报纸印刷的周期,仍然在深夜里刊出新闻报道。随着在线新闻阅读者的习惯发生变化,新闻的运作模式也随之改变。几年后,Boczkowski(2010:116-140)对阿根廷在线新闻网站的研究发现,在线新闻的读者以前是在家看新闻,现在主要在办公室看新闻。新闻消费主要在白天上班以后进行,读者惯于在早上和中午来浏览新闻,前者是在抵达办公室或是坐在家里的办公桌前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后者则是在午饭前后的时间。因此,白天新报道的不断刊载已成为阿根廷在线新闻网站的一种制度化规范 。

新闻生产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快,Mitchelstein和Boczkowski(2009)对在线新闻生产的综述就指出,内容生产的时间模式的加快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提出在线新闻瓦解了一天两次的新闻周期,形成了“高速新闻”的优势。 因此,Rosenstiel(2005)认为,这种加速已成为美国当代新闻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Klinenberg(2005)在对一家位于美国芝加哥的都市报“地铁新闻”的研究中发现了“新闻飓风”现象,“总有突发新闻供记者去生产和消费以及需要他们有所反应的主题”。记者们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一直的写,与时间赛跑。”截稿时间不再固定,每日的新闻周期变得更短。为了在短时间填补新闻网页的内容以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竞争,新闻网站的“模仿”(imitation)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现象。虽然看起来记者们更快地生产出了更多的新闻,但原创内容却大大减少了,新闻的同质化日趋严重(Boczkowski,2010:83-115)。

其次,在日渐缩短的新闻周期内,即时性受到了极大追捧,逐渐在在线新闻中享有神话地位(Louisse et al,2012)。很多研究都指出,即时性已经成为在线新闻的一个主要特征。不仅记者把它视为与同行竞争的利器,他们的工作常规多数是围绕即时性而被塑造出来的(Domingo,2008),消费者也把网站持续地更新网页的能力当作选择新闻来源的重要标准(Karlsson,2011)。即时性不是在数字媒体时代才有的概念,新闻工作者一直致力于缩短新闻的发布与使用者的接受之间的时间, 只不过在新技术的介入下,这一过程被大大缩短了。以前电视媒体凭借其技术优势独享着实时直播的特权,但现在不同类型的媒体都在利用互联网尽力达到这种实时报道的效果。Bell(1995)早在90年代中期就指出,新闻组织越来越不重视事件究竟如何发生或为何发生,只是一味地追求时效旨在缩短新闻报道与新闻事件的时间间距。但现在的即时性不只是缩短新闻报道与事件发生的时间间距问题,还强调要缩短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的时间间距,直至二者几乎同步。在新的媒介逻辑下,时间成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Witschge & Nygren,2009)。

研究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比喻来形容媒体对即时性的追逐。如Starkman提出的“仓鼠轮”(hamster wheel),形容当前用越少的资源来提供越多内容的现象。这一比喻甚至获得了FCC的认可,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用了一个正式的词汇“仓鼠化”(hamsterization)来描述滚动的截稿时间和新责任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如学习新任务、利用更快更便宜的分发网络来发布更多的内容。Usher (2014:8-13)在对《纽约时报》的田野观察中更是发现,即时性已经成为在线新闻世界中指导新闻实践的一个新的价值观。时报的记者称之为“fresh”或“freshness”,尽可能地供给足够多的新信息以便迅速和持续地更新网页。新闻组织自身已经成为网络化新闻环境中即时性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对美国都市报的研究后,Usher(2018)更是指出,以往每种媒介都有它们自己的截稿时间及时间感,尽管几乎所有的新闻组织都是由截稿期驱动的,同样在追逐突发新闻,但还拥有不同的时间模式,在特定的时间产出特定的报道。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使用着同样的截稿时间,即“此时此刻”(Now)。

新闻的即时性意味着突发、剧变、不可预测,一旦新信息出现在已知事件中,就必须推出最新的版本,更新报道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Saltzis,2012)。突发新闻成为24小时新闻文化中日趋重要的部分(Lewis & Cushion,2009),并被在线新闻组织常规化(Hartley,2011:73-85)。Usher(2018)解释了美国都市报新闻室重视突发新闻的三个原因:首先是为了增加流量,吸引读者来网站阅读;其次是担心媒体对读者来说变得无关紧要,以致他们离开网站再不回来;第三是希望在同样的截稿时间环境下打败他们的主要对手电视,以此证明他们的专业价值。 Louisse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有三条规则主导着即时性在新闻网站上的体现:第一是,新闻网站上最突出的网页位置要摆放最重要的新闻;第二,新闻网站必须通过持续地发布重要新闻才能在与其他新闻组织的竞争中胜出;第三,新闻网站上最突出的位置并不限定发布某些类型的新闻,而是面向所有能吸引用户的新闻。由于流量对于新闻机构的运作异常重要,运用Web Metrics来监控受众的网络行为已经成为新闻 室中的常见现象:每篇报道有多少人阅读、读者会在每篇报道上花费多长时间、哪些网页可以把读者导向网站主页、当他们离开网站时他们最后看的网页是什么等。这些指标不仅会影响新闻在网页上的布局,而且会对记者的选择、报道和写作产生引导作用,大量迎合受众口味的新闻被生产出来(Tandoc,2015)。

新闻时间性的变化对新闻生产的最终产品也产生了影响。一个主流的看法是,时间压力会对新闻的品质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影响新闻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并服务于民主的能力。因为对新闻周期的要求会导致对时效性、新奇、突发新闻的偏好胜于准确性、多元信源和持久价值。Reich和Godler(2014)的研究就首次系统地尝试研究时间限制对记者的日常惯例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者通过考察记者处理新闻的时间与新闻工作的程度和复杂性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在时间短缺的情况下,新闻工作确实系统性地减少了多样性和交叉核实,而更多地使用公共关系,更少的高级消息来源和普通公民,更少的消息泄露。Saltzis(2012)对英国新闻网站在线更新模式的分析则指出,虽然加快新闻的更新速度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及时的信息,但过于频繁和细微的更新有时令读者都无法察觉。学者们已经发现,对速度的追求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截稿时间”和新闻周期,快速更新的新闻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使得公众难以知晓事件或议题的全貌,进而破坏了新闻业为公众提供全面和丰富信息的功能。当新闻业对速度的竞争日益剧烈时,更可能引发对真实准确这一基本专业准则的放弃。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很多媒体很难坚持在短时间内核实信息。而在对速度的追求下,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高速逻辑又必然混合着或催生了对“新奇”的强调。这些都使得记者往往在未加充分核实的前提下发布报道,有时甚至导致虚假报道(李艳红,2012)。对瑞典和英国两国记者的研究都发现,尽管记者们依然认可核实依然是新闻业的重要规范,但对速度的强调使得规范难以落实(Witschge & Nygren,2009)。

时间一直是影响新闻取舍的重要考量因素,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即使是像报纸这样的有着明确截稿期限的平面媒体,为了获取更快速、多元的新闻信息,也会规定记者可以先于报纸在网络新闻平台发布实时新闻,而且要求实时新闻的发布要比其它网络新闻平台更为快速,以抢发独家新闻或者避免漏稿。对新闻网站来说,时间更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新闻正在走向实时报道为主的阶段。以往的新闻周期变成了不固定的无限制的模式,新闻既有的时间界限被消减。记者的工作原本就涉及到速度、快速决策、仓促和在加速的实时环境中工作等概念(Deuze,2009),而到了数字媒体时代,这种职业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在这个快速而竞争激烈的新闻环境里,任务繁重但人力匮乏,记者始终处在 一种被时间压力逼迫的状态中,陷入所说的“赶工游戏”(布若威,1979/2008:67)中。一项对瑞典记者的调查显示,记者们都变成了“辛勤工作的人”,受访者中的半数每周至少有一天要加班,还有很多人有两到三天要加班。传统媒体的记者一天可以制作2到3条新闻,但是效率最高的在线新闻记者可以达到一天5到10条稿件。这充分证明,互联网及其他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记者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新闻产品的数量。但带来的后果则是,记者开始更多地待在新闻室里,而不再去新闻现场,他们利用其他记者搜集的材料,网上的消息来源以及电话来尽可能快速地制作新闻。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如此之多,令他们也无法离开新闻室。记者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做“正确”的新闻。一条独家新闻在网上发布后,其他媒体很快就能进行追踪报道,哪怕只是多引入了一个消息来源(Usher,2016)。新闻正在变得同质化,减少了多元性。速度压倒了深度,新闻报道的质量不断下滑。新闻权威也通过时间模式和实践来显现,以往记者通过对新闻的最早最快报道建立他们的专业权威,现在继续试图通过对高速新闻的追逐来重塑他们的新闻权威。但这种努力正与即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产生张力,出于这种担忧,近年来一些新闻工作者开始呼吁让新闻慢下来,增强对新闻的深度研究、阐释和脉络,用精心打造的长篇叙事表现出来。在新闻业逐渐陷入危机的时候,一些新闻创业项目开始复兴传统的新闻意识形态,用更耗费时间的调查性报道来探索新闻业的可持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