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又被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2017年5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指出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提出“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由此,汉晋时期开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经由四川与云南、贵州、广西等西部地区连接起来,通过云南西南边疆出境出海,连通了南亚、东南亚地区与国家的交通道路,以“南方丝绸之路”称之已成为共识。
本书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笔者探讨的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以往很多论著或论文中所指称的汉晋时期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西出缅甸至印度的“蜀身毒道”的单一道路,而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视角下,经由中国西南地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使中国从西南边疆方向出境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多条道路组成的交通体系。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体系主干线都是由成都出发,经我国的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边疆地带出境,经由东南亚中南半岛地区的国家,如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或陆路西出缅甸至印度,与南亚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区的古国发生联系,发展经贸往来,甚至还可转经印度北上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西进中亚、欧洲诸国;抑或通过陆路从西南边疆出境后西出南下,深入至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国家内地,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甚至借助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内河抵达通往太平洋或印度洋的港口,如经云南与越南相连的红河水系抵达交趾港(约为今越南北方的海防港)连通太平洋,或经缅甸古代的白古港,通过澜沧江湄公河抵达暹罗港(今泰国曼谷一带)等海港进入印度洋,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互联互通,使南方丝绸之路的交往范围扩大到印度洋、阿拉伯海和东非广大地区。南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在中国历史上跨越两千多年延续至今,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新时代里再造辉煌。
当然,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道路或道路系统有过不同的名称,交通交往的国家范围及道路走向有所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南方丝绸之路”道路体系自其开辟以来,就是多条经由我国西南边疆西出南下至东南亚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陆国家和地区,是可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并列的中国对外交通干线,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承担起历史时期中外交通重任,创造了辉煌,也共同成为我国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基础。基于此,本书论述的不再是单一的西出缅甸至印度的道路,而是从我国西南地区经西南边疆出境出海的中外交通体系“南方丝绸之路”。
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
葛剑雄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等著作。
安介生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出版有《山西移民史》《历史民族地理》等著作。
《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由葛剑雄与安介生两位历史学者合著,用通俗的语言文字,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重要移民事例,勾勒出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展现了移民这一运动对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产生的促进作用,讲述了移民在丰富甚至重塑中华文明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民族心理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
空间·制度·社会:中国古代史地新探
鲁西奇
,1965年生,江苏东海人。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著有《区域历史地理: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封”“疆”“界”的含义为何?
古人对先秦越国的认识来自何处?
秦朝县廷如何运作,其统治下的人民有何种身份?
古代早期的庶民怎样普遍获得姓氏?
……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的代表性论文,分为“空间”“制度”“社会”三部分,着意于从整体上考察中国古代的空间、人群、制度与社会等问题。在“空间”部分,作者考察“封”“疆”“界”的含义,并分析“越”的历史空间内涵。在“制度”部分,作者描绘秦代县级行政机构的总体图景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唐宋时期厢、乡里制度及新县的置立,关注王朝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也在意民间社会自生、内在的制度,诸如中国农田水利规章中体现的民约。在“社会”部分,作者关注被归属于某一阶层的人的生计与身份,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名”与“姓名”,以及秦统治下人民的身份与社会结构。
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