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钩（历史学者，著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重新发现宋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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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会读到：
科举制度之前，魏晋时的阶层固化；
宋朝对科举制有哪些完善与创新；
祁同伟之死、范雨素的感叹，突然兴起了“阶层固化”的讨论。有一篇评论写的可谓一针见血：“你不是反对固化，只是反对自己没有被固化上去。”其实社会给了寒门进阶的通道，是不努力、没有把握住的人在哀叹阶层固化。在中国古代科举制之前，门阀执掌朝纲，非士族子弟难以进阶，那才是阶层固化。
祁同伟吞枪自杀。这位寒门出身的政法系高材生，因为无权无势无靠山，大学毕业后被发落到偏远山区的司法所，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了攀附权贵，以出卖尊严的方式捞取成功，再以成功挽回尊严，梦想胜天半子，最后却落了个全盘皆输。
奸角祁同伟的命运与人生抉择却博得了许多观众的同情与理解，甚至有网友宣称：“
越看越爱祁厅长，一个努力奋斗的男人！贪婪不是他的错，是社会逼出来的。
”
——与其说观众丧失了分辨黑白是非的认知能力，不如说，这其实折射了今日人们对于阶层固化的深切焦虑。
早在《人民的名义》刚刚开播之时，网络上已经出现过一波关于阶层固化的争论，官媒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文章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国家。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的独特现象”，“连刘邦、朱元璋这种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都能做皇帝，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文章举刘邦、朱元璋为例，试图证明社会阶层非固化，这一例证极不妥当。刘朱辈的发迹，不过是乱世中的“时势造英雄”，绝非正常的、可普遍复制的阶层流动范例。
饶是如此，官媒其实并没有欺骗你。平心而论，阶层固化在传统中国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不存在，但这靠的并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改朝换代，而是科举制度。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的两汉，政府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制选拔社会精英。皇帝听说你有才，“征”你来做官；地方高级官员认为你有才，“辟”你为幕僚。
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曾拒绝公府和大将军邓骘的邀请，接受了皇帝的征拜，即是一例（
见《后汉书·张衡传》
）。
但察举制到了东汉末时，已经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一些士子为了出头，不惜矫伪饰行，沽名钓誉，如《后汉书》中记载的许武、赵宣。当时有歌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是“举孝廉”出仕，但囿于当时的局面，开始对这种选官制度发出挑战。他的《求贤令》要求“惟才是举”，不拘道德。儿子曹丕（魏文帝）更进一步，不但废了他老子服侍的汉家王朝，连老子受惠的汉家察举制也一起废除，改为
“九品中正制”，按家世、道德、才能三要素评定人材。
九品中正制到后来，基本上变成了唯血统论。魏晋以后，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门阀子弟充任高官，阶层固化十分严重。
（
进一步阅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
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
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乃是“分科举人”的意思，指一种与两汉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的人才选举制度。
最早推行“分科举人”的时代是隋代。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
但是，这一年的“二科举人”究竟如何进行，史料语焉不详，有没有采取卷面考试的形式，也不得而知。史料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
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考试。但科举制度的完备化、科考取士的鼎盛期，要到宋代才宣告来临。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已经在制度创新上大大前进。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
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保证程序公正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以致存在很多作弊的漏洞。比如唐朝科举允许“公荐”，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宴请主考官——“知贡举”，向他们推荐心仪的进士人选。所以唐时的科举，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着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崔郾读后，也赞许有加。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了吴君，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
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刑事审判中，陪审团一经确定就要与外界隔断，防止被干扰。）
宋太宗时，又创设“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种密封制度保证了考官在评卷时难以徇私。现在的高考沿用的还是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当然，“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作弊，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笔迹或暗记徇私。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每一份考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类似于“机考”。）由此，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
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一切以呈文任去留”，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从中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
推行平权运动，禁止世族与民争利
隋唐之时，门阀制度尚有遗存，政治几乎为世族垄断，社会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门第壁垒。比如世家子弟占有资源与人脉，可以通过“公荐”获得主考官的照顾，因此，寒门子弟借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存在，但不可高估。
赵宋立国后，有意在科举考试中抑制世家子弟。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
“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不得与民争利），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关于这一点，可对比现代教育中的平权主张。
与此同时，宋朝政府还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提供经济资助。单单是赴京赶考的费用就是不小的支出，足以阻断一些寒门子弟的出路。针对这一情况，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
）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助学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延伸阅读：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
）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科举制
扩招，宋朝进士半寒门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
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
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以南宋宝佑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
参见梁庚尧《宋代的社会流动性到底有多大》
）
范仲淹：从孤寒到副宰相
也就是在这种制度保证下，一名宋朝的寒门子弟，才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制度通道，被选拔进政府，乃至晋升为政府领袖——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