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邯郸人何国锋已经在北京待了一年。
在北京，他叫小河。小河留长头发，扎辫子，他的乐队“美好药店”属于独立实验摇滚风格。那时候，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攒了一两万块钱，正准备自己录音——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用水泥和砖头又盖了一个房子，作为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几乎是密闭的。民谣歌手周云蓬进去录音，唱完大汗淋漓，差点缺氧憋死。
那年秋天，张玮玮第一次见到小河。北京蓝岛商城的乐器部门在门口搞促销，找了几支乐队去唱歌，两首歌一百块。张玮玮去唱了，他唱完，小河拎把电吉他上台，背对着人群，一顿啸叫，然后转过头话筒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干什么呀？都回去吧。”
张玮玮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但他弹琴弹得太好了。小河下台在旁边坐着休息，张玮玮走过去问他，你收学生吗？小河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学吉他干吗？”
那个时候，张玮玮正在当小时工。给中介交点钱，中介帮他介绍工作，派给张玮玮的活儿是洗抽油烟机，洗一个挣二十多块，他去洗了两个，放弃了。洗上三个小时，抽油烟机一点没变，还是那样。
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但是心情舒畅。那时候的北京大部分还是北京人，老皇城稳稳当当的样子，后海是纯黑的一片。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就能让他安定下来。
后来张玮玮经常见到小河。美好药店盘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他没事就过去玩。小河弹《柠檬树》，右手一边弹一边打着节奏，张玮玮当时只会扫弦，一看，觉得耳目一新。1999年元旦，张玮玮和一个兰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乱逛，路过利生，看见利生支了个台子，小河和美好药店正在台上演出。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他跟朋友说，牛逼，这么冷还在露天演出——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过完年，张玮玮找了个琴行的工作。当时，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
琴行老板非常喜欢张玮玮。这个小伙子除了弦乐什么乐器都能试，又爱收拾东西，每天早上，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柜台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泡杯茶坐着。老板打算把他培养成琴行经理。
1998年的一个晚上，张玮玮喝醉了，想起了郭龙。他的电话是郭龙妈妈接的，说“龙龙过得一点都不好”。第二天，张玮玮跟郭龙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特别牛逼，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
那两年，张玮玮白天在琴行上班，每周有几个晚上去酒吧里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学生，收入不低，隔一阵能给家里寄点钱。
郭龙来了，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了白银，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其实张玮玮也不喜欢。老板要栽培他，每天定点巡视、训话。他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如果老板有个女儿，他早晚会成上门女婿。在琴行，他全天带着耳机，听祖咒和“子曰”，他觉得压抑。
临近崩溃的时候，张玮玮就骑上自行车，去歌舞团地下室里看野孩子排练。
1997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专场演出。那会儿张玮玮的头发焗成毛栗子的颜色，带着耳环，穿紧身T恤，紧身牛仔裤，牛仔靴上带环，一身杀马特打扮。他们当时认为，摇滚一定得奇装异服，特别颓废，生活作风也是能垮就垮，千万别挺着腰板。听说有两个人用重金属唱“花儿”，他们就去了。
一看之下，野孩子全面彻底地征服了他俩。张佺小索两个人，一个人一件灰T恤，光头，就像两个干活的工人；两把木吉他弹得连勾带甩，和声标准优美。看完演出没有车，张玮玮和郭龙走路几十公里回家，激动地聊了一夜。“好听，牛逼，颠覆。”
一到北京，张玮玮就联系上了野孩子，他们的演出他必到。张佺小索住在地下室，没钱，穿得破破烂烂的自己做着饭，每天定点排练，一周几个晚上去酒吧演出，唱自己的作品，也翻唱外国民歌。跟野孩子待上一会儿，就够张玮玮回去撑一段时间。他常想，真的，人家怎么就抵抗住了？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2000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一个朋友打了一架，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里一顿大骂，骂完走了，没要工资，放那儿的东西也没拿，琴行和那种生活带来的所有压力一泄如注。
第二 天 ，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自此开始早起练琴，中午睡个午觉，下午野孩子排练，他又在自己屋里练琴，晚上，到小索家蹭个饭。他想，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
星海手风琴
有一天，张佺和小索到他屋里转了一圈儿，坐下了。“你会弹键盘吗？”“会啊。”“手风琴会吗？”“会啊！”张玮玮觉得肯定有好事儿。
张佺说，你找一个手风琴，练一首歌，练完咱们试一试，然后给了他一首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张玮玮一晚上就把谱子听写下来给小索看，那时候，他才觉得从小被爸爸逼着学音乐太有用了。
收到爸爸寄来的星海手风琴，张玮玮加入了野孩子。那一天，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白银的自卑、压抑、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巅峰。
他在东直门斜街一个小区租了间地下室，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大家来。每周至少六天，野孩子在这间地下室排练。一稳定下来，他又给郭龙打电话：“这回是真的牛逼了。”
他还是想和郭龙在一起。从在后院郭龙抱着垃圾桶打鼓开始，他一直这样想。哪怕周围再多的朋友，身边没个真的家里人，他觉得不踏实。
郭龙在张玮玮的地下室旁边又租了一间地下室，开始认真练鼓。他也特别喜欢野孩子，那次来，郭龙再也没走。
野孩子乐队，北京河酒吧，2002。
（摄影：封杰西）
2001年，野孩子想有个固定的地方，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用营业收入养活乐队，便在三里屯南街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很小，坐上三桌就算满客。一个2米×1.5米的演出台子，三个人站上去觉得挤。酒吧开业那天，郭龙第一次听到了《黄河谣》。
谁也没想到，河酒吧会一发不可收拾。
郭龙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台。后来小河和万晓利每周三过来演出，郭龙调音，他们一唱，郭龙就抱个鼓在旁边敲着玩，玩着玩着，就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那时候，小河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房住，万晓利有辆国产摩托车，俩人每人再买一套防风护具，冬天穿上大棉袄，裹上围巾，从天通苑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来河酒吧演出。演出完，喝得也差不多了，摩托车扔下，去朋友家睡一觉，第二天再来取。
张玮玮，万晓利，北京河酒吧，2002。
（摄影：anais）
每次来河酒吧，是小河跟万晓利最开心的时候。一周一场演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他们都还有别的演出。别的酒吧有主持人，还有舞蹈、游戏和魔术，经常有客人凑过来“哎这个你会不会唱？”小河说，在河酒吧才是真正表演，因为有人听得懂。
刚到北京的时候，张玮玮只能和熟人聊天，人一多立刻不说话。河酒吧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据点，他在这里认识了此后人生中所有的朋友——西北压抑青年突然变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际花。
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样。鼎盛时期，这里是一所乌托邦。跑场歌手，民谣歌手，拍电影的，乐评人，写诗的，文艺青年，老外，东北旺树村的摇滚青年……全能待得住。后来，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名人也没事就来待着——没人理他们，他们又不玩乐器。在那之前，北京的各个圈子分得特别清楚，各圈之间不来往，树村的摇滚青年认为去三里屯喝酒是耻辱，但就是会凑钱拼着黑车来河酒吧玩。野孩子的气质营造出一种谁都能认可的氛围，让各个旮旯里钻出来的苦逼们突然找到了对方。
酒吧开业没多久，野孩子的作息变成了每天排练完，集体打扫卫生，打扫完在门口喝茶下棋，下完棋， 酒吧开门，然后喝酒，演出，狂欢，直到凌晨三四点。河酒吧有个窗台叫“玮玮台”。不论喝得多醉，张玮玮只要一发现不行了，就直奔那儿一躺，一直躺到醒来。
每周三，张玮玮和小河万晓利演一场即兴。那个时期的即兴，台上全是火花，每个人都是火花，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是排练都排练不出来的、他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的火花。疯狂持续到2002年的夏天，诗人尹丽川将他们推荐给“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沈黎晖来河酒吧看了两次，找人来录音，就有了 《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那是一张充满河酒吧气场的现场专辑，是嗨到极点，自由到极点，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围。
2003年春节，非典来了。非典过后，人心涣散。大家都开始怀疑，即兴音乐那么美好，天天循环着死磕排练，有没有必要？而后，后海一个月内开了十几个酒吧，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
那一年夏天，河酒吧倒闭，野孩子也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