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一、秦穆公

在《礼运大同篇》中，孔子运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他所理解的上古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当时的周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因为此文流传于东周春秋时期，所以后一句的描述肯定不能瞎说。春秋的社会，大概确实是以天下为家，人事组织主要依赖于血缘。贵族的儿子天生就是统治者，平民的儿子天生就是被统治者。

至于此文的前一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然字面上说是上古时代，但其实阐述的是孔子的理想世界，并不见得真实存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实现管理权与受益权的分离。

所谓“选贤与能”，人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怎么选”上面。其实无论是让君主来选也好，还是让人民来选也好。它的目的无非就是把管理权交给别人，并且使得自己的收益增加。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人种其因，自食其果。这才是常理。受益权是管理权的天然衍生品。凭什么别人承担管理，而你享受收益呢？

为了突破这个常理，人类发明了“道义”或者说“契约”的概念来约束自身。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士”阶层。“士为知己者死”。“士”既要执行管理权，也要保证委托者的受益权。不仅“贤”，而且“忠”。从这个角度说，现代的信托责任人、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等等，也都属于“士”。

可是光说没有用。周代的诸侯们可不相信什么道义，也不怎么愿意用“士”。但是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生死存亡的危机日益临近。管理权如果不加以改革，受益权同样保不住。这才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改变想法，认真考虑“君”与“士”契约合作的问题。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诸侯之中最肯打破陈规的，是当时比较弱小的秦国。秦国的国君秦穆公，以用“士”闻名。他曾经把楚国一个叫“百里奚”的奴隶买回来，委任为上大夫。这在讲究贵族血统的周代，可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当然后来“百里奚”也不负使命，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件事情的过程还有点曲折。秦穆公特地假装成很随便的样子，命人拿五张羊皮去把“百里奚”给换回来。赎金还不能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多了，楚国就会发现这个人价值不一般，就不会放行，说不定还要抢先重用，或者干脆杀死他。

这个典故说明，当时的诸侯其实都已经明白，“士”的作用很大，相当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观念，相比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诸侯之中最能用“士”的，还是要数秦国。这是因为秦国建国最晚，发展最快，贵族势力的发育最不充分，所以才最有容纳新生力量的空间。

秦穆公的后代秦孝公，曾经发布过一道著名的《求贤令》，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就是典型的招股契约了。商鞅本来是卫国的“士”，就是被这个契约吸引到了秦国。后来商鞅设计出了军功爵制，把整个贵族政治的根基都连锅端了。任何人，只要有战功，就可以封爵。明码标价，不附加任何条件。这又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创举。

秦孝公的后代秦始皇，发现有人利用秦国的用“士”机制，安插间谍祸害秦国。于是他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求别国的“士”退出秦国。这时楚国的“士”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令》上书劝谏。《谏逐客令》开篇第一句说的就是秦穆公招募贤才的事情，提醒秦始皇勿忘契约。秦始皇看完之后幡然醒悟，立即收回成命。这一桩故事，更成了“君”与“士”之间互动的佳话。

秦始皇席卷天下的背后，是“君士契约”的胜利，是管理权与受益权的充分分离，更是“士”阶层的崛起。从此以后，如何选“士”，如何用“士”，就成了中国政治中的头等大事。

二、汉武帝

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隔绝血缘，以天下为郡县，然而社会政治演进的过程却拒绝“快进”。所以汉代初年做了一次退步，实施同姓分封。后来才有了汉武帝削藩之事。但是直到汉末三国时期，还有刘表、刘璋这样的“汉室宗亲”割据一方。可见有汉一代，政治制度受到分封制的影响始终很大。

汉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组织结构上非常相似。中央有皇帝，地方有太守。中央有丞相，地方有州丞。中央有户、法、兵等曹，地方也有完全对应的各个部门。每一个地方政府，几乎都是一个缩小版本的中央政府。

汉代奉行“无为而治”，各个地方高度自治。从汉高祖到汉景帝之间的 60 多年，从皇帝下达到郡县一级的诏书，不过数十份而已。因此每一个郡，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与先秦诸侯国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中央政府有权掌握州牧、太守和县令的任命。中央只管行政一把手。这些一把手则可以自行“组阁”搭班子，甚至有权决定附属官员的生杀予夺。这就是辟署制。

在这样一种高度分权的制度下，汉代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理的官员，不到全国官员总数的 10% 。绝大多数的官员，只知有太守，不知有中央，更不知有皇帝。反过来说，中央也不知道他们。政令大都出自地方，执行也在地方，效果好坏，水平高低，中央完全无法品评。

这样就造成一个大问题：官员的晋升机制被隔断了。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内部晋升都必须是最主要的人才来源。一方面，实际业绩的说服力是任何选拔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保持晋升通道畅通也是组织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

为了给予官僚组织适当的流动性，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不断下诏要求各地举荐人才。到汉武帝时，察举制正式建立。各郡根据人口多少，每年固定向中央推荐 1 到 3 人不等。每年全国大约不到百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察举制的目的性很强，对人才的年龄和资历都有具体要求。如果符合要求则通常不会被拒绝。而且察举成功之后，授予的官职一般都是县令之类的地方实权。所以察举制对汉代政治还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根据汉代的分权制度，皇帝与太守之间，太守与“士”之间，都是典型的“君士契约”关系。但是在皇帝与“士”之间，则完全不存在这种契约。如果有契约，那就好办，论功行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没有契约，皇帝也没有理由因为官员扶佐太守有功而奖励他。那么 在实行察举时， 选拔标准怎么设立？汉武帝规定，以通晓《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标准。

几乎与汉武帝同一时代，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曾经做过类似思考。他反对各种政治交易，也反对民主选举，认为这些措施都无法避免愚蠢。所以他在《理想国》中提出，应当以哲学家为王，管理众生。在“从贤”而不“从众”这一点上，柏氏与汉武帝略同，但是他没有提出哲学家的具体标准，而汉武帝提出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标准被提出来都免不了惹上千古褒贬。这里我们姑且存而不议。

在今天的西方政治中，各种契约和交易是所有事情的逻辑起点。在竞选的过程中，政客会对选民做出若干条具体承诺。在当选之前，竞选团队内部必须商量好当选之后的岗位分配。在当选之后，党派之间还要就席位和法案进行纵横捭阖。如此循环不息。

但是在汉代的中国，人民经过了春秋战国的千年战乱，对大统一政府的合法性是自动默认的。所以皇帝只需要根据“君士契约”，对开国功臣做一次性的权力分配。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新老更替出来的权力，都是自然归属于皇帝的，皇帝不需要为此奖赏任何人。换言之，这是中国特有的“统一”红利。

更深刻的区别在于，传统西方政治理论假设人对权力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这个假设 显然 不适用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欧洲的领主、国王以及教皇。边际上的权力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效用了，所以他们很愿意拿出一部分权力来追求纯粹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一种“凭读书写作来分配权力”的制度，会在中国实行 2000 年之久。

三、曹操

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安排的是上等高官。秦孝公任用商鞅，更是直接给他当了丞相。汉武帝推行察举制，也是为了提拔县一级的行政长官。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在三国时代更是登峰造极。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可谓众所周知。虽然其中有许多小说杜撰的成份，但是诸葛亮承蒙知遇之恩，被迅速提拔，位极人臣，这倒也是事实。另一位英雄，曹操，则发布过一道震烁古今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在这道政令中，他竟然明确要求各地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用语坦白，毫无忌惮，堪称空前绝后。

曹操为什么要做此惊人之语？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本人性格豪放，有话直说。其次，此令发布于 217 年，当时赤壁之战已经过去 9 年。三分天下的格局大致确定。既仁且孝，还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基本上已经被瓜分完毕。但是战争压力仍在，所以德、才两条标准里必须放弃一条。那么他宁可放弃道德要求，也要强调实用主义。

如果再追究一层，那么就会发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其实是曹操的一贯风格。贾诩、许攸等文官，曹洪、于禁等武将，都在道德方面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仍然大胆委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因此，上述命令的说法，其实只是这种风格的自然流露罢了。

那么这道命令的效果如何呢？查阅史籍，似乎曹操无甚收获。三年之后， 220 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在当年就发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在全国各地设置“中正”官，给人才评级，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称为“九品中正制”。

仅从形式上看，量化考评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人才数量太多，考评的范围如何划定？还是得由各地推荐出一个备选库来。所以九品中正制只能与察举制配合使用。更核心的问题是，考评的标准是什么？曹丕规定了两条，首先是家世，其次是行状。也就是说，家庭出身第一，个人品行第二。

前后三年，曹氏父子的两条政令，似乎完全背道而驰。其实也不尽然。曹操是才能第一，道德第二。曹丕是出身第一，道德第二。总之，道德都是第二位的。两者的异同，关键在于才能与出身的相关性上。

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是细究起来，他所用之人大多还是士族出身。荀彧、夏侯惇出身京城名门，郭嘉、曹仁来自地方豪族。真正农民、商贩出身的没有几个。换句话说，无论是文是武，都得读了书才有战斗力。而在当时，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读书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非士族豪门是不可能供养得起的。

三国时代的战争，早已不像春秋时代那样古朴。胜利不可能再像曹恺论战“一鼓作气”那样轻易。失败也不可能再像宋襄公“渡半而击”那样滑稽。当年孙武百战不殆，史称兵圣。他的知识哪里来的呢？ 8 代军事世家积累下来的。随着《孙子兵法》流传于世，这些的知识便与天下士族共享了。反过来说，寒门子弟如果不能继承这些知识宝藏，全凭自己从头摸索，想要有所成就实在难于登天。

曹丕之所以实行“九品中正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拉拢名门望族，为自己篡位做准备。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社会的现实，治国用兵之术已经高度专业化，而且这些专业知识又被士族所垄断。那么这样的妥协又是可以理解的。曹氏父子二人的用人之术，差别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当然，曹丕的内心对这样的妥协未必服气。假如给他一个汉武帝那样的大统一王朝作为平台，他是否还会允许这些士族做大呢？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从汉末到隋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将近 400 年的国家分裂，战乱连绵，人口损失超过 70% 。

不过曹丕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从隋唐开始，军事力量就被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唐有节度使，宋有枢密院，明有都督府，清有军机处。这些机构全都直属皇帝，不属宰相。“君士契约”的内容等于是做了一次大改。后世的权臣名相，即使如王安石、张居正，也不能染指军权。隋唐之后，像管仲、田单、诸葛亮、司马懿那样出将入相，军政大权一手抓的人物，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正是在这样文武分流的大背景下，行政官员的才能攀比愈发倾向于“诗书文章”。到了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四、唐太宗

两汉吏治，历代称美。它的好处在于委任。中央无为而治，地方灵活机动。但是要比逻辑清晰，结构严密，那还得数唐代制度。《汉书》中的汉代官制，只是记录官员的官职名称，机构本身并没有地位。比如光禄勋，这是一个官名，他管什么事我们知道。但是他所属机构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唐书》则是先列出机构名称，比如某省某寺，然后才是官员官职。这意味着任何行政上的权力义务，都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机构法人。官员只是因为在机构中供职，所以代为行使而已。

如果考查唐代文物中的公文和抄件，很容易发现主办官员的头衔和署名，以及一连串的副署官员。而在汉代公文中，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唐代还有著名的三司制度，规定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这在汉代更是不可能的。以上事实都说明，唐代官员必须首先服从于一套既定的规则，而不是仅仅是解决问题。事在制度，而不在人。换言之，唐代政治已经有了相当的“法治”成份。

唐代政治“法治化”的基础，是辟署制的萎缩。在汉代，地方长官可以自行任免下属官员。但是在唐代，九品之内所有官员的委任，都必须出自中央。这样一来，所有官员的工作，也都必须直接向中央负责。

全国官员的考评任免，全都归入吏部，这可是一桩难事。为此唐代的制度设计者们没少费功夫。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怎么设计也无法回避。那就是唐代国土辽阔，机构庞大，层级自然很多，人才辗转晋级的速度就变得很慢。如果要为中央政府选拔年富力强的干将，就必须得在吏部体制之外，另辟一条快车道才行。

汉代的察举制，在隋代便已恢复。后来又逐渐淡化其它推荐理由，强化考试要求，把选拔标准统一到以“五经”为核心的考试上面。唐太宗时期，这一制度被正式确立为吏部官员选拔的补充措施，称为科举制。

唐代的科举，与其说是像高考，不如说是像 CPA 、 CFA 这样的资格考试。许多已经有相当品级的官员，也去参加科举。而且考完了明经科，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古代经典。还要再考进士科，证明自己的诗赋文采。有了这些资格，再去参加吏部官员的选拔，就会被另眼相看，很容易飞黄腾达。唐代一半以上的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完全是平民，当然也可以参加科举。但是即使进士及第了，也只能得一个 8 品或者 9 品的小官，而且经常还是驻京无实权的。相比之下，汉代察举制任命一个县令，至少也相当于唐代的 7 品官员，还掌权。当然，即使只是 9 品，也足够吸引一大批学子趋之若鹜了。

唐代的科举，还保留着许多察举的特征。比如说行卷和通榜制度。所谓行卷，就是把自己的诗书文章送给达官贵人阅读，博得他们的推荐。所谓通榜，就是在评卷甚至考试之前，就开始讨论榜单名次，保证社会声誉卓著的人物直接入选。

从原理上说，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是有道理的。现代最发达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而且文学作品的质量不易比较，一考定终身也确实不尽合理。但是唐代科举也有一些奇事。比如说诗圣杜甫，居然行卷多年都没有获得推荐。再比如写出《阿房宫赋》的杜牧，在通榜时竟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