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城市规划要尊重人的尺度，帮助没有条件的人得到条件

内容来源：澎湃新闻请讲栏目 / 记者：康宁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什么呢？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因为人有自己的本质。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基本属性和偶有属性，每个人都有不同，这是人的偶有属性。就像“白马非马”这句话中，“白”是偶有属性，“马”是基本属性，把所有外在的东西拿掉，留下来的就是基本属性。 按照人的基本属性来做我们的城镇化规划，就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城市作为一种现象、生产生活的模式，具体表现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等等，但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应该可以理解为两种： 一是现象跟现象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现象的本质，或者说是意义 。

过去30多年，中国城市的建设面积在不断增长。同期，小汽车的使用量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都是现象。如果我说，小汽车使用增加是城市面积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相信大多数人都同意两者有些因果关联。但假如我指出，在同期内城市居民使用电冰箱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而断论电冰箱使用增加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原因，相信同意我的人不多。

可他们都是现象，数据也一一对应，但为什么我们接受一个是城市规模增长的成因，但却否定另一个呢？因为我们知道 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事物的表面下还有其真相 。这其中的道理是真相，这是定性的，而小汽车数量增长是定量的东西。定性指导定量，而通过定量来检验定性。

为什么认为小汽车的增加带来城市的扩散是合理的呢？ 小汽车增加了交通可达性，且城市外围的价格便宜，人们又追求更大的空间，那么交通可达性就带来了了城市向外扩散。 如果能找到电冰箱和城市扩散的联系，也可以做类似研究。

某一个城市的规划带来某些经济现象，某些经济现象又带来某些社会现象。 如果能搞清楚这个逻辑，思路就不会乱了。比如，政府要维修郊区的住房，维修之后，住房租金提高，住户无法承受之后的租金就搬出来了，而有钱人住了进来，这就是我们讲的绅士化运动。

城镇是现象，其本质是聚居，以此来提升在空间上的接触机会。 城镇化则是创造聚居，通过聚居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使人变得更好。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本质事实上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Men come to city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live well” （“城邦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这里有公民治理的意味，人们发现住在城市里更好，因为留在城市中有了更多的空间上的接触机会。 而幸福就是要生活得像人，因此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使我们生活得更像人 。

那么怎么去理解生活得“更像人”呢？人是理性的动物，“更像人”就是更适合我们的“理性”和“物性”。“以人为本”是以适合人的理性与物性为基本原则，而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通过适合人理性与物性的聚居模式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以满足人的理性与物性需求。

十三世纪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对自然之法的研究中指出：万物求存，万物都是按它的本质而存在；动物求存，求延续；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人当然也要求存、求延续，并且求共存。 人的理性是自然之法 ，自然之法是不能改变的，顺天者兴，逆天者亡。就像因为地心引力的存在，如果一个人从12楼跳下去，很大概率会被摔死，这是自然定律，人的选择只在于跳还是不跳。

同理， 自存与共存的平衡也是自然之法 ，这是不能改变的，面对自然之法，人的选择是遵循它来做事还是违背它。自存指的是按照自己的本质生存，共存则是指别人按照他的本质和我一起生存。人与人之间是有自存和共存平衡的。

举一个例子，一位爸爸和孩子，两个人自存又共存。爸爸是爸爸，不是孩子的仆人或朋友，他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个角色来与其共存，爱他不能与爱别人的孩子一样。相对而言，孩子作为孩子自存，他把爸爸作为爸爸来共存。因此，懂得与孩子共存的爸爸应该是把孩子需要的东西给他，而不是给孩子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假如爸爸不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孩子要什么他都买给他，这么一来，爸爸和孩子的关系就变成了主人和宠物的关系。当有一天，爸爸决定不再给孩子买东西了，孩子就会马上翻脸，因为父子自存与共存的平衡被破坏了。

那怎样才是最好的平衡呢？ 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而自存则是共存的最佳标准。 因为如果大家共存的话，自存的空间和机会就大了。那么，应当如何与人共存呢？我觉得，你怎么样自存，就应该怎么样与人共存，简单来说，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

例如做城市规划，可以要求开发商在提方案时要提出：“假如你是周边的居民，你对噪音、尘埃、交通拥塞等的承受力是多少”，让别人知道你开发的底线。老百姓要是反对开发，也要提出： “你如果是土地开发者，你认为最小的开发强度是多少”。开发商可以说无限，反对者可以说0。但如果这样，他们的公信度自然就低了，博弈的力度就差了。

那么， 研究城市最好的指标应该怎样做呢？ 比如，小学校区的半径为多大最合适。典型的调查是去问家长： “你认为孩子步行上学多远的距离是‘最理想’的？”也许多数家长会说，最好为0公里。同样，假如你问校方“理想”的校区半径是多少。它可能会说越大越好，因为半径越大，学生来源越大。他们的回答都是从自存的角度出发。

但如果你问家长：“如果考虑自己的孩子、其他家长的孩子也要上学，你认为‘合理’的距离是多远呢？”他们也许会说，四分之一到半公里。同样，问校方：“如果你考虑到校方的需要与家长和孩子的需要，你认为‘合理’的距离应该是多远？”他们也许会回答，半公里到四分之三公里。 这里的合理绝不是理想的值，半公里就是这两类答案中“合理”距离交叉的值，可以达到最大的共识，这比0公里和1公里的博弈更有意义。 由此可见，假如把门打开，人自然会考虑自存与共存的平衡。

人其实有一种天然的利他倾向。 假如你站在河边，河中间有个人在挣扎，眼看马上要淹死了，此时，你身边有个人跳下水游泳去救他，你会觉得对方很了不起。那为什么你会认为他奋不顾身地救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呢？因为在危难时刻，救人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共鸣。共鸣是因为心中的东西与看见的东西一致了。 所以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我们不仅仅是自私的动物，而是自存与共存都有的。

人的物性是指人以他的官能感觉、经验去衡量他的物质环境。 从古至今，从城市中心的半径就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花费45到60分钟所能到达的距离，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则会有另外一个中心出现，也可以理解为将会有另外一个聚居点出现。 举个例子，在距离现有的商场路程超过1小时的地方，一定会被认为那里存在一个好的商业机会，可以再盖一个商场，其根源是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我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我的材料就是在城市中居住、生产、生活的人，我专注于他们，思考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开始探索“城市人”的理念。 例如，我们按每平方公里5000至10000人来计算，从人的理性和物性两方面来考虑，在这个范围中，“上情可以下达，下情可以上达”。从人物性的角度讲，城市规模太大，就太远了；太小，则没有规模效应，没有足够的能力。因此， 我认为一个城市，或应该说一个“聚居点”，不论多大、多小，大约20万到30万人左右是最好的，从人的理性和物性两方面考虑都是最合适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