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2017年的此刻——当我提到“同性恋”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什么？Ta们是什么样的人？问题甚至可以是，ta们是和其他人（直人）一样的“人”吗？我提这个问题或许奇怪，或许在当下的中国，它依旧未能引起人们对此真正地注意，而在另一些——对于同志群体生存充满威胁——的国家与地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潜藏在那些偏见、暴力和虐杀的阴影里，有时候甚至不是需要思考而是真切面对的。
朱迪斯.巴特勒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从她于上世纪末所写的《性别麻烦》开始，她在讨论我们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时，意识到了存在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建构权力。于是，从这个世纪初，巴特勒的研究明显转向，通过讨论美国9.11及其之后美国对于他国的报复性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性结果，巴特勒指出了存在于战争中的对于“人”的规范框架权力，即我们传统的战争是通过建构一批“他者”和“非人”来进行的。对于我方而言，敌人被建构为“非我”，所以杀死他，往往就不必承担杀人的罪过和道德危机。
提起这些，是为了给我们接下来关于酷儿群体（有时我会混用同志群体这个称谓）在性别气质问题上的模仿、改写和再生产讨论建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随着当下西方诸国对于同志权益保护越来越深入，同志这一群体也渐渐开始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我们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笼统的“西方诸国”，因为对于非洲、亚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对此依旧高压——我们只要稍微留意相关新闻，关于对同志群体的偏见、迫害和谋杀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这些对我们而言，或许是天方夜谭，但对于生活在牙买加、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同志而言，却就是再真实不过的每日生活。这里有一个再简单不过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实许多人或许都在心底想过，但似乎很少人真正地把它说出口，即：“我们为什么讨厌/仇恨同志（这里的同志可以笼统的代替LGBTQ，或用酷儿（Queer）这个统称来代替）？”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由此每个人都能立即给出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我们能稍微注意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其背后其实也都有着一条十分清晰明白的理由，即“因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理由，却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理由，因为由于我们人类本身的社会公共性，而导致我们其实不可能成为如自由主义所谓的“原子化”个人，
我们总是——无论情愿与否——处于社会之中，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这种关系是无法真正切断的。我不是独自一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总有他人的出现，与我同在。在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西方建构了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通过把“他者”的客体化，已达到建构“我”的自我主体同一性目的。以上是对西方基础形而上学中的主体论最粗略地简介，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如此。
黑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似乎就耗尽了所有可能，而面临被批判和解体的困境，也由此进入现代西方哲学阶段。但也正是在黑格尔这里，他为其后讨论主客体的哲学家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在《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发现在黑格尔那里，“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分裂产物，而后者最终会发现那个“他者”就是自己，由此通过对“他者”的扬弃而达到对于自己通往理性的道路。而黑格尔在讨论“另一个意识”的时候，他也发现它就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他者”所可能存在的自为和独立性。从这里开始，其后的哲学家（从尼采、海德格尔到阿多诺、福柯和当下的巴特勒）都开始关注客体“他者”的状况，从而探索另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