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年华，钟灵毓秀。
70余载栉风沐雨，一代代西政之师，处江湖之远，得学问之先，穷学术之浩瀚，育时代之英才。一代代西政之师立德修身、潜心治学，为“国之大者”挺膺担当，奠定了西政在中国法学教育科研领域的根基；一代代西政之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中国培养法治专门人才30余万人，书写了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汇聚成一部与法治中国同向同行的西政史，可称之为“西政大先生”。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1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致信教师代表提出“教育家精神”1周年，我们以“西政大先生”为主题，特别策划系
列人物故事，向那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西政大先生”们致敬！
本期让
我们跟随04级校友刘婷婷，走进
当代著名
法制史学家张警先生，一
同回顾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感悟他的卓越贡献和教育风范。
张警（1915—2003），字怀严，浙江余杭人，当代著名法律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2年毕业于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51年任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到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曾任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高校副教授、教授职称评定法学学科审委会副组长、中国法制史学会顾问、重庆市政协委员。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出席全国群英会，成为
西南政法大学第一位出席全国群英会
的先进代表，1986年又出席全国司法系统英模会，被授予二级英模荣誉称号。1980年起担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合编，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法制史》（主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晋书刑法志）注释》等。发表了《关于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社会主义法治是真正的法制》（《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引文真伪析疑》（《法学研究》1983年6期，获198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论文。
一生淡泊名利，爱憎分明，从不趋炎附势。先生的高风亮节，如清风明月，为后人所追慕。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实在令人神往。想起要写纪念张警先生的文章，内心不禁感动，先生一生一派隐士风范，不喜欢虚浮之事、之物。我想用先生传为佳话的事迹说话，简简单单叙述事实，以表达西政学子对先生的思念与敬仰之情。
先生1942年毕业于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解放初即成为国内自己培养而非吃洋面包出身的政治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被迫于1976年退休回浙江余杭县家乡赋闲。1977年杭州大学创办法律系，请先生出山执教，当时西南政法学院复办请他回校的信函亦到，先生毅然放弃杭大优越的环境，立即回校投入复办工作。当时我校的办学条件被学生戏称“稀烂”。1979年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如获新生，激发了先生继续为法学教育贡献余力的热情。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诸多事迹传为美谈。
先生美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工资一直是高教四级，组织上拟调其为三级时被先生谢绝，先生的肺腑之言是：“我当年拿四级工资时，正年富力强，课讲授得也多，而那时我就觉得党给予自己的远远超过我的贡献；现在我的年纪大了，贡献已不及当年，不能再多拿工资了。”
先生美事之二：先生一生没有子女，老伴常年患病，家中困难重重而坦然视之，从未向组织上叫过苦或耽误教学。先生说：“谁家还没有一点具体问题啊，如果都把矛盾上交给组织，那怎能受得了？”学校领导多次派专人照料先生的起居作息，亦被婉言谢绝。隐身陈旧狭小的陋室潜心学术，学校分配给他一套新居室，他执意不搬，大度地让给住房困难大的同志。
美事之三：先生在弥留之际，
将一生视为珍宝的藏书，全部捐赠给我校图书馆
，无私地惠及后人。2003年8月11日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8岁。先生高风亮节的一生，言行之中的大公无私，对后辈实乃一种精神鼓励。
先生治学严谨，熟读中外经典，《尚书》、四书等倒背如流，却惜墨如金。先生常说：“
我这个人有个脾气，要么不写，要写就尽量写好
。”先生言行如一，治学之严谨，令人叹服。运用最新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筛选散见于大量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系统地阐述了夏商西周奴隶制的实质、特点及发展演变的过程。确认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奴隶制国家的习惯法。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证实明代董说在《七国考》中引自《桓子新论》的《法经》一条并非赝品；并以确凿证据论证了《桓子新论》在明末清初尚未出书，从而推翻了该书在南宋已失传的旧说。退休后经反复修改才出版《（晋书刑法志）注释》，乃传世之佳典也。
1980年上半年，先生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委托，撰写中国法制史方面的词条。先生如一位接受为国出征的光荣任务的忠诚战士，心情格外振奋。他想：我国能出版这套极为重要的工具书，不正说明我国法苑复苏后的一派繁荣昌盛景象吗？虽说让自己撰写的仅仅是几个词条，与大百科全书洋洋万言相比可谓“若九牛之一毛”，但是一字千钧重，要对党和人民、对子孙万代负责。我们能想象先生撰写“赦免”“巫蛊”“赎免”“伤害”等词条的情景吗？在资料极度匮乏，难于注疏的情况下，他废寝忘食，有时为了一个字从午夜推敲到天明。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先生将孟轲之言视为座右铭，视学生为亲人和挚友，谆谆善诱。每次授课前必详细备课、编写教案；带研究生时，不论学生多寡，都站在讲台上讲授，一丝不苟；课后对学生的作业，字斟句酌，工工整整地批上自己的具体意见。怀效锋、江必新、叶峰、莫家齐、吕志兴等均出自先生门下。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园丁，的确没有超人之处，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
这是先生对自己一生事业的谦虚定位，那么质朴、磊落。
种明钊先生曾回忆道，他学生时代，特别敬仰张警老师。“他每次上课都是只带两支粉笔，我一直以为他没有备课，后来才知道，他是上课之前就已经把讲义熟悉得倒背如流。”1956年教改时，曾展览过先生的讲稿，一本合页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工整秀丽，一丝不苟，参观的师生无不叹服。“他对名利之淡泊、治学之严谨、待人之诚挚、生活之朴素都是十分罕见的……”先生于1986年出席了全国司法系统的英模会，会上被授予二级英模称号，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在大会的报告中对先生的先进事迹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肯定。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激情满怀地说：
“现在是我国建国后最好时期，我要老当益壮，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美好的政法教育事业，死而后已。”
这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毕生奉献给法学事业。
俞荣根先生曾在悼念林向荣先生的《西政君子》一文中说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的老前辈杨景凡、张警、林向荣三先生带出了一种风气：“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重德爱才的价值取向；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创新、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精神；师生间亲如父母兄弟、相敬如知己朋友的团队氛围”。他们是西政精神的最初缔造者，他们与西政精神那么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在我们怀念他们，回顾历史时，希望我们能将“西政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