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颁布诏令“置五经博士”，自此开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官方出列经目、主导经学和文化思想的时代。不过就当时而言，这一事件的意义并未被人们深刻意识到。此后，随着儒学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占据文化权力核心，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扩大、经学制度化、教育下沉背景下，经过儒生对于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这一事件的反复叙述与阐发，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才得以确认和凸显。对于《周易》而言，被立为学官，则是历史性的突破。
“置五经博士”一事，在《汉书·百官公卿表》、荀悦《汉纪》等文献里言为“初置”，虽明确了五经博士制度形成的起点，但叙述不够清晰，留下诸多疑点。
首先，博士制度由来已久，战国与秦朝时已设博士。西汉初期，刘邦袭用秦朝博士制度，然规模已不如秦，见于记载者唯叔孙通、随何两人。汉惠帝四年，政府除挟书律，高后元年除妖言令。《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说孝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盖于文帝时，博士设置招揽众学，且较为宽泛，故清人姚振宗言“文景时亦尝有法家、名家、道家博士也”（姚振宗，第2页）。武帝所“置五经博士”，从博士制度而言，是对秦代政治制度的沿用。
其次，经学博士是否也是“初置”，以及是何种类型的“初置”，在学术界存在争议。王国维认为文帝时存在“专经博士”，只是“五经”之称是从武帝开始的，“考文、景时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公，如辕固，如韩婴，皆《诗》博士；如胡母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是专经博士，文、景时已有之。但未备五经，而复有传、记博士。故班固言置五经博士自汉武帝始也”，“则武帝所新置者，《易》与《礼》而已。《易》之有博士，始于田王孙，在武帝时”。（《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108页）张汉东认为“汉文帝设置了诸子专书博士与儒家的专经博士”（张汉东，第412页），他指出这一时期儒家核心典籍尚未形成固定的经目，就《史记·封禅书》载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可知“在当时，无论文字的还是儒家头脑中的‘六经’，均残缺不全，与其说刺‘六经’，毋宁说刺传记”（同上，第413页）。并且，所谓“专经博士”，本质上是“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专书博士”，《汉书·翟酺传》所载“孝文帝始置一经博士”是指“专治一经的博士，非指仅设某一经博士”（张汉东，第413页）。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有不同的说法，“盖申公之俦其前为博士，乃以‘通古今’，非以其‘专经’”，而“以专经为博士自武帝始”，强调“固不得谓武帝乃继文帝之一经而增成五经也”，所谓“传记博士”只是因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世因名之曰‘诸子传记博士’”。（参见钱穆，第198页）程苏东认为钱穆关于“传记博士”出于“后世”追叙的说法颇可采信，并结合史书缺乏记载、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博士仅具官待问等，指出武帝“置五经博士”前经学尚未建立，亦未建立“官定经目”，“六艺不张，五经未立，经学建立前夜的名儒耆宿只能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师学的建立或传承上”。（参见程苏东，第140-141页）由此可以看出，武帝之前，《周易》没有所谓专经博士，可能也没有传记博士，亦无以《易》居显要之位者，“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易经》的地位并不显耀。而文景时已有治《尚书》《诗》《春秋》等经为博士者”（张文智，第36页）。
再次，置五经博士时何人为第一位《易经》博士也存歧见，争议主要围绕杨何与田王孙二人。司马迁载“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儒林传》）。又称“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由是足见杨何易学在当时影响甚大，古今皆多有学者据此认为杨氏为首任《易经》博士。《汉书·儒林传》载：“田王孙为博士。”这是史书中关于最早《易经》博士的记载，很多学者将田王孙作为第一位《易经》博士，如前文王国维所论。相比之下，《史记》《汉书》都没有关于杨何为第一位《易经》博士的直接记载，且元光元年（前134年）已是置五经博士后数年，而从司马迁对田何至杨何传《易》的记载来看，易学仿佛是“一脉单传”，且杨何传人不明，与其官学地位难以并论。程苏东就相关史料和学界意见提出辩驳，应予重视，他认为“从现存史料看来，田王孙大概是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的首任《易》博士”（程苏东，第175页）。
由此可见，“置五经博士”在当时的政治效应并不突出，《易经》博士初置前后发生的事情更为模糊。这就要从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历史，来理解并考察《史记》《汉书》的记载差异及经典、经学的播迁变革。汉武帝登基之初，即于建元元年（前140年）诏举贤良、诏用儒生、议明堂，触犯了爱好黄老之言的窦太后，这很快就在建元二年遭受阻挠和打击。“置五经博士”时，窦太后权威仍在，博士仍为留备咨询而设，并无实质变化。这项举措在当时影响有限，故而《史记》也没留下直接的文字，而《汉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则以浓重的笔墨，力图纠正司马迁的说法。《汉书》对田王孙以后的传《易》系统记载较为明确，施、孟、梁丘、京先后成为博士，影响巨大，被视为西汉中后期的易学主干。从《汉书》《史记》关于田、杨易学记载的差异上，可以窥探《周易》经典经学化的历史过渡。《汉书·儒林传》载：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比较而言，《汉书》比《史记》增加了对人物、著作的记录，并与司马迁所言易学本之“杨何”说法不同，认为“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单就“要言”《易》者本之“杨何之家”或“田何”来看，可能二者只是所指不同，司马迁之“要”主要指当时易学影响最著者杨何，且有某“家”之意识，而班固之“要”在溯源始祖，彼时东汉已无必要称本之某“家”。不过，班固否定司马迁的意味更明显，他交代了田何的生平信息，在田何的第一代弟子中增加了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三人及著述，且更为突出丁宽之学，视丁氏及其支裔为主流，故而为之颇费笔墨，于杨何及其传人则记录甚少，且将京氏学生梁丘贺纳入丁宽-田王孙一系。《汉书·儒林传》云：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司马迁和班固关于杨何与丁宽所载不同，既可作为补充，又反映了对易学传承发展历史的认知差异。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生前撰《汉书》，未完成八表及《天文志》而卒。《汉书》上载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虽然在撰写过程中必定有整合与梳理，但毕竟去古未远，史书纂集甚精，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西汉历史和易学变迁。在班固看来，丁宽既是田何第一代弟子，且学思敏捷、兼通今古文、门徒出众、事功显著。丁宽不仅有《丁氏易传》，其《易说》引领汉代章句之风，可说丁氏是传记之学与创制易学章句的大家。丁宽门徒亦众，授田王孙，田王孙在武帝时曾立为博士，其后学施雠、孟喜、梁丘贺均有很大影响，“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汉书·儒林传》），也即“《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汉书·艺文志》），最终奠定了《周易》的学官地位、学问范式。
以上所举关于五经博士“初置”、围绕《易经》博士的争议、西汉易学源流记载的差异，均折射出《周易》经典化、经学化过程中的模糊性和过渡性特征。武帝置五经博士诏颁布，在当时仍有来自窦太后及其政治势力的阻力，诏书是否很快落实、博士人选是否很快确定，均是存疑的，换句话说，《易》博士确定时间也可能被延后。史书关于杨何的官履记载多于田王孙，其出仕时间或许更早，官秩学问影响更大，所以杨何可能先为《易经》博士，而后升到官秩更高的中大夫或太中大夫。再看田王孙，其活动时间与杨何相近或略晚，田氏后学兴起在武帝以后，而杨何又因易学影响和官声较高，加之武帝初期博士影响力有限，即便初置五经博士时所立的是田王孙，或田王孙为第一位《易经》博士，但于时未显，司马迁没有予以充分关注，并且司马迁并非不知当时传《易》者多家，其“偏爱”杨何也是经过比较、选择之后的结果。《汉书》回溯源流时亦未明确田王孙是第一位《易经》博士，并且丁宽至田王孙尽管学脉发展较好，但官秩、地位不能与杨何及其学生京房相比。关于杨何、田王孙的争议，还需留待更多史料发现，方能得出确凿的结论。有关《易》博士之初立的争议，反映当时尊儒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正如沈文倬指出，“说起来武帝‘独尊儒术’是一代盛举，实际上，只要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经学十分落寞”（沈文倬，第470页），“武帝建立经学五博士和博士弟子员并不一帆风顺，经过三十多年搜访遗逸、培育后进的努力，才陆续完备和健全起来”（同上，第465页）。尽管如此，儒家专书博士与五经博士的设立，使博士职向儒家垄断化过渡，促使“儒家博士向官学化演变”，是故“汉初博士官的特点虽然仍与秦朝大体相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是走向儒家垄断化、官学化”（张汉东，第414页），这一趋势到武帝初期终于发酵完成。武帝确定官方经目，崇扬儒学，肯定了在历史上一直被重视的“礼”而补立《礼》经博士，但最大变化当属“初置”《易经》博士。关于《周易》在汉初的传习已如前文所述，其影响力与地位都会引起官方重视，但是否与武帝自身喜好、政治需要有关，以及有哪些更为具体、偶然的历史细节，如今已难知晓。当然，无论如何“置五经博士”是儒学成为主导西汉统治秩序核心的预告，对《周易》而言，其意义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周易》成为官学的起点。
和建元五年下诏置五经博士相比，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为博士置弟子员与弟子员迁官制度。《史记·儒林传》载，元朔五年（前124年）经公孙弘奏议，汉武帝同意为博士置弟子员，令太常择十八岁以上的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并从郡国县道邑选拔适合者“得受业如弟子”；经过学习考核，或补官，或罢之、罚之。此时武帝早已掌控朝局，儒学见用，人才培养成为当务之急。尽管如此，由于博士人选、任期、师生关系等仍不稳定，“终汉一世，经学传承的基本途径仍是私学传授”（程苏东，第153页），但博士官职能和经学教育模式都发生巨大转变，博士官从顾问官而成为教育官和儒学传授者，而博士弟子课试制度在行使经学教育职能的同时又与出仕、选官紧密联系，使得经学、文化教育与政治一体化。田王孙之后，“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立梁丘《易》”，其背景为该年宣帝在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异同，《汉书·楚元王传》中载刘歆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汉书·儒林传》云：“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如此可以推知，施、孟两家博士置于石渠阁会议之前，“施、孟出自于《易》田氏，《易》田氏在昭帝前后已被支派分割，施、孟一立，《易》田氏必不存在”，故而宣帝时有五经十二家，共十二博士，其中《易经》占三家。（参见张汉东，第417页）三家中，张禹传施氏易，为汉元帝时博士（参见《汉书·张禹传》），禹传彭宣，宣为汉成帝时博士（参见《汉书·彭宣传》），“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汉书·儒林传》）。孟氏易，“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同上），白光少子授朱云，云为汉元帝博士（参见《汉书·朱云传》），孟喜的传人焦延寿，再传东汉京房，“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同上）。梁丘贺儿子梁丘临，曾学于施雠，得家学，但专行京房法，传授五鹿充宗，“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同上）。京氏《易》所立较为波折，元帝时曾立京氏《易》，《汉书·儒林传赞》云：“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后汉书·范升传》进一步说：“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至东汉光武帝时，又恢复了京氏《易》。为《易》者即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儒学、经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又据《后汉书·贾逵传》载“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榖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知“自是讫后汉之末，无所增损。至魏，立《榖梁春秋》《礼记》，而古文家经如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氏春秋》遂并立于学官，博士亦增于汉矣”（《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114页）。由于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的发展，学派势力增强，尚书令韩歆曾于建武初年提出置费氏《易》，但直到东汉末期均未得立。纷繁的历史事件，透露出在经学政治的运作下，易学乃至儒学内部分化远甚之前，“儒学进入体制后，伴随士大夫阶层的确立，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不但经学产生分歧发展，儒学论述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儒学的发展”（林聪舜，第2页）。经学制度塑造出空前的共同体意识，背后也充斥着思想、统治与权力的运作，施、孟、梁丘的争立较为典型，既涉及家法、师承、学问之争，也有政治、地位、利益之谋。
《周易》入“经”标志其地位的提升，《周易》成为西汉帝国思想形态的代表和理论来源。而进入制度体系、官学系统，又大大扩大了《周易》传播区域、途径、接受度等，基本奠定了该书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官方经典地位和经典化方式。姑置具体历史疑团与细节不论，特定典籍文本的官方化与官学化主要是基于自身的经典性内容及其价值，伴随《春秋》学兴起，《周易》在西汉社会、政治、文化重建与重构的背景下随之提升。西汉除了接受秦代的制度遗留外，在思想上不再唯“法”是用，即便在儒学确立前，有以窦太后等人为代表的道家倾向，但政治制度设计和思想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儒家及其他流派。汉代立朝，统治合法性与纲常秩序解释体系无疑是庙堂一直关注的问题，《春秋》学地位的提升与兴起便与此有着莫大关系。《史记》对《春秋》的推崇，便是董仲舒春秋学说获得广泛关注与接受的体现。董仲舒思想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王道三纲、受命改制等核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历史与政治问题，需要将之纳入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的结构和认知体系里才能增加解释力、说服力，而这些都可以在易学中取得相应的资源。易学的理论资源通过春秋学和儒学的整体发用，使孔子以后儒门的《周易》传授、阐释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自秦至汉，自民间以至庙堂之上，《周易》的卜筮从来也没有被抛弃，所以在理论体系与应用实践的双重合力下，带有权威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文本终于脱颖而出。如果从更大的视角来看，经学政治制度确立，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合流的结果，程苏东指出，“儒士的官僚化，使得‘六艺’中的大量制度设计、政治理念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成为可能，儒士为了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努力将‘六艺’中的这些文字变为当代的政治现实，于是有了政治上的‘复古’主张，这种主张对于汉代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朝官中出现了儒生与文吏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亦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程苏东，第155页）。由此，武帝置五经博士的开创性与影响力，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教育乃至人性的诸多层面仍以不同形式作用于现代以及遥远的未来。
《周易》的官方化、经学化，使其进一步扩大为公共经典，并开启了深度经典化。西汉时期博士来源途径益广，或征召，或荐举，或选试，或以贤良、文学、明经诸科进，或由他官迁；待遇方面，博士或兼给事中，其迁擢于内，则迁中二千石、二千石，或迁千石及八百石；于外，则为郡国守相，或为诸侯王太傅，或为部刺史、州牧，或为县令；主要负责议政、议典礼、巡查等职，如《汉书·武帝纪》载“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汉书·终军传》载“博士徐偃使行风俗”，《汉书·孔光传》载孔光为博士，“成帝初即位，数使录冤狱，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从这里可以看出，随着博士制度的确立、经学的体系化，《周易》影响日甚，开启了非同以往的深度经典化，《周易》并不是单纯依附于政治的典籍。在晚清结束科举、近代引入西方学科之后，《周易》仍能位居显要，延续经典地位，显现文化思想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经学博士增设、教育教化角色加强、选官与政治决策需要，还是弟子破坏师法，独出新意，谋取政治地位、学术地位，都反映出政治权力对于学术倾向、经典传播有着极强的支配力，同时也客观提高了人们对《周易》文本的价值认同，而易学的接受面及影响力的增强，又对政治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发生作用。
如果对比《尚书》之中周初对于天命、德位的反复申辩而又略显单薄的情况，汉代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已臻精密。汉代文化鼎盛，学术繁兴，离不开两大因素，即读书士人和长期流存的文本，读书人因经典跻身于社会制度构建、社会运行之中并影响日深，而特定文本也成为思想文化制度的标志、资源与依归。《周易》经典化自此亦有分疏，一方面是作为官方经学之继续，一方面是经典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二者合力助其成为“群经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