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 中国价值与自由主义：谁将塑造未来国际规范秩序？

图为孔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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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政治期刊》第1期第11卷，2018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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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间的力量差距显著缩小，中国的崛起也将重塑美国领导的单边主义。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否对国际秩序产生像美国自由主义那样深远的影响还不确定。本文探讨了美国自由主义目前面临的挑战，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间的关系，以及王道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原则的可行性。

自由主义的内涵很广，世界各地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差异。但一般而言， 自由主义通常主张平等、自由、民主、民权、世俗政府、国际合作的原则。

自由主义首先在启蒙运动时代兴起。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推动西方自由主义从欧洲民主国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二战后，美国成为自由主义的最重要倡导者，美国霸权使得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深深影响了国际规范。冷战时期，西欧实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这加强了自由主义价值的影响力。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胜利， 自由主义成为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不断和其他意识形态相竞争，如保守主义、世俗主义、立宪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当今，自由主义再一次受到挑战。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对自由主义的国际地位造成重大冲击。

然而， 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所不同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民主政府面对经济危机的无能。而在非西方国家，这主要是西方国家相比于新兴国家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导致的。

自由主义的衰落为与其相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创造了扩大影响力的契机。接替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来源于一个政治经济成就超越美国的国家。展望未来十年，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力成为新超级大国的国家。很多国家担忧目前的自由主义秩序会被由中国价值观塑造的新秩序所取代。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致力于扩大其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意识形态现状很复杂。总的来说，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受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1） 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意识形态，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有限。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从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因为阶级斗争显然与改革开放所倡导的国际合作相冲突。此后，中国把和平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这也意味着不可能同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

（2） 经济实用主义 是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和普通百姓最为接受的意识形态。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实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政府在2013年以后就没有明确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把经济看作综合国力的基础，支持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政策目标。

（3）当今， 传统主义在 中国百姓，以及知识分子和官员中的影响力正在扩大，尽管它不是官方意识形态。传统主义不仅指儒学，还包括古代中国思想的各个流派。尽管这些流派各不相同，但都强调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以及战略可信度对巩固领导权的作用，因而一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优先考虑战略声望。为此，古代思想中的“王”推崇“仁”和“义”。传统主义鼓励中国通过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特别是对邻国提供安全保护，来提高国际战略声望。

传统主义和中国政府都认为对外政策应该由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来指导，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价值和经济实用主义相结合，共同指导对外政策，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经济实用主义在百姓和官僚中依然很受欢迎。

上述讨论主要指出了三点：（1）尽管美国自由主义有衰落的趋势，它依然在全球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治地位，并且没有与之相当的竞争者；（2）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意识形态最终可能会挑战美国。（3）中国政府官方声称对外政策是由传统价值指导的。从这三个点来看，未来中美两极世界中的国际秩序有两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美国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相竞争，或者相结合。

作者认为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的结合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对两大国都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作者将讨论把自由主义的三种价值（平等、民主、自由）和中国传统价值（仁、义、礼）结合的可能性。

在讨论之前，作者认为需要先定义国际政治语境下的“正义”（justice）和“公正”（fairness），以免误解。 作者把正义定义为结果的正当性，而公平指的是偏向弱者的一种道德规范。

平等是基督教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但是，一味强调平等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只会导致更多的冲突而非合作。“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它要求统治者关心爱护其臣民，协调强弱、贫富、贵贱之间的关系，帮助缓和强者和弱者间的矛盾。结合平等和“仁”的理念，区别对待的原则在日常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同样适用，环境问题中“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就是一个例子。作者认为， 通过结合平等和“仁”，公正的价值能在全球范围内更有影响力。

作者指出，“义”和民主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政策的结果，后者强调合法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合法性的政策产生了许多非正义的后果。作者认为， “义”与民主的结合能够帮助保证国际组织的决议程序合法且结果正义。

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在国内和国际体系中都存在，如何平衡这两者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礼”指的是符合道德伦理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礼”是文明的基础，没有文明的自由会使人类社会倒退到动物式的原始时代。

当今，中美两大国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历史上，世界力量的变化往往伴随着战争。因此， 有必要建立文明的规范，使国家间竞争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王道与霸道之争在中国古代就早已存在。王道鼓励统治者对周边的弱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以期他们抱着感恩的心情维护中国的领导地位。而霸道鼓励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威慑的策略，使邻国不敢挑战中国的领导权。这两种原则都认为建立起一个由超级大国领导的等级体系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唯一方法，只不过王道倾向于使用胡萝卜，而霸道强调大棒。

尽管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太可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但中国的崛起也许能使王道观念根据未来世界领导的需求而转变。如上所述， 王道的三个因素“仁”、“义”、“礼”能够通过分别结合平等、民主和自由，现代化成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 这意味着当代的新兴国家可以通过现代化后的王道建立新的国际规范，而无需推翻自由主义。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理念既不与宗教相冲突，并且已在国际组织的规范下得到实践。作者认为，采用这三种价值能够帮助现代大国提高国际权威。 现代化后的王道和自由主义相比有三个优点 ：首先，它与自由主义不同，但又不到自由主义国家无法接受的地步；第二，这种新规范对于占联合国成员国大部分的小国来说是有利的；第三，王道的核心是普遍的道德，这无疑会增强其他国家对于新领导的信心。

王道要求统治者的内政和外交相统一，称为内圣外王。在现代政治中，内圣外王要求国内外的政策都基于人道的价值。因此，实现王道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内外政策的统一性。中国作为最强大的新兴国家，还无法将现代化后的王道推及全球，这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和国外追求的价值不同。然而，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的矛盾，并开始协调这两者。

作者认为， 一个大国有两种统一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的方法 ：一是修改国内意识形态，使其与国际主流相符；二是普及国内意识形态，使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由于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种方法要求大国保持长期的领导地位。因为王道的原则能使较弱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追随领导的国家，所以 一个追求王道的新兴大国最有可能实现长期的领导。

国际主流价值在建立国际规范上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的衰落必然会对当前的国际秩序产生冲击。尽管不清楚何种意识形态能够取代自由主义的地位，一个新兴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最有可能的。中国作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其政策制定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未曾取得自由主义那样的国际影响力。

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的结合能够帮助建立国际规范秩序。中国传统价值中“仁”、“义”、“礼”能够通过分别结合自由主义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现代化成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作者认为， 经过结合后的价值最终会被不同国家的人广泛接受，并塑造与冷战和后冷战时期迥然不同的国际秩序。

现代化后的王道在成为主流国际价值上拥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要求国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统一。中国作为最强大的新兴国家，国内外政策并不统一，因此很难预测何种意识形态会成为下一个主流国际价值。 本文支持用王道的价值来改善世界秩序。尽管王道不能确保一个理想的世界，但它最有可能塑造一个比当前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