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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网络 中式精致生活
满大街上的“交通银行”，谁能想到这是出自汉奸之手呢？
年轻时读溥仪《我的前半生》，开始知道郑孝胥。因为，在书中“关东军”三个字是出现最多的，其次便是“郑孝胥”了。
他是伪满洲国总理，臭名昭著的汉奸，为旧朋所不耻的罪人。但在与书画界老先生接触时，经常听他们谈起郑孝胥，似乎其书法很了得。
──── 编者
01
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
故名孝胥，他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
自其曾祖父开始四代之内有十个举人，
其中五个成为进士，更有三个被皇帝钦点为翰林。
郑孝胥受家学影响，
很年轻便中了举人，
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
安徽广东按察使等，
辛亥革命后他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深恶痛绝，
与其不共戴天，常以遗老自居。
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个遗老，
为了复辟，他不惜与日本人勾结，
向侵略者“屈尊”，换来的却是更多的耻辱。
最终，这个昔日的遗老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为郑孝胥
南山逼冬转清瘦,九疑镵天荒是非
在晚清，
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
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
立宪运动时期，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同时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
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他不问政事，寓居海上，鬻字为生。
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
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
之后不堪民国乱象，
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
“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郑孝胥(左)与溥仪、庄士敦(右)
日本发行的郑孝胥明信片
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资治通鉴》。
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
大约在此时，
他跟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
“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
其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
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30万元。
同年９月，
郑孝胥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
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
1934年溥仪称帝后，郑孝胥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大臣。
郑孝胥（左）与溥仪摄于伪满时期
1938年，79岁的郑孝胥因病，
猝死于长春柳条路寓所，
有传言称其被毒杀。
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
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福陵旁。
后来在文革期间，
红卫兵凿开了钢筋混凝土的墓穴，
焚烧了郑孝胥的尸骨，
墓地原竖的“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石碑，
也被村民砌了猪圈。
政治上的郑孝胥，
可谓是臭名昭著，
被冠以“汉奸”称谓，
遭到世人的唾弃和厌恶，
抛开人品不谈，郑孝胥其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在民初上海的文化界，
可谓是名重一时。
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
也叹服郑之才学“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
郑郑孝平时喜欢写诗，
有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姜夔、元好问诸家，
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
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其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
在当时影响较广，
但后辈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除了工诗，
郑孝胥还善书，书名极大。
他善长楷书、隶书，学颜真卿、欧阳询，
受益于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
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
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而且劲道十足，
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在入内阁后，开始极为用心地书学颜真卿。
不过，他并非直接取法颜书，
而是借径钱南园、何绍基、翁同龢这三位大家。
其后数年，他又兼习柳公权、苏东坡、米芾等唐宋诸家的书法。
连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无言每觉情怀好,不饮能令兴味长
郑孝胥书：词源
所以在民国初年，
郑孝胥书法受欢迎的程度，
可谓是超乎想象的。
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词源》，
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费500两白银。
他鬻字沪上的时候，
每年有两万两的收入，
同时的著名书法家，如沈曾植、李瑞清等，
都难望其项背、自叹不如。
最为有名的，
当属“交通银行”牌匾上的题字。
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
字体结构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奇姿流美。
所以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
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不难想象，如果郑孝胥没有走上汉奸歧途，
想必也是民族历史上又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了。
郑孝胥书：交通银行
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
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
而郑孝胥却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
末代皇帝终成了傀儡。
但卖国者经常辩解自己的言行，
尤其认为其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苦衷。
郑孝胥的苦衷就是：
在大清时没有过够官瘾，
并且始终认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国。
为了祖国，他不惜先卖后买，
不过可惜，他错信了日本人。
不可否认，不会亏待
他的文章在当时可谓一绝，
他的书法也备受瞩目。
可惜的是，他选错了路。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历来是人品不好，一切免谈。
所以宋四家里把剔除了蔡京，凑个蔡襄；
古时就有“人奸诈媚俗，其字就一定俗于骨”的说法。
后人们所能记住他的已经不能再是文学家或书法家，
而是一顶卖国求荣的汉奸帽子。
湖上观鱼一舟隐，山中问鹤九芝生
我梦扁舟入吴越，适教舞袖掣伊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