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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女一号宁可不演。”
2019年2月，咏梅凭借电影《地久天长》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成为中国内地首位柏林影后
《出走的决心》上映一周后，在豆瓣上获得8.6的高分看到很多我妈妈的影子，让我掉泪。”
拿到柏林电影节影后的这5年里，咏梅一如既往地低产。她不上综艺，不演真人秀，真正担任主角的长片只有一部，就是前不久上映的《出走的决心》。
其他的时间里，她就在自己喜欢的电影里客串，虽然只有几个镜头，她都会认认真真地琢磨角色，小到台词的每一口换气、每一根面部肌肉的控制。
以前找到她的剧本是一年一部，现在是一年两到三部，现实是无奈的：“留给我们这个年龄段女演员的剧本，没有想的那么多。”
其实，也有不少所谓的“大制作”找到她的经纪人，但都被拦截了。对方常说，“这种国民度的项目，你们都不接”，随后面露惋惜，“多少人都排队等着”。咏梅接戏的原则很朴素，也很恒定：“故事要打动人心”。如果是个好故事，女二号也接，如果是浮夸的、流量导向的片子，女一号宁可不要。一个故事是不是动人，直觉和身体都会告诉她，多年前，拿到《地久天长》剧本的时候，她用了一个下午读完，眼泪都要流干了。
直到2022年，让她再次感觉到心灵共振的角色来了。咏梅在《人物》公众号上读到了苏敏阿姨自驾游的故事，几乎是同一时间，导演尹丽川也被这个故事击中。
“我们同时被震撼到了，一个50多岁的阿姨能有这个勇气冲破对她的限制。”一个困于母职的女人，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了辆面包车，义无反顾地离开酗酒家暴的丈夫、无爱的婚姻，在路上活出自己第二次的人生。电影《出走的决心》中，咏梅饰演的“李红”，大半生被困于家庭的桎梏中在一个全女团队的努力下，这部关于“现代版娜拉”的电影落地了。咏梅饰演的李红，原型来自苏敏，不一太样的是，这部电影讲的是“出走前夕”的故事，一个女性，她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要从家中出逃？
影片里，我们看到一个令人窒息的丈夫，对妻子颐指气使、打压她、贬低她，视她为自己的免费保姆；一个刚刚成为母亲的女儿，出于传统惯性将育儿劳动转嫁给母亲；一对重男轻女的父母，剥夺她高考的资格，一辈子指挥她的人生。
“在你身边的千千万万的像她一样的命运的女性，你看的太多了”，在角色李红身上，咏梅看到了部分的自己，也看到了母亲。
1970年，咏梅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平日里，母亲总是更偏袒哥哥，而她很早就要担负起更多的家务。父母离异后，咏梅和哥哥跟随母亲生活，整个家都是由母亲操劳。“她的婚姻给她带来了很多磨难，因为爸爸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妈妈并没有”，两人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悬殊，把母亲置于婚姻的阴影里。
父亲是精神性的，热爱哲学和艺术，是电力工程师。每次见面前，咏梅经常很发愁，父亲都讲哲学的东西，又要听不懂了。但她心中的另一个世界也来源于此：“慢慢地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好像被点燃了，我会与众不同，我心里是有另外一个疆域的。”
母亲是普通工人，受教育水平不高，性格刚强，控制欲强，“像我们的上一辈人，都在传统的、被驯化的一种模式里面”。青年时代，咏梅和母亲之间产生过长时期的对抗，“她说什么我都是反着来的”，母亲不允许她穿喇叭裤，理由是女孩子不应该太招摇，她就偏偏穿去上学。直到人生中年，咏梅才开始理解母亲的局限。那个曾经在父亲面前“黯淡”、“世俗”的母亲，本身也是一个分身乏术的独抚妈妈，只能终日从工厂车间辗转到家庭内部，把生命囿于两个狭小的端点里。
母亲的心里其实装着一个更大的世界，她爱旅行，梦想是“环游地球”。1992年，咏梅大学毕业后，想要南下去深圳工作，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怕，物欲横流”，母亲却是坚定的支持者，“你有本事你就出去，证明给我看看。”
咏梅的倔犟也来源此，她一辈子都在自证，“证明你是可以独立的，是不输给男孩子的，在社会上是有价值的。”
因为气质内敛温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咏梅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剧里出演符合传统期待的“好女人”，她是好妻子、好妈妈，也是好女儿。
2004年的热播剧《中国式离婚》中，咏梅扮演的角色肖莉，是改革开放后初代独立女性的代表，遭到丈夫背叛后，她主动离婚，独自带着孩子打理好生活，“活得体面”、“没有怨气”；紧接着在电视剧《孝子》里，咏梅演了孝顺善良的“媳妇”谢言，一个被称为“完美女人”的角色，每当丈夫工作至深夜回到家里，她准备好丰盛的晚餐，热情迎接；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她扮演的失独母亲王丽云，同样是一个善良、隐忍的女人，失去生育能力后，对丈夫心怀愧疚。在2004年的热播剧《中国式离婚》中，咏梅扮演剧中的女二号“肖莉”电影《地久天长》中，咏梅扮演失独母亲王丽云，也是一位善良、隐忍的妻子2020年，拿到银熊奖后的第二年，50岁的咏梅等来了全新的女性脚本，一个愤怒的、抗争的、想要复仇的全职母亲。这也是她和尹丽川导演的第一次合作。
当时，尹丽川请她出演女性主义剧集《听见她说》中的一个短片《重塑》。13分钟的片子，贯穿着她掷地有声的独白，遭遇丈夫出轨后，她拿起拳击手套，重重地打在沙袋上：“这次不要通情达理。我受够了。”为什么选咏梅？尹丽川导演敏锐地捕捉到咏梅身上的一种“汹涌”，是她平静面孔下被遮蔽的部分，“一种压抑下想要抗争和跳出来的那种汹涌”。
这是咏梅身上少有人了解的部分，一股决绝的、在无声之处抗争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她随遇而安，生命里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东西，但在原则上她旗帜鲜明：“只要选择了不做，无论是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去做。”
咏梅的个性不喜欢热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怎么审时度势，怎么周旋于小圈子、服膺于看不见的规则，她对此感到疲惫，“经常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也因为这样，她一直跟演艺圈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关系。
在影视圈，咏梅不接电话是人尽皆知的。2004年，《中国式离婚》开播后，收视率一度飙升至20%。走在街上，咏梅开始被人认出，有人喊她在剧中角色的名字“肖莉”，她不得不戴上墨镜、帽子，像个明星那样把自己包裹起来。
“好像自己已经很了不得了，跟朋友的相处，有点高高在上了，会忽略别人的感受”，电话、饭局也朝她涌来，她敏感地察觉到这种生活背后的代价。
不久后，她关机了，从此再也不接电话。近20年过去，她只用短信、微信回复工作，“真正的好的、我想要的，它一定会来找到我的。”如今，咏梅的电话，基本上只给外卖、快递员敞开。
另一种汹涌来自于她骨子里对“打破常规”的渴望。年轻的时候，她开越野车，喜欢骑马，享受风驰电掣自由的感觉，“很喜欢去撒个野，是那样的”。童年时代，“我好奇心重，把家里的钟表拆了，自己拿弦去做古筝，然后尝试着把各种菜混在一起，看它有什么味道”，“很小的时候哪怕跟爸妈撒谎什么的，就为了让自己的主权在我的手里。”
这些年，咏梅开始研读女性主义书籍，认真回顾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她时常想起，母亲也有疯的一面。母亲爱骑马，荡秋千，能把身体荡到和地面平行，70岁的时候，她还要求咏梅带她去坐海盗船。她不断确信，自己身上那部分“野孩子”的基因继承自妈妈。
和母亲很像，咏梅的个性也曾激烈过。平时话不多，一旦爆发，就在沉默中炸出一片火花。不久前，发小跟她聊起童年往事，“咏梅，你小的时候脾气可不好了，北京有一个话叫‘短捻的炮仗，一点就炸了’，你就属于那样的。”
她曾经给《人物》讲述过一个故事，读大学的时候，她和室友因为挡床铺的帘子到底拉向哪边起了争执，一气之下，她把帘子剪成了两半，室友被吓了一跳。如今咏梅已经不愿再提起这个故事，“我怕她看到了好伤心”。咏梅参演黑豹乐队的MV《Don't Break My Heart》她后来追溯，曾经极端化的情绪源于成长里爱与沟通的缺失。小时候，咏梅总被家里人评价“不像个蒙古族女孩”，蒙古族姑娘应该能歌善舞，她却总是怯场的，回避的。
这种表现经常被误认成一种“内敛”，咏梅后来明白：“其实是自卑，因为觉得不如哥哥，你处处都会帮妈妈，她还老去指责你什么的，不被关照就会自卑。”
自卑和狂傲曾在她的身体里此消彼长。刚入行的时候，咏梅有过争强好胜的阶段，“非女一号不演”，“明明制片人也说了我演女一号是合适的，但为什么就没有选我”，愤恨和嫉妒积压在她心里，日常生活都无法顺利展开。
她也看到这个世界里那些不公平的东西，诸如圈子里的论资排辈，人际关系中的虚与委蛇，面对这些，她的内心波澜骤起，不能平息。
她现在回想：“这些东西都让人变得很丑，人很容易这样会被欲望这种东西俘虏。”
欲望和情绪有时就像一匹野马，如何驾驭它，而不是被它驾驭，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
20多岁在北京的时候，蒙古族姑娘咏梅第一次真正地开始学习马术。骑马是因为丈夫栾树，当时栾树已经离开黑豹乐队，用全部积蓄在北京西郊建立了一个马场。
很长一段时间里，栾树经常入不敷出，两个人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就像蒙古族民歌里唱的那样悠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2021年，咏梅和丈夫栾树共同演唱《一江水两只鹅》。咏梅说：“每一个人最终是孤独的，但是人的生存、生命还是离不开情感的，那么为什么不在一个好的关系里？”被激荡的情绪左右的时候，咏梅就从栾树身上观察“练习平静”的方法。她多次提起丈夫栾树对她的影响，“他的性格是很温厚的，我急的时候他觉得不急，因为他是有很多爱的那种人。”
阅读也是她归于平和的方式。大学毕业后，咏梅曾在深圳感受过欲望对人的那种隐形的控制。90年代，深圳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台，各种娱乐化的综艺在内地是看不到的，“很吸引，每天好像只有电视了”。
“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么好的时光全放到这个上。我试试关电视，开始读书。”几次之后，咏梅发现放弃电视没有那么困难，她从三毛的书开始看起，她看到了一种更富冒险精神的生活。她后来意识到，关掉电视其实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从一点一滴开始，你看中的是什么，你要去取舍。”在当下的短视频时代，咏梅很少沉溺手机，翻开书，她的心就沉下来，这背后是日复一日不厌其烦的训练。
另一件常被咏梅提起的小事，是“一条裙子的诱惑”。当时，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消费主义比内地更早盛行，下班以后，咏梅经常会去逛百货公司，一条美丽的裙子，是她一个月工资的两倍。入睡前，咏梅闭上眼镜，脑子里想的都是镜子里穿着裙子的自己。
“那个时候是挣扎的，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条裙子？”有一些看得见的“捷径”在向她敞开怀抱。毕业以后，她时常被提醒，美丽给人带来的权力。找工作，她总是比别人更容易就被录用，进到公司里，她很容易受到男性的青睐，有各种方便，也会有一些有钱、有权的男性来靠近她，甚至包括已经进入婚姻的富商。讲到这段经历，咏梅平静的声音有了微小的起伏，“后来觉得好可怕”，“但其实骨子里还是有倔强的那一部分，再加上爸爸的影响，他从小就灌输我女性的独立意识”。父亲一辈子过得拮据，改革开放以后他拒绝赚不该赚的钱，“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就OK了。”两年后，咏梅从深圳回到北京，从许戈辉工作室的主持人做起，一步一步亲手搭建自己的生活。
年龄渐长，美丽成了她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拍杂志、广告，她要求摄影师不要把她的皱纹都P掉，她的手机里也没有美颜相机，经纪人说：“估计她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在她微博分享的照片中，她的头发经常随意地扎起，露出额头，素面朝天。
在演艺圈，咏梅很少感觉“身不由己”。演员常常被认为是一份被动的职业，她却认为，自己一直是有选择权的，不迎合也是她选择的方式之一。
2006年前后，她发现影视行业的规则开始被商业化彻底改写，“变成快餐了，没有给你创作的时间。”咏梅记得有一部剧，她去跟导演讲那场戏的处理方法，对方说，你不要跟我讲戏。“最夸张的时候，一天要拍几十页，只要你把这个调度走完了，一场戏就结束了。”这种流水线的工作模式让她觉得无意义，“所以我其实很淡，有好的我就接，没有好的，我就算了。”2014年，演完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后，咏梅再度“消失”，因为父亲和母亲的相继离世，她用了4年的时间闭关，读大量的哲学、宗教、心理学，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议题。
在瞬息万变的影视行业，暂停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太多演员在离开演艺圈数年后，发现潮水的方向改变，自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位置。
但对咏梅来说，不经审视的欲望才是更危险的。“用自由换取（名利）的话，我觉得有点太奢侈了。你要争取让自己更有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到此时此刻，我没有停止过。”
如今，54岁的咏梅，每天做饭、阅读、散步，认真生活。春天的时候，她静待春暖花开；秋天，等待果实的坠落。
不拍戏的日子里，她规律地去上瑜伽课，只是为了减少打扰，她不再去人多的大班课。她坚持天天做饭，西红柿炒鸡蛋做了半辈子，还是她的最爱，简单、美味、营养充足。做饭完全可以交给家里的阿姨完成，她却执拗地坚守厨房，“做饭是家庭氛围，那一刻两个人是在一起可以说话的。”
家务也要关照，下水道堵了、电灯泡坏了、灶台脏了、地板上又落了灰尘，都由她一一处理。其他时间，则尽可能关照自己。
每天下午是她固定的阅读时间，2-3个小时是一定得保证的。看书是从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精神世界同样需要饱腹。
2019年起，咏梅和某知名图书品牌发起了一档阅读计划——咏读计划。5年间，她分享了50多本书，书单都是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一定是要自己读过的，没有鸡汤，没有成功学，只有严肃阅读，从诗歌、文学到艺术史、社会学。
最近，她准备开始分享理想国出品的M系列，大部头，厚的单册多达五六百页。读书海报上印着那句“平静又沸腾的阅读世界”。
在被互联网技术全方位包围的当下，咏梅重视日常生活里“身体性”的经验，比如她给家中阿姨的留言，尽量都用手写，她相信这种细微的情感传递是微信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年轻的时候，她曾跟随潮流用电脑给父亲敲下了一封打印信，没想到，父亲严厉地回了她，“这个字是没有情感的”。
30多岁，她曾经在一档明星访谈中透露：“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会觉得，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是跟所有人是融在一起的，（这样）你不会觉得不自由。”
二十年过去，她仍旧没有让渡出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权利，仍旧是一个人群背后的好的观察者。走在街上，她为躺在路边树荫下小憩的女性外卖员而驻足停留，感受普通人在活着这件事里要付出的努力、隐忍，以及承受的琐碎。
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对人的悲悯，给了她好好演戏的养料。咏梅让很多人看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主角意识，也可以捍卫住自己的天地，就像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来自于《卜算子·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她在丛中笑。”每个年龄段都带给咏梅不一样的体验，年龄越长，她越懂得放下焦虑：“你自己快乐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为什么要让它占据你的那么多的生命和时间”50岁以后，时间前所未有地带给了咏梅满足与自由，她比以往都更加从容。面对媒体的喧嚣，她已经知道如何去接住它。
“通过学习来建立你心里的精神世界的更大的一种辽阔，所谓的困难，恐惧，你都会有方法和渠道去解决它，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