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凤凰新闻《封面》
《“狂生”张五常：
为何而“狂”？
》文/易典
01
谈深圳：
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封面：
您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
大家都很关注您说的“深圳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我们该怎么看呢？
张五常：
13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我注意到楼价上升，我看到的不是炒楼的结果，也不是人口增加的结果，早年中国很多很多人，楼价不值钱。2006年我看到的上升，是知识增加得快的结果。
这些是
因为优质青年喜欢来深圳
，有很多理由，因为有湾区，因为有香港，
我也注意到东莞很重要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像东莞这样，它接单，做得快，做得好，如果经商，你有这个工业在旁边帮忙的话，就相差很远了；你有湾区，有海港，有香港，可以跟外面沟通；中国青年又过来，你有东莞、惠州在旁边，你深圳要造什么就马上造出来，造得好，
这个形势就会大好了。
封面：
现在很多生活在深圳的人还有一种担忧，比如说深圳其实他的这种基础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医疗等等，可能因为这个城市太新了，跟不上，会不会制约他未来的发展。
张五常：
这个深圳基本上人才这么集中，外国很多人来，你特朗普没有用的，你科技不给中国，这个没有用，最主要的是他阻止不了，他不可以阻止这些人过来。
他阻止不了人来，你出得起钱，这些人就来的了，现在华为做得好，他会请人，你不可以阻止人才来。
02
谈任正非：
他是天才
封面：
您说您比较赞赏任正非先生，是因为他大手笔请人吗？
张五常：
任正非是个天才。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请人回来，你怎么组合，怎么安排，这是很难的。他公司的制度就是美国会计师行、律师行的合伙人制度。一个研发制造商采用会计、律师行的合伙制，华为可能是天下独有。产品好不用怕，中国本身市场够大，早晚欧洲、非洲，越南全部都要帮衬华为。
03
谈经济：
市场经济的鼻祖不是西方，而是中国
张五常：
我在1982年回来的时候，科斯叫我回来，我在美国做得很好，很多大公司找我做顾问，学校方面，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对我非常好。（作者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五常：
别人是一人一间办公室，我有四间。美国也给了我不少研究金，我请了四五个助手，我做得很好。看到国家有机会开放，科斯叫我回来，他说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懂得最多，又懂得中文，你回去吧。
封面：
感谢科斯吗？
张五常：
他感谢我，他很关心中国，他看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很开心，他老是跟别人说，幸亏当年叫张五常回去。其实我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做了什么呢？
封面：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认为是实践得最好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学美国。
张五常：
（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春秋战国时就普及了，你读过老子，读过韩非子，就会知道这是中国发明的。科斯最清楚，中国很繁荣的汉唐时代，欧洲游牧民族还在打家劫舍。科斯有很大的感慨，在中国雄视地球的时候，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第二个奇迹，就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文化衰落下去，再也不能上来了。唯独中国是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封面：
为什么呢？
张五常：
他们也搞不清楚，我的解释，中国的文化很纯很厚，天下独有，他们打不死这个文化，
他们的文化没有中国的厚度。
封面：
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中国的制度应该多自己去研究，而不要抄美国的。
张五常：
当然不要抄美国了，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是不蠢的，我都不明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中国的文章是受到注意的，但这十几年没有人理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封面：
失落吗？会不会觉得很失落？
张五常：
没有问题的，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可以帮到多少就帮多少，我是担心中国青年的教育，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4
谈教育：
中国为什么出不到大师？
封面：
您现在最担心的青年教育，担心什么？
张五常：
做得不好，
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还没有出到几个大师呢？
我不是说骄傲，
现在这么多经济学博士，但能做到大师的级别很少。
我以为他们比我聪明，应该比我厉害，我希望他们比我厉害，但我从他们的著作中看不到。
这个是灾难性的问题，我出道的时候，三个月升为正教授，那些院长、校长都说发表文章不关你的事。别的行业我不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几十年你都看不到有一篇可以传世的（著作）。学术文章的思想若没有机会传世是不值得写的，这个是唯一的重要准则。
问题就是（现在）大学制度不好。
所以大学一定要改良，很多东西不需要干扰大学怎么做，你要放宽他思想的自由。你想想，你请一个博士生，博士毕业的经济学讲师，你请回来教，你要给他年薪5万美金。你请一个世界级的大师，你要给他20万，20万比5万划算很多倍。
封面：
您是说中国要花大钱请高人来做大事情。
张五常：
你可以扩大教室，不是四五十个人一间，可以是五百人的。我当年就是选了大师的课才去上的，一早就去占位的，几百人一间教室，我只要听得懂一成就得了。你要搞得好，要容许他们这些大师自由发挥，有一些不会讲课的，有一些说得很差的，但是感染力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弗里德曼讲课，感染力完全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作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封面：
但您是天才，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张五常：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天才呢？你不知道的，我二十四岁才读大学一年级，三年之后，那时候就是二十六、七岁，去旁听赫舒拉发，去旁听他的课，第一课，我问了一个问题，他立刻站起来。
封面：
什么问题？
张五常：
是弗里德曼《价格理论》那本书。他说从第二章开始教，我一打开那本书，说某处说错了，他立刻叫我去黑板证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只是旁听生，然后他就到处说。
封面：
您在黑板写了吗？证明了那本书（某处的分析）是错的？
张五常：
我证明了他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二页的分析是错的。一位在座的同学写信去给弗里德曼，指出错处，弗老再出版该书时改了，感谢那位同学。
封面：
1988年是您把弗里德曼介绍到中国的？
张五常：
弗里德曼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去他家里，他会亲自把我放到他的床上，帮我盖被子，要我睡觉。
封面：
张先生很多人说是您把弗里德曼引来了中国，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开放市场经济。
张五常：
这两者没关系。
05
谈自己：
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很少
张五常：
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是很少的，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有很多贡献，但我自己知道我贡献很少的，但可能比他们的要多，他们是零，我是零多一点，中国有很多能干的人，比我厉害的人很多的，四十年前，中国穷得很厉害，我回来帮忙是应该的。
封面：
对于中国，跟您成为大师有什么关系吗？
张五常：
如果我不回来中国，我的《经济解释》那五卷不会写得这么好。西方的同事见过一个世界，我见过两个。
封面：
2017年您就说，《经济解释》写完第五卷不再写了。
张五常：
现在2019年了，还在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了十二年，我写十九年，我的应该比《国富论》要好——这是我的意图，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封面：但是您知道大家对您是毁誉参半吗？
张五常：
无所谓，我从小到大都是有争议性的人。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风水失灵吧。
06
谈网红经济学家：
经济学很难，不是说故事
封面：
内地有很多经济学家，现在是网红经济学家。您怎么看？经济学是可以这么讲吗？
张五常：
经济学很难，经济学不是这么容易的，它不是说故事那么简单。
封面：有价值吗？
张五常：
有一些人他学了经济学就说故事，很有趣味，但是未必你能学到东西。当年我的主要老师上课时每天都讲一条需求曲线，来来去去都是这个，说了五个星期，一个星期说三次。这样的教法一定不是网红，但却是真学问。
封面：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有高人吗？
张五常：
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天分蛮好的，不要说名字，有一些不错，但是他们机会没有我好，比我聪明也没有用。
出生于东方明珠香港，早年在内地颠沛流离，后来又学成于美国，著作在中国广为流传。内地、香港、美国，张五常最喜欢哪里？在采访的最后，面对这个艰难的选择，他笑言：如果说住得好，估计赢不过美国，住在海边，可以钓鱼、游船、逛逛公园；说到吃，当然是香港最好了。“但是对我来说，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当然是在中国内地最好了。”
八十三岁的“狂生”张五常，依然狂傲不羁，讲话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然而狂傲的背后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和当代年轻人的关心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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