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精武门》剧照，陈真曾踢碎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木牌
文 | 杨津涛
因影视剧的渲染，上海外滩公园曾挂着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被视为一种史实，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
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即有人质疑木牌是否真的存在。
1994年，上海学者薛理勇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大小媒体刊出了很多批判薛的文章。刊载薛文的《世纪》杂志，在转载针对薛的批驳文章的同时，还做了检讨。检讨称，薛文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指出该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刊未对史实严格核对即予发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正是以此事件为契机，海内外学界针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还原了史实的原貌。
试略作扼要的介绍与梳理。
1884年工部局的游园规定
上海外滩公园建于1868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公园，占地约30亩，环境优雅。
起初，公园尚无明文禁止华人入内，只是由工部局（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指示巡捕，允许衣冠整洁的所谓“上等华人”进入，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华人”则要挡在门外。其间，也有华人向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影响不大。
1884年，工部局对游园者做出6条规定，其中第1条是“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是“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工部局称，禁止华人入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希望华人大量涌入，影响外侨游玩；第二，华人在公园中有很多不守公德的表现，如随地吐痰、折花驱鸟，到处大小便，破坏景观，提升管理成本。
这一禁令，激怒了租界中的华人富商。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房地产商谭同兴等致信工部局，
称公园维护费用来自于租界税收，租界内中国居民作为纳税人，理应拥有自由出入的权利
，并说：“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和朝鲜人（高丽人）都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娱乐场所，而我们中国人则由于服装的关系，竟引出意外的麻烦，被阻止在花园门外”①，实在太不公平。
工部局董事会“一致认为，（唐茂枝等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1885年前后，工部局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任何受尊敬的华人都可以从公园委员会要到一张门票，让他们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进入公园。”
1889年，由于唐茂枝等人再次抗议，工部局同意给华人发放“游园券”，时效为一星期。②
不过，这个制度仅实行了一年，又被工部局取消，并再度加强了对华人的限制。工部局的理由有二：1、公园内的中国人数量激增，外国人产生 了许多抱怨；2、有些中国人“在游园券上捣鬼，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使用”，被人指摘。
从以上事实来看，工部局对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确实有所限制。面对华人的抗议，工部局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让。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分列于两条规定之中，而非集中于同一条规定，故此说未出现在抗议声浪之中。提出抗议的华人，更关注的是另一种歧视：同为纳税人，为何日本人和朝鲜人能自由出入公园，华人却不可以？
图注：1917年的公园管理条例
自称见过“华人与狗”牌子者的回忆
中华民国成立后，租界华人地位上升。
工部局的6点游园规定，在措辞上也有所变化。1913年，改为“这些公园仅供外国人使用”、“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7年又改为“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③
简言之，此一时期，工部局开始刻意避免在游园规定中提及“华人”字眼。考虑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也恰恰产生、流行于此时，工部局更改措辞，很可能是为了回避来自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击。
直至1928年，工部局始同意向所有华人开放公园。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的实物或照片，中国学者熊月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倾向于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综合自工部局1884年颁布的游园规定。
1917年到《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鲍惠尔曾回忆：
“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不许入内’。”④
尽管鲍惠尔的回忆重点放在“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的“巧妙”综合，但他也还是承认，公园的园规确实曾禁止华人与狗入内，尽管二者是分列在两条园规之中，而非同一条。
鲍惠尔未曾意识到的是：
无论分列，或者集中，园规给中国人造成的情感伤害，并没有多少区别。
当然，虽无实物，还是有很多人回忆自己在外滩公园门口见过那块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这些回忆材料，曾被作为核心史料，在90年代被拿来批驳薛理勇。
学者吴恒对这些回忆材料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这些回忆全部出现于1900年以后，并以1949年为分期，前后呈不同特点。⑤
简单来说，出现于1949年前的资料，关于木牌上写的究竟是什么，文字表述方面的差异较大。见表1。
表1：1949年前的相关回忆文字
以上说法中，有的用“犬”，有的用“狗”；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前前，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后面。惟杨昌济将“华人”和“狗”分为两句，与工部局颁布的6条游园规定相符。姚公鹤的说法也值得注意，他说木牌在跑马场门外。跑马场的木牌，被公共记忆移植到外滩公园，也是有可能的。
1949年后，政治话语体系大变，外滩公园的木牌得到更广泛的宣传。新建立的“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制作了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展出，引起轰动效应。⑥不少当红的政治人物，如陆定一、陶铸等，在讲话或文章中，也提及了“华人与狗不得（准）入内”的说法。
1964年，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时，毛泽东亲往观看，指示在剧中加入“华人与狗不
准
入内”的牌子。⑦也有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指示提到的，是“华人与狗不
得
入内”。⑧从现存视频看，《东方红》一剧当时使用的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不准”被更为上口的“不得”逐渐代替，也许同改革开放后，电影《精武门》的流行有关。电影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一脚踢碎了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
据学者吴恒的统计，1949年后，众人留下的“亲历回忆”，关于木牌文字的表述，相当一致。见表2。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