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文彩
文 | 谌旭彬
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
因为他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这一点，与民国绝大多数地主是不同的。
枪杆子和烟杆子
刘文彩有多少财富？
据《大公报》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
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
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财富的多少，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在于获取财富的手段。
与民国绝大多数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枪杆子和烟杆子。
所谓枪杆子，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指他倚仗胞弟刘文辉的军阀势力，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叙府、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搜刮民脂民膏。
其二，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
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简要说来，刘文彩的巨额财富，主要依赖苛捐杂税、官商一体和鸦片生意这三大渠道获取。
（１）苛捐杂税
30岁以前的刘文彩，也曾走过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之路。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父亲是晚清贡生，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当时家中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刘文彩读过几年私塾后，便回家务农，农闲时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略有储蓄，又与族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
六弟刘文辉在军界的崛起，改变了刘文彩的人生轨迹。
1916年，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返川开始军旅生涯，历任营、团、旅长。1920年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任成都卫戍司令。1926年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成为与刘湘、杨森、邓锡侯等齐名的四川军阀。
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叙府（今宜宾）担任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的“后方聚敛大员”。稍后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
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
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最盛时统管约80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0余县)的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作为保障，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
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有统计认为，川南地区当时约略存在着150余种税捐。仅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参考当事者之回忆，认定确实可靠者有44种，其中包括“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名目。故而，民国时期，宜宾民间曾流行“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之语。
为将上述捐税落到实处，刘文彩想了很多切实的办法。比如，在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票价中将会包括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还在川南大搞田赋“预征”，据现存税票，截至1932年刘文彩被迫离开叙府，他已将川南农民的田赋“预征”到了1957年。
这种横征暴敛，在军阀林立的四川是一种常态。不过，刘文辉欲与刘湘争夺“四川王”的地位，须维持相当程度的军队规模，由刘文彩负责执行的征敛，自然也就更为暴烈。
国民政府实业部编纂1933年的《中国劳动年鉴》时，曾调查过四川大小军阀的征敛状况。当时刘文辉在四川内战中已经失利，刘文彩也因刘文辉的军事失败而不得不离开川南。但这份调查报告，仍足以让今人窥见四川在大小军阀统治下的民生惨象：
“关于四川田赋之烦苛情形，因各军防区而异，其多寡标准不同，然其尽量搜括剥削则一。兹调查各军的重征的情形如下：
“（一）在各军中二十一军（刘湘部）比较征得较轻的，但是每年亦有六次。表面为两征，美其名曰上季与下季。实际等于四次，外加已成为定型的临时派款两次：或名安川费，或名剿赤费，可以随便定名，实际等于六次。约当田主收入的一半。这是正税，加上地方附加，印花，又当正税二次，共计八次，
约占田主收入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一般薄有田产者恃剩余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当然不够用，非举债或卖地方不可。加以催租急如星火，地主之谷子照例须俟冬腊月以后，谷价稍贵才卖的，但为完纳四五十元即须缴款一次的田赋，不得不贬价出售，甚至卖空仓，实际所纳之税常达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收租二百担粮户，在平时可以丰衣足食，到现在则变为破落户了。
（自然除田赋外另有其他之负担，如公债枪款等。）
“（二）其他预征稍重的要算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正税年征八次，加上附加杂色名目约为十次。
“（三）
最重则为
二十九军（田颂尧部）、二十军（杨森部）、边防军（李其相部）、新二十三师（罗泽洲部）、
川康边防军（刘文辉部）
。防区较狭，且多系瘠薄之区，每年平均征十次到十二次，加上附加并其他派款约当十四次——他们为混人耳目，有时特别立很多名称，但实际仍未加征田赋如上数——
如川西北、上川南、小川北一带人民，除掉上粮外，丝毫无所得，故地主只好将红契贴在门上，一家人暗地逃跑，流落到外县谋生。
”
（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辑，《中国劳动年鉴 1933》，正中书局 , 1934.12，P559~562）
下表亦引自《中国劳动年鉴 1933》。据该表显示，
截至1932年7月，刘文辉控制下的自贡，其田赋已被预征到了1954年，共计预征22年，具体负责操作此种预征者，则是刘文彩
（1932年秋末，刘湘部进攻自贡，刘文辉势力方才退出）。
图：四川各县田赋预征年数表（部分）
（2）官商一体
刘文彩早年经营酒坊，有从商的经验。在叙府期间，除以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敛财外，刘文彩亦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造成商业垄断地位，牟取暴利。
初到叙府时，刘文彩用5万大洋兴办“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开张本金突破百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人和”已积累财富至二千余万元。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认为，刘文彩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P132~136。下文引自该书者不再赘注。）
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中随时可能失利出局这一现实考量，刘文彩在1928年前后决定收起“人和”这块公开招牌，
“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简而言之，就是“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利用枪杆子搞垄断，全力追求短期暴利。
在刘文辉的防区，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被官商一体的刘文彩所垄断。如笑蜀所言：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图注：刘家旧宅
（3）鸦片生意
刘文彩有一个兼任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是执行国民政府1927年的禁烟决议。该决议要求各省自1928年起，在三年之内禁绝鸦片。刘文彩担任该职期间，从未积极禁烟，反利用该身份大做鸦片生意。
其基本手段是：
“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
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
，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
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
，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
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
，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
（朱大文遗稿、龚咏棠整理，《刘文彩利用“禁烟”危害人民的罪行》。另可参见：黄藓青遗稿《刘文彩导演的川南“禁烟”会议丑剧》）
以禁烟的名义，刘文彩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鸦片专卖制度”，垄断了川南的鸦片贸易，甚至一度包销了云南全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及至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其鸦片贸易也仍在继续，只是将根据地从川南转移到了大邑和西康。
当然，大搞“鸦片专卖”并不是刘文彩的发明，所有四川大小军阀都在做相同的事情。1936年，学者吕平登出版《四川农村经济》一书，内中写道：
“四川为特别产烟区，
遍于省内，
无地无之，农田被占，政府以烟款为主要税收，人民太半皆烟鬼。……且军阀强迫农民种烟，有所为懒捐是。
既种之家，捐税尤多，有罚金、亩捐、窝捐、附加等等，而征收方式又极苛繁，农家不堪其扰。”
下表亦引自《四川农村经济》一书，所示者乃是四川军阀杨森之二十军的鸦片收入所占比重。
据表可知，1930年、1931年，鸦片收入均占到了杨森部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刘文辉部的情况，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图：杨森部二十军之鸦片收入
大节与小节
时下流传的关于刘文彩的正面事迹，大多发生于1932年刘文辉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之后。坊间传播甚广的“刘文彩四大功绩”即是如此。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
这四件事的具体背景，有必要做一点补充。
(1)万成堰
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非主事之人，只是参与者。县志未提及刘文彩，但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
“民国20年(1931)春，
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
，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
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权势，该堰修不起来。因该堰固然使大邑县的诸多农田受益，同时也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袍哥地主只能忍气吞声；1935年刘文辉失势，即有崇庆县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引发两县民众械斗。
刘文辉家族出面组织修筑万成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刘文辉发迹后，刘氏兄弟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
“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
刘氏家族占有土地如此之多，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刘文辉在自己政治生涯最巅峰的1931年修筑万成堰，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图：刘文彩庄园内部陈设
(2)修公路
刘文彩修公路一事，流行的说法是：
“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诋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
这段文字也存在很多问题。
据《大邑县志》记载，1930年大邑县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该路属于省道，其修路款项的筹集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
亦即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非是刘文彩私人掏腰包所为。
倒是另一条属于县道的“大新公路”——1931年到1934年间，大邑县以“随粮附征经费”的方式，修了一条自大邑到新津的简易公路——可能与刘文彩有关，因为这条公路途经刘文彩所在的安仁镇。
但“随粮附征经费”，亦显示该公路的修筑经费主体系民脂民膏。
刘文彩作为大富豪是否曾捐资，则未可知。
除此之外，笔者视野有限，未见到其他与刘文彩有关的筑路史料。
“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之说，也是不正确的。据《大邑县志》，至晚在1934年，成都到大邑已有省道，大邑县城到安仁镇已有县道。1932年3月，刘文辉曾开车回安仁镇省亲，“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
图：刘文彩庄园的地契
(
3)
公益协进社
刘文彩确实创办了“公益协进社”。但该机构能不能算作“民间自治组织”，是很可疑的。
虽然字面上带有“公益”二字，但“公益协进社”实际上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呢？
学者王方对“公益协进社”有较深入的研究。兹引其结论如下：
“公益协进社是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创办的袍哥团体。……安仁镇是刘氏家族的故乡，也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后花园，为了稳住后院，五哥刘文彩在此坐镇把守。为了巩固刘文辉在故乡的地位，呼应其在西康的领导地位，刘文辉授意其五哥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组织袍哥团体‘公益协进社’。……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