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弑父情结到返祖情结，这背后是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以1949年为中轴，称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就是晚清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人，“十七”年一代人，“文革”一代人，后“文革”一代人。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陷在某种“三位一体”的茧房里，信息的茧房、知识的茧房和立场的茧房。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许纪霖教授最近很忙碌。在自媒体公众号“许纪霖之窗”，他评论电影《好东西》，把与他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大段留言放出来；他评论胖东来、吴柳芳、爆火的脱口秀，向辞世的琼瑶表达敬意。
琼瑶达观面对生死，让许纪霖想到庄子，“生生死死，如同这个树叶，自然的轮回，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
他还回忆起十几年前的一个学生。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名叫张刚，不幸患上了骨癌，被医生告知生命所剩无几时，老师和同学都很着急，张刚却十分达观，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走了，请不要为我悲哀，我会化作一颗星星在天上看着你们……”
“代际”，是许纪霖理解这个时代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把钥匙。1982年，许纪霖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他尝试用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那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叩访他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
许纪霖援引鲁迅的说法，“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目前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
1990年代，许纪霖的文章《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当他更仔细地辨析一百多年来知识界的载浮载沉，他决定修整自己的逻辑，以及稍显粗糙的六代人划分，这种辨析的成果，凝结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
在许纪霖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
他潜入百余年前的历史横截面，提出了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而普遍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曾是五四后期青年人的普遍精神症候。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何来革命？”成为他理解数代人兴替、交错的一条隐线。
从政治光谱的角度，知识分子分为左右；从阶层流动的角度，分为上下；在这本新书里，“前后”成为新的关键词，由此，许纪霖希望构建一个六面体式的观察视角。
他也随时警醒自己的代际位置。2024年12月，在广州的一次分享活动上，许纪霖解嘲道：“我这代人不能太说教，否则就有爹味了。”
但他始终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仿佛同时拥有一台历史深水区的潜望镜和一个当下文化现象的放大镜。
1978年，我（大学）刚入学第一学期，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滔滔不绝讲历史，结果下面有一个同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老师推开。
他说，老师，你讲得不对，然后滔滔不绝开始讲自己的观点，老师很尴尬，我都看呆了。这种风气，现在不太可能在大学出现。但当时刚刚经历过“文革”，这个同学是红卫兵一代，就是敢想敢做、敢“造反”、敢革命，自我表现的欲望特别强。
没有师道尊严，一听老师讲话，就开始要和他辩论，这是特殊年代留下来的一个印记。
当时我们对父辈这一代人有点看不起，他们是1949年到1966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叫“十七年”一代都在“运动”，知识这方面比较薄。每代人都有一种俄狄浦斯的弑父情结，因为父亲是权威的一代，父权并不仅仅是父亲，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秩序和规范。
年青一代要创新，创造出新的规范、秩序。相关联的有另外一个情结，我把它称为返祖情结，就是返回到祖父一代。
祖父一代是什么？再回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故事。那个时候学校一看压不住我们，上一届是工农兵学生都是听话的，我们这一代是天之骄子，高考进来的，很多人都是老三届，所以就让这些老教授出来。
这些老教授是民国过来的，1949年以前就受了大学教育，很多是有洋墨水的，当然学问很大了是吧？祖父一代人出来上课把我们镇住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华东师范大学“宝贝”也蛮多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没资格，轮不上他们上课，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可以发挥余热了，那个时候都七老八十了。
我就讲其中一个例子。有一位徐怀启老先生，老先生不得了，哈佛大学神学博士回来，圣约翰大学教授，后来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史的。老先生徐徐道来，然后在黑板上经常写出一串我们根本不认识的拉丁文，我们就“不明觉厉”，好崇拜。
从
弑父情结到返祖情结，这背后是三代人的故事，我就注意到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
1980年代，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启蒙者。我们在1980年代受李泽厚的影响，就好像我在书里写的，晚清一代、五四一代都受梁任公的影响。
李泽厚虽然是“十七年”一代的老大学生，但他就像王蒙一样，能超越那一代人。父亲这代人中，能够带领和影响我们这代人的很少，他是其中一个。
鲁迅先生生前曾想写一部小说，从他的老师章太炎，到他自己，再到他的学生，三代人的故事。李泽厚也说过想做代际的研究。
1980年代开始，我做知识分子研究，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叫“心态史”。我是一个不愿重复自己的人，老从文化心理结构做，做不出新意了，到1990年代中期，就有了一个计划，把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
以1949年为中轴，我把它称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就是晚清一代，康有为、梁启超；五四一代，鲁迅、陈独秀、胡适；后五四一代，就是五四一代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大家，像潘光旦、费孝通、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这代人。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人，“十七”年一代人，“文革”一代人，后“文革”一代人。
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一年多以后，觉得“心态史”还是比较浅，思想史更深入，所以我就恶补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受到了张灏先生的影响。我就把这个六代人的框架给放下了。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到了2014、2015年，我的思想史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之后，我想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又想起这个废弃了的计划。但这个时候我的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的设计太完整了。
最好的研究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又逻辑清晰。但是很难，因为历史很复杂，所以过于清晰的逻辑有时候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六代人这个框架太清晰、太完整了，所以它又失去了真实的、深刻的一面，你不能因为它的逻辑的清晰而伤害了历史的真实和分析的深刻。
所以我在重新考虑的时候，就觉得不要拘泥，要按照历史自身的脉络来。加上近年来我很关心当代青年文化的问题，到了90后、00后出来以后，我发现把60后、70后作为“后文革”一代并不准确。
90后、00后是新人类，70后、80后是过渡一代，50后、60后是老一代。我的新书《前浪后浪》里谈到的1949年以前，也没有拘泥于所谓晚清、五四、后五四。这个概念太粗了，因为同一代人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的年龄层里也有它的分化。
所以这本书里，我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脉络来理解的：晚清致力于中国变革的有三代人，第一代洋务，我称为官僚士大夫，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是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
然后到了戊戌变法，就崛起了康梁，他们考了举人，但还没当官，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形成了世代交替，争夺话语权，文人士大夫虽然获得了话语权的成功，但是缺乏政治经验，最后败给了官僚士大夫和保守派；
到了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扼杀，因为唐才常之死，原本一批致力于改良的保皇派就转向了体制外的革命派，他们对体制的失望，不是对保守派的失望，而是对张之洞这样的开明派的绝望。
官僚士大夫在体制内，文人士大夫在体制的边缘，革命派在体制之外，这就形成了晚清的三代人。
这三代人不一定是从生理年龄来说的，更多的是心理。跟我做思想史和心态史的研究都不一样，我把它称为精神史。
这三代人的代际区别，是精神世界的区别。
到了五四，新的一代人崛起了，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他们，可以称为文人知识分子，和康梁这代文人士大夫有知识上的区别，士大夫以旧学为主，知识分子以新学为主，但是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是陈独秀这些人，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革命党人的传统，把革命党人那种浪漫的、激情的气质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了。
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五四时期也在搞启蒙，结果两代启蒙者也发生了一个争夺话语权的第二次世代交替。我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历史场景，而不是过去的三代的僵硬结构来描述历史。
同样是五四，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实际上五四还同时存在两拨人，我用了比较讨巧的概念，可以通俗理解的概念，一个是旧派中的新派，另一个是新派中的旧派。
旧派中的新派，就是原来的文人士大夫，在五四时期继续活跃的，典型的就是梁启超和杜亚泉；新派中的旧派，最典范的就是以陈寅恪为精神领袖的学衡派，他在哈佛接受了最顶尖的西学教育，但内心的精神情怀是古典的。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迭代现象和分化现象同时存在。同代人分化以后，才为下一代的迭代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一种空间。
陈独秀把《新青年》从北京带到上海，留在北京的人要自己办杂志，《现代评论》和《语丝》就成了《新青年》启蒙的继承者，问题是这两拨人的文化惯习不一样，然后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现代评论》派大多是英美留学的海归，《语丝》派是名士，但鲁迅和周作人虽然有相通的名士派头，又有差异，鲁迅有一种嵇康式的战士的气质，周作人则像阮籍。到了1925年大革命的背景下，迭代又出现了，高长虹和《创造社》的人，也有了弑父情结，反对鲁迅这样的精神导师，甚至提倡新流氓主义了。
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人，我们不说政治立场，说文化惯习，它的代际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这背后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和今天一样，五年十年就是一代人。今天我接触的一些1990年代初出生的90后，会觉得95后他们看不懂。当然，个性不一定完全可以用代际来定位它，但是当你分析一群年龄相仿的人的时候，再和另外的年龄断层的人来比较，会发现文化惯习的群体特征明显是有差异的。
事实上，对历史的观察有多种视角，没有一种视角是终极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认为）这种视角是最全面、最准确、最完整地揭示本质的，这是一种幻象。
所以我通常说，
历史研究就是瞎子摸象，每一个人因为你不是上帝视角，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每一个肉身、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专业都是有限制的，都是瞎子，你只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千万不要自称自己这个角度是最好的
。
我这本书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在时间的流逝，前浪后浪的交替当中，来理解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排斥其他视角的重要性，甚至有时候要结合其他的视角，才能理解那一代人。
其中我还提到了这个空间的视角，涉及北京上海的双城记，还提到了都市青年和小镇青年。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研究，因为过去做五四的研究只注意《新青年》在都市的反响，因为资料都集中在像北京、上海或者几个大的省会城市，但这些年历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地方史（研究）趋势起来以后，开始注意到一些地方人物，山西的刘大鹏日记，东北的金毓黻日记，这些都是地方人物，他们对那个时代怎么反应呢？
刘大鹏日记（左）与金毓黻日记（右）书影。资料图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也借鉴了别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发现地方上对五四的反应与我们过去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新青年》主要的影响是在大都市，而一些小地方的人，当梁启超、杜亚泉这代人已经被都市青年唾弃的时候，“小镇青年”没法区别《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学灯》和《解放与改造》有什么区别。
他们为了考大学，要学习新知，杂志是提供新知的，一概拿来主义，他们搞不清楚这些刊物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都是同等看待。
特别是“小镇青年”还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环境里，对《新青年》这种新潮的、过于激烈地反传统是不理解的，这跟他们的生活感受不一样。
